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社会信用:人性假设与制度安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6-03-04 09: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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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内容提要】 信用是社会存在的根基,它源于人类自身不能单独抵御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信用通常以社会交换的形式加以体现,交换则建立于信息获取之上,而支撑信息真假的则是道德和伦理,后者成为社会的底线。社会底线通常由人性的假设把守着,不同的人性假设引导着不同制度设计的方向。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人性假设是救赎式的,中国社会的人性假设是在人心内部寻求善或恶。相应的,西方制度设计有宗教式的考验意味,而中国制度设计既唱高调,又实际提防,最终把其控制落实到了惩恶优待的机制上。所有这些均可以通过日常所见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来。总之,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假设问题是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源。

   【关 键 词】社会信用/人性假设/制度设计/救赎/防范

  

   一、引言

   社会信用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由于它在社会构成上具有根基性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方面:政治、经济、法律、信仰、教育、制度、生产、消费、名声及日常互动等等,都建立于此基础之上。关于这些领域,目前已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但就其根基性自身而言,学术界少有涉猎。可能原因出在它们会牵扯出人性假设的问题,而人性的假设是无解的。笔者以为,目前有关信用的文化假设讨论可以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人性层面;第二是社会层面;第三是价值层面。这三个层面所面对的不是什么样的社会事实反映什么样的人性,诸如某一特定时期发生的社会真善美或假丑恶现象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性,因为这种回推方式一会儿让人们感到人性的光辉,一会儿感到人性的丑恶,以至于人性始终被定义成“一半天使,一半恶魔”。本文试图讨论不同文化所假定的人性会引发什么样的制度化特征。

   关于社会事实层面的探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资料的描述和分析来获得局部的或整体的认识;可是人性被假定成什么样子,则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文化的预设考察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如何构建社会,即一系列制度为什么这样设立而不那样设立。表面上看,设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同一个社会的环境、运行及面对的现实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形成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建立的体制也不一样;儒家思想和共和思想构筑的社会蓝图更为大相径庭等等,但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形态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重要而潜在的方面,即某一特定社会成员对人性的集体想象和推论。比如当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家乡共同体时,这种文化假定的社会信用是“自在的”;而当人们不再在家乡共同体生活时,这个假定就消失了,它促使社会成员要做出新的假定。假如人们假定社会信用是自在性的,那么该社会一旦出现了不守信用的情况,则可以通过道德舆论控制使信用危机得到修复;而一旦自在性的特征没有了,那么再借助于道德舆论来维持信用,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于是,新的信用形式就可能发生,比如契约、监管、法制等。这些问题就是笔者所谓的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假定。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笔者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①至于价值层面的讨论,中西方学者亦有不少论述。②相对而言,最缺乏的研究就是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及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遗留的一种传统,即人性的假定与制度安排之关系。

   作为一种学术传统,人性方面的探讨似乎不是倾向从外部寻求人类行为特征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特长,它更多的来自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的探讨。而直接将人性假设同制度联系起来的学科,主要是管理学。其实,管理学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架构,基本上又得益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管理学本身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被管理学之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等古典管理理论学者接纳和转化后,便产生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任务管理、奖惩制度、监督制度等;社会心理学家梅奥(G. E. Myao)因为在霍桑实验中提出了“社会人”的假定,开创了管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导致管理学对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人际沟通等的重视;而在心理学中,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领军人物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在其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里把“自我实现的人”当作人的最高需要,促使管理学家把它作为一种人性假设,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管理模式。经济人与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定所带来的管理模式,被麦克雷格(Douglas M. McGregor)分别概括为X理论和Y理论。③随着美国管理学家对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他们接着又提出了Z理论,以表明管理模式背后人性多元化之可能。④在人性假设的一再变化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性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见,只要我们想对制度进行安排,总要涉及人性假设的问题。

   以往学者对此多有疏忽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制度安排是依照社会或组织的特定目标、任务、效率、激励及分配等之需要来设定的。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认清人性假定,有些制度的设置则是无效的。比如一个领导者采取弹性坐班制需要假定其企业员工具有成就动机。如果该制度实施的效果不明显,则说明该领导假定上有偏差;一个更为通俗的例子是,一个母亲每天晚上坐在她孩子边上监督他做功课,是建立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缺少学习自觉性的假定,尽管她自己对此浑然不知,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做而已。总之,笔者倾向认为,很多制度问题被停留在事实层面上来寻找求解决方案,是社会得不到治理和改进的深层次原因,也是目前许多社会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

   二、人类社会关于“信”的基本假定

   为了比较完整地讨论这个问题,下面笔者先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一下为什么人类生活需要信任和信用,然后再牵连出人性假设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先来做这样一个设想:假如一个体是“全知全能”的,他的生活是否需要信任呢?答案应该是“完全不需要”,因为该个体具有了自己获得一切信息和完成一切任务之可能;反之,假如一个体是“无知无能”的,比如婴幼儿或病人、残疾人等,他是否需要信任呢?答案是“绝对需要”,因为片刻之间的无人相助,都将导致他无法生存。比较这两个极端,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或者一个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从绝对需要到尽可能不需要的过程;这是文化习得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所在。进而在任何社会,提升知识和技能一直是文化对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要求。当然,目前人类在自我知识和技能的增进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即使如此,只要人类还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就会有对英雄、神话或上帝的敬仰或崇拜。在世界很多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话或者宗教。还有的社会流传着一些有关巫师的民间故事,内容涉及巫师答应满足人的三个愿望。只是人类太贪婪,导致他们的愿望要么最终被剥夺,要么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最终回归到以往无助的生活状态中去。这些故事对人的教化意义是,人要知足、要守信用或者对神要虔诚。

   英雄、神仙、上帝及巫师等之伟大使得他们同人类有了差距。这个差距令人类自己不选择过独来独往的生活,而必须采用集体的力量,以抵御自然或异族之侵袭以及内部的冲突。从生物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群体成员能够彼此依靠,首先是依赖信息的交流与货物的共享实现的(动物学家观察到鸟类有序地排列成一定方阵飞翔或者蚂蚁可以职责分明地分工协作,主要是因为信息传递引起的,这对机器人的开发启发了新的思路)。在社会学中,人类所构成的协作关系可以统称为“社会交换”。依照社会资源理论,人们互相交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大体而言可以有货物、信息、金钱、服务、地位和情感等六大类。⑤但无论哪一种交换都离不开以信任作为前提,因为任何一种不守信用的行为要么导致社会协作乃至群体自身的解体,要么只能靠更高成本的投入与伴随着潜在风险继续运行。就这两种可能性而言,由于社会交换的解体会将人们推到孤立无援之绝境,因此维持高成本尽管是迫不得已,却也成为必然。可是,为何人类社会的实际交换行为没有走到这一步呢?其原因在于处于交换中的两者关系不是封闭的。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一种交换关系的解体只能意味着人们可以去选择其他交换对象,比如中国奶粉出了问题导致许多中国母亲求助于进口奶粉,尽管价格高出许多。当然,在相对封闭的层面上看,整体性的信用缺失,的确会导致该社会要么解体,要么靠高成本来运行。在此问题上,西方学者更多的是考虑后者,所以他们认为处于社会交换中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理性(判断和选择)和道德(良心、诚信),而中国学者则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解体性的问题。

   对于解体性的思考需要进一步追问理性和道德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一个人拥有理性首先是由于信息的获取。假如社会中流通的信息没有办法被确定为真,那么理性和选择判断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离。于是,理性是个体性的,而信息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流通信息的保真所要建立的道德不单是个人的品德,还有社会伦理的问题。于是道德或伦理被假定为社会的底线,最终涉及的是对人性的设定。⑥所谓设定的含义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来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还是错的,只看一个社会集体对它的接纳和认同的程度。由于不同的社会各有自己的文明源头,造成人性的假设也很纷繁复杂,甚至一个文明内部也可以为此发生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形成很多种学派。倘若回到民众的接纳和认同上来考察,笔者认为人性假设更多地是从文化层面(而非思想层面)上看到的。比如在西方社会,人性假定问题是被放到宗教信仰中来认识的。西方人将伦理道德底线交给宗教,体现了他们想在人与神之间建立一种推演关系。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的假设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当然因为佛教的进入也曾给中国人带来类似的观念,并对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本土思想家对道德的产生与坚守,来自于人与天之关系的类推。伴随着这一思考越来越倾向于“天人合一”,人性的假设最终落实到了人的内在性上,或者说,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思考是想找到人的内在超越性,即试图从人的天性上来论证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

   三、中国人的诚信预设

   现在笔者想具体探讨一下中国先哲是如何进行人性假定并引导中国文化走向的。中国的人性假设有儒家和道家之分。比较而言,道家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的返璞归真。老庄认为,所谓道德是人性恶的产物。这一思想首先来自于“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即所谓人之道最终不在于人自身,而在自然。自然是无所求、无所欲的。如果道法自然,那么人也跟着不应有所求。人类社会津津乐道于道德,其根源在于道的丧失。所以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38章)。道家的这一番推论,其实在思辨层面上体现了他们对人性与制度关系的根本性思考。只是这个思考太过消极,因为他们推论的方式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思考不但对于社会制度的建设毫无作用,反而希望人类退回到无知无欲,不争不夺的境地。遗憾的是,这一反向的推论无论正确与否,却改变不了人类的欲望、纷争乃至贪婪。所以道家学说最终会走到退隐方向上去,他们只关注一个人的定力、修炼以及达道。以至于不论老子对社会制度本身的批判有多么深刻,只要绝大多数人的这些欲望还在,道德和礼制就必须存在。后者成为儒家思考的重点。

在孔子看来,建立社会制度(礼制)是必须的。但礼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只规范人的行为,却制约不了人心,所以应当在礼制的背后增加一种心灵上的约束,这样人才可以发自内心地按照礼制的要求去做,而不是害怕惩罚,或者只为功利行事。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君子”。仁同礼对应,一内一外,表明制度和规范的背后应该有道德来支撑,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君子就是那些实行仁的人,或者是具有仁之品格的人。它同小人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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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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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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