刘国柱:从第四点到和平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理论与实践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0 次 更新时间:2016-03-05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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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 (进入专栏)  


【提要】肯尼迪政府组建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所谓“中等人力资源”,进行技术援助,实际上是对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工作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为深层的考虑,则是广大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即这些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和平队的工作,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第四点  和平队  肯尼迪  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


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在经历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后,逐渐走向成熟,内容也日趋丰富。到肯尼迪政府建立时,美国不仅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理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更加具有针对性。肯尼迪政府建立的和平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一、战后以第四点计划为核心的对外援助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就已经在拉丁美洲进行系统的技术援助。1942年,罗斯福总统批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建议,成立了“美洲事务研究所”,实施援助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计划。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即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抵御纳粹德国对拉丁美洲的渗透。其中效果较为明显的援助项目是“合作服务”,即由美国政府与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共同提供资金和人员,执行特定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农业领域。援助人员通常由美国技术专家组成,他们一方面要在上述领域直接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当地人民提供切实的帮助;另一方面,美国专家还要负责为当地培养技术人员,一旦当地技术人员能够承担起美国专家的工作,这一项目即告完成。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这些项目被称为“领航项目”。〔1〕(p.357)到1948年,美国为拉丁美洲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但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是以重建西欧经济为核心,并不涉及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宣誓就任第二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点主要的行动原则:继续给予联合国以坚定的支持;继续支持世界经济复兴计划;“加强爱好自由的国家抵御侵略的力量”;前三点并无新意,关键是第四点,即“我们必须实行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以便使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利益用于不发达地区的进步和成长”。这就是杜鲁门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

在随后阐述第四点计划时,杜鲁门强调了美国这一行为的利他性及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区别,他说:“老牌帝国主义在海外的惟利是图在我们的计划里没有位置。”杜鲁门许诺:在美国“工商企业、私人资本、农业和劳务的共同帮助下,这项计划一定能大量增加其他国家的工业能力,并将充分提高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准”。[①]然而,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产物,第四点计划同样是出于对苏联冷战的考虑,因为在美国看来,贫穷和落后是共产主义革命得以滋生的土壤。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道破了第四点计划的实质,他说:“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2〕(pp.282-283)可以说,这是美国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避免共产主义革命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莱所分析的,“杜鲁门宁愿花几百万美元来防止人们变成共产党人,而不是等他们变成共产党人之后再花几亿美元去消灭他们”。〔3〕(p.804)

1950年6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助不发达国家法案”。按照这一法案,国会首次拨款3,500万美元,随后几年逐年增加,但年度拨款从未超过1.5亿美元。为实施第四点计划,美国专门成立了以俄克拉荷马州农机学院院长亨利·贝奈特为署长的“技术合作署”(Technic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TCA)。“技术合作署”所面对的主要是非洲已经独立的国家、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一些国家,进行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农业开发和教育三大领域。到杜鲁门任职结束时,美国共向35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445名技术人员,并资助了34个国家的2,800名青年到美国进修,这些青年的使命就是学成回国后接替美国专家的工作。

第四点计划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援助有成功的范例,也有的效果一般甚至比较差。从美国自身的角度来看,第四点计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为赴海外招募到高水平的技术专家,这是第四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难以突破的瓶颈,因为那些私人企业里的技术专家,一般不愿为赴海外冒险放弃自己的高薪职位;而且,作为援外技术专家,其素质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在第四点计划所涉及领域里工作的专家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应该熟悉所在国家的语言,还要了解这些所在国家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他应该既是技术专家、又是语言学家、还是文化人类学家、外交家、教师。具备这样素质的美国人显然不可能大批进入薪水一般的援外行列。尽管“技术合作署”采取了与大学及私人机构合作等手段,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导致第四点计划不能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技术合作署”与其他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组织一起合并到承担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ICA)之中。

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外援助始终是围绕对苏冷战进行的,援助的方式和内容更多是集中在军事领域,即使是经济援助中,与军事有关的项目所占比例也非常高。尽管有像第四点计划这样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援助,但在整个美国对外援助中所占的比例如九牛之一毛。根据1963年美国政府一特别委员会对美国对外援助审查所提供的数字,“在马歇尔计划之后的援外支出(总数为五百亿美元)中,四百五十亿美元或者说90%是‘军事’援助。其中三百亿美元是直接用来支付军事装备的。

‘在余下的二百亿美元中(原文如此,估计是笔误——引着注),大约85%也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因为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补助铁幕边缘地区国家的财政预算,它们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规模远远超过了它们本身的力量。朝鲜、台湾、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例子。余下的五十亿美元中三十五亿美元是用于经济发展贷款。其余十五亿美元,占所有外援资金总数的0.5%左右,用于训练、卫生、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技术援助”。〔4〕(p.191)即使是用于经济技术援助的那部分资金,也只是集中拨付给少数一些美国的铁杆盟友,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几乎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而美国对那些铁杆盟友进行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除了与军事有关的,又主要是投资建设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的工程如高速公路、拦河大坝等,而很少考虑当地人们的切实需要。因而,对外援助的效果很差。

二、美国政界(包括政论界)对美国对外援助的反思

50年代末,一些有头脑的美国人开始反思美国的对外援助成效,并对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项目提出质疑。1958年6月20日,参议员富布赖特公开表态反对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他严厉地指出,“今后50年中”,世界上的流血战争大部分“都将同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有关”。他要求美国将对外援助的重点从军事转向经济方面。〔4〕(p.173)

而长期驻点东南亚国家的记者、《丑陋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赖德勒等人,对美国的对外援助有着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分析。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中,赖德勒指出:美国“数以十亿计的美元都用在了错误的援助项目上,同时又忽视了那些花钱少、收益大的项目……我们花钱在亚洲国家的丛林中修筑大型公路,而那些地方除了自行车和步行者外并不需要运输。我们投资修建拦河大坝,可当地的燃眉之急却是缺少手提式水泵。我们提供了成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但这些东西既没能替我们赢得一场战争,也没能帮助亚洲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该书作者认为美国应该提供亚洲各国最急需的项目如改进鸡和猪的饲养方法、商业捕鱼知识、种子改良、小型造纸厂及其它小型工业。“这些项目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花钱、多交友,而且也是亚洲工业化和经济独立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让它们付诸实现,共产主义才会失去它的号召力”。〔5〕(p.272)书中提到的发展中国家亟需的援助项目,与后来和平队的目标正好相符,即以技术人才援助代替单纯的金钱援助。

率先提出建立“第四点和平队”的美国众议员亨利·罗兹,也是在东南亚某国考察了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后才产生了向海外派遣志愿技术人员的想法。罗兹与其他几名美国国会议员先是由主人陪同参观了美国出资3,000万美元建造的一条高速公路,在这条现代化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高速公路上,罗兹等人的汽车飞快地行驶着,一路没有遇到一辆汽车。而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他们看到4名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国青年志愿者,正在一所破旧的学校里教授当地孩子学习英语。孩子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学习效果也相当好。而这4名美国青年也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和极大的尊重。正是高速公路和乡村学校巨大的反差大大刺激了罗斯:一个花费了美国纳税人巨额资金,但却是闲置在那里,除了外观漂亮外,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那4名美国青年志愿者,基本上没有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却为美国赢得了极佳的声誉。这两者的对照促使罗兹反思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他承认,“一个遥远峡谷里的小镇给了我答案”。〔6〕(p.11)罗兹回国后提出的“第四点和平队”方案,就是要从局部改变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增加那些少花钱、多办事的援助项目。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肯尼迪也十分关注美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当然,他的视角也不可能脱离冷战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这些国家必然将求助于共产主义国家,因而,美国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要成为 “确保美国影响和控制世界的一种手段,支持众多的将要崩溃或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7〕(p.8)但在肯尼迪看来,“进入60年代后,现存的对外援助计划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既不适合我们的需要,也不适合不发达世界的需要”。〔8〕(p.569)因为“我们目前的对外援助计划……被从属于狭隘的、权宜的和暂时的目标,金钱全花在军事援助项目上,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费用,却浪费在很多无关的项目上”,因而,“下一届总统将不得不设计一个全新的对外援助计划”。〔7〕(p.24)肯尼迪认为,技术指导和教育项目应该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先锋,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技术工人,美国的援助不应集中在大规模的、标志性工程上,而是农村和农场;援助的内容也不应仅仅局限在资金和设备方面,更应注重人力资源方面的援助。正如肯尼迪在谈到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时所讲的,“就目前说,还不能发展大型工业。这些国家大部分仍然是原始经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现在都极端缺乏。我们的援助在目前应当集中在乡村和农庄……而不要在那里为美国机器制造业建立大规模的不朽业绩”。〔9〕(p.128)

正因为如此,肯尼迪对《丑陋的美国人》一书情有独钟,不仅自己阅读多遍,而且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每一个同事都赠送了这本书。他在参议院论证和平队构想时也强调:“整个美国没有足够的金钱用以减轻不发达世界的痛苦……但我们有足够的富于知识的人民,他们知道如何帮助那些国家自我救助。所以我提议由有才干的年轻人组成的和平队——通过严格条件被证明十分合格的、受过良好的语言训练、有出色的技能、知道应该懂得的风俗习惯——他们愿意并能够以这种方式为他们的祖国服务三年……去弥补我们在这类地区并不充分的努力”。〔7〕(p.15)

此外,肯尼迪还希望打破传统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援助模式。肯尼迪注意到,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外援助抱怨最多的就是我们“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美国的对外援助很少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民,美国的外交官和专家也很少接触基层民众,一些政论家甚至预言,“在最终的争取人心和人的感情的竞争中,我们正在失败”。〔10〕(p.55)在他看来,理想的援助方式应是公众与公众之间(people to people),而不应局限于政府之间,政府是不断变动的,而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印象是长存的。这也正是日后和平队所有项目的精髓所在,即将关注的焦点由政府转向民间,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和平队也是美国公众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和平队的构想重视对外援助过程和效果中人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公民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美国公民对第三世界国家普通公民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重大转变。在美国颇有声望的小提琴家和外交家帕巴拉·卡萨斯在谈到和平队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同时又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我们已经从巨大的、可怕的和致人不和睦的机器暴君那里走了出来,回归到这样一种认识——起点和终点都是人——重要的是人而不是机器,能够指望发展的是人,并不仅仅是金钱和工厂。总之,我们所有努力的目标是人。”[②]

三、和平队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美国以和平队这样的模式,以志愿者的方式,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中等人力资源”的援助,还有一个重大的考虑,即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引导到美国希望看到的道路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和平队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避免这些新兴的国家选择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早在50年代,一些大学和基金会就开始对美国的对外援助方式和援助目的提出新的思路,它们认为,必须从更广泛的制度和文化渊源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的现代化,仅仅靠资金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国对外援助的真正作用既不在于军事援助,也不在于经济援助,而在于有组织地促进这些国家的开发。从新的角度探讨美国援外战略的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波士顿查尔斯河两岸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因而这一批学者被称为查尔斯河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沃尔特·罗斯托、马克斯·米利肯、约翰·加尔布雷斯、林肯·戈登等。代表性的著作有米利肯和罗斯托1957年出版的《一项建议——更有效的对外政策的关键》、以及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查尔斯河学派的经济学家普遍比较重视不发达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尚处于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和发动阶段,而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然而,“我们目前处于高额消费时代人的命运,将主要地由远方的国家的创造前提条件和发动的过程的性质来决定。……要想了解世界上这些决定性地区的发展过程能够和应该起什么有益的作用,就需要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11〕(p.187)

在查尔斯河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不发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或者“以洛克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根据来进行革命”,或者选择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显然,美国不希望不发达国家选择后者,正如罗斯托所强调的,“我们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人……必须表明,不发达国家——现在是共产党希望的主要集中点——能够在民主世界范围内,顺利地通过创造前提阶段进入巩固的发动阶段,并且不受共产主义的讨好和利诱。我认为在西方的日程上这是最重要的一页。”〔11〕(p.152)

然而,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基础薄弱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苏联在工业和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许多新近独立的国家并不像美国想像的那样选择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非洲的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这些国家以苏联或中国作为发展的榜样,建立了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接受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国家发展问题上更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查尔斯河学派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病症”,但并不敢掉以轻心,而是将其视为“我们时代的主要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要我们同处于创造前提阶段和发动阶段初期的地区的人民和非共产党政客一起,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在使进步和民主有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支持他们进入持续的增长”。〔11〕(p.185)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和非洲事务小组的主席,肯尼迪一直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他将不发达国家要求发展和进步的强烈愿望看作是对美国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不是维持而是扩大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文明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是性质相同的挑战。为了维持,我们就必须扩大。而且,西方从科学、技术和教育所获得利益不能扩大到全世界去,我们要想维持我们的地位,就会非常困难,因为力量对比正在转移中,转移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的手中,这些人要分享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当然属于他们的一切事物。例如,十年之内,单单非洲国家就可以控制联合国全部票数的百分之二十五”。〔9〕(p.131)但是,现状却是让肯尼迪忧心忡忡,因为“所有这些地区的学生正在涌向莫斯科大学和其他俄国最好的学校。我们很难期望他们回国后会献身于宣传西方的理想。而且,如果俄国科学能发明并向外介绍关于灌溉沙漠、勘探海底、利用热带丛林地区的河流、改变气候或扑灭数千年来折磨这些地区人民的瘟疫的新方法,它便可以获得甚至更为惊人的成就”。〔9〕(pp.109-110)

肯尼迪也将美国的对外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援外计划的基本任务不是消极地对共产主义作战;其基本任务是帮助完成一个历史业绩,来证明在二十世纪一如在十九世纪——在南半球一如在北半球——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得到共同发展的”。〔4〕(pp.190-191)但是,肯尼迪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而且,“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一直没有给贫穷国家带来什么新的希望”,然而,“苏联,尤其是中国,却已经吸引了不发达世界的注意力,使他们看到了消灭这个差距的另一条道路,而且似乎是更近的一条道路”。〔9〕(pp.47-48)因而,肯尼迪在多种场合,包括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多次强调,美国应该支持印度等民主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他担心,如果拥有发展占中国家人口35%的印度在同中国的经济竞赛中失败了,权力的天平将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美国能够承受去做那些事情……却不能承受不去做那些事情。……我确信,我们起码应该那样做,因为在下一个十年,世界权利的天平将从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向我们或共产主义方向倾斜。除非我们确认不仅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站在一起,而且同反对贫困和饥馑的斗争站在一起,那些人民将转向共产主义并将其作为榜样”。[③]在向美国国会递交的成立和平队的特别咨文中,肯尼迪同样强调:“在整个世界,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在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而斗争,这反映了他们最深切的愿望。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我们的自由、以及整个世界未来的自由,取决于他们建设一个不断发展和独立的国家的能力。” 〔12〕(p.401)

和平队的直接实施者施莱弗对美国对外援助的这一作用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掀起一场社会正义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无知、贫困、疾病及各种压迫的战争,正在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变革要求采取切实的行动以解决古老的问题。

共产党正在提供极权主义的解决方式,我们必须展示——并帮助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展示——民主方式是最终的和最成功的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 [④]

查尔斯河学派认为,避免不发达国家倒向共产主义,并引导它们走美国希望看到的现代化道路。美国就要调整美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和目的,由过去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主调整为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开发,使不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并逐步摆脱外部援助,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为此,不仅要考虑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如工业化、农业方法、能源、国内市场等,还应注意不发达国家的结构改革、土地改革和公营、私营企业的作用甚至社会和文化调整。强调对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并不是要使对外援助脱离美国的政治利益,它的着眼点是美国更为长远的利益而非眼前利益。其战略目标是:“通过增强受援国的独立地位,使其不断地致力于国内事务,更加民主化以及长期同西方联合。”〔13〕(p.467)

在查尔斯河学派看来,不发达国家在目前的开发过程中,最亟需的是技术人才,这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直接提供技术人才支持,二是从教育这一环节入手,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人才。

曾经受肯尼迪委托对和平队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马克斯·米利肯认为,“很多致力于积极计划使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在超过二十甚至三十年的时间里将面临缺乏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才的情况……如果他们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当数量的人才,就可以至少部分弥补利用技术的鸿沟,并加速对他们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由于这种做法是对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的一种贡献,所以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这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场”。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美国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越过国家开发的“瓶颈”,使这些国家逐步接近“起飞”的阶段。“如果和平队能够缩短传统社会的侵蚀造成的不稳定时期,它将有助于遏制共产主义颠覆的机会。”米利肯强调,“青年队的基本目标就是在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14〕(pp115-116.)

肯尼迪对查尔斯河学派的这一理论印象很深,他在总统竞选中多次向美国青年呼吁,希望他们能够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援,1960年10月5日,他在向国家新选民发表的公开信中呼吁成立“青年和平队”,到不发达世界的新边疆——这也是人类真实的新边疆,去帮助建造水坝和灌溉系统、从事学校教育、在公共卫生系统工作、帮助当地人进行自助。1961年3月1日,在向国会递交的成立和平队的特别咨文中,肯尼迪也强调成立和平队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外国满足对熟练的人力资源的需求”。〔12〕(p.401)

无论是查尔斯河学派还是肯尼迪本人,在重新设计美国对外援助时的出发点首先是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如肯尼迪的国务卿腊斯克所阐述的,“我们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有助于创造新的市场,但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构建一种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希望生活的世界”。〔15〕(p.993)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也认为,美国对新独立的国家所提供的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所谓的“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源”的帮助,绝不仅仅是出自对落后国家关心的人道主义,而是“一件从根本上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这些国家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是别的极权主义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16〕(pp.147-148)

对于和平队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地位和要发挥的作用,和平队的第一任队长施莱弗毫不避讳。他说,对于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应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美国不仅是要支持这些国家,还要保证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如果这些国家能够顺利地演变为健康的民主社会,就不会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和平队志愿者正是致力于这一“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如果我们同那些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同那些人中有效的改革力量一起工作,如果那些国家加入到世界充满希望的一方,那么,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未来、整个世界追求和平的前景将会一片变得光明”〔17〕(p.26)

和平队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更加成熟,而且,也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增加了新的内涵,使美国对外援助更加富于针对性。

参考文献:

1、Bradford Westfield, The Instruments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M】, 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mpany,1963.

2、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M】,第2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

3、Thomas A.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M】,New York: Meridith Publishing Company,1964.

4、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M】,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赖德勒等:《丑陋的美国人》【M】,朱安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6、Maurice L.Albertson, New Frontiers For American Youth: Perspective on the Peace corps【M】,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7、Gerald T.Rice, The Bold Experiment: JFK’s Peace Corps 【M】,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8、Jacob Viner,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Frontier,” Foreign Affairs【J】,July1961.

9、John F.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M】,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1960.

10、Roy Hoopes,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M】, New York: The Dial Pressm, INC.,1968.

11、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2、John F. Kennedy,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Peace Corps, March1,1961,”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20,1961.

13、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M】,仲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14、Michael E.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M】, 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5、Dean Rusk,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itize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30,1963.

16、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M】,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7、Sargent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M】,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

注释:

[①] “Truman's 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 1949,” availabl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50yr_archive/inagural20jan1949.htm

[②] Sargent Shriver, “The Peace Corps’ First Two Yea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以下简称JFKL),Box86.

[③] “Vice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and Senator John F. Kennedy Second Joint Radio-Television Broadcast,”available at http://www.jfklibrary.org/60-2nd.htm

[④] “Statement of Robert Sargent Shriver, in Chicago Illinois, May17,1961,” JFKL, Box85.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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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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