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为什么表面追求大公无私,私底下却热爱厚黑学:中国人的公平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7 21: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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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公平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理想。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却不相同,也造成了社会建构及其运行模式上的差异。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思想史、伦理学、政治哲学、政治学当中,而在社会学方面,该学科非但没有讨论其价值内涵,反而更关注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并通过实证资料来获得其理论的支持。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促使公平观在社会进化意义上被赋予了一种进步的意味。也就是说,它通常被看作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即社会越进步就越应当体现公平和正义。由此作为一个坐标来反观中国社会的特征,诸如专制、王权、等级、特权、名分等。这些概念都在表明其公平的缺失。而我这篇论文想讨论的重点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有自己的公平观,其影响力不但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还始终居于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化以来的重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中国社会自身所追求的公平观导致的,只是过于集中于思想史方面的探讨将忽略其重大的社会意义。当然,所谓中国社会的公平观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古就有一套统一的公平观念体系,恰恰是不同流派的争论所带来的张力与融合,给中国社会的建构、运行方式及思维特征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近代以来,西方的公平正义观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但他们似乎更多地停留于中国社会的表层与制度的设计方面,而积淀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的,依然是自己的传统。

   由于以往有关“公”或“公平”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思想史、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与历史学本身,其目的只在于厘清中国历来关于“公”的言论和思想的演变,最多会触及到制度层面,所以本文试图探讨公平之观念与中国社会运行是什么关系,抑或中国社会运行是如何为自己寻求正当性的。为了使这种探讨能够顺利展开,我有必要对本文研究方式做一个说明与框定。

   第一,我认为任何思想家的言论都不能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假设来看待,而不过是一家之言,只是有的言论影响大,有的影响小罢了。因此,本文所谓的公平观不是探讨哪家哪派的观点,也不探讨各家之间的争论与矛盾,而是寻求一种张力性的或已磨合过的,对中国社会有长期影响的基本观念。而就这一基本观念,先秦至汉代的思想言论值得重视,后来的观点大体是对它们的注解、发展或反动。

   第二,传统中国人对公平观的认识不是通过体系与逻辑展开的,但本文在讨论中将用逻辑来整合它们。这就免不了一方面要放弃一些枝节上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细述一些内容,并伴有时间上的交错;有时,为了定义上的方便,我也会提出一些常识性的看法。这些看法不属于哪一家,哪一门,哪一派,或者说,不论是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还是民间的,我都在常识意义上将其归结为中国人的,属中国人的世俗哲学。这就意味着,前述的这些各家言论将被混合在一起看待,构成了中国人“大公平观”的整体框架,而这样处理的本身也符合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个传统,比如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与行为也体现为儒道佛合一。

   第三,任何历史上出现的思想和言论都会多少招致当时或后来者的争议或反对,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表明这种公平观不成立。就思想史内部而言,有些思想者对公平观提出过独到的见解或激烈的批判,但回到社会层面上则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思想只是思想,没有对中国社会运行起到作用的,本文忽略不计。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人的观念与中国社会结构之历史关系,是在思想、行动与逻辑之间寻求一种衔接点。它们的起点在远古,落脚在当代。我将证明,从历代帝王的建制到近代中国人走向共和、历经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至经济体制改革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受到了大公平观的重要影响。今天,有许多人喜谈中国社会之变,甚至巨变,认为它变得认不出来了。而我试图想表达的是中国不容易变,即使变,其脉络走向也很清晰。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我所谓的大公平观假设的提出是想寻求一种文化上的后设理论。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的设立需要有一套价值理念,而公平或正义是这套理念的核心内容。由此我进一步认为,社会构建也许不是像西方社会学家试图在逻辑上表达的那样,是从微观到宏观逐步建立起来的,而是一开始就在宏观上被假定的。

  

概念与逻辑的问题

  

   探讨“公平”这一概念,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有许多彼此密切相关的概念,比如正义、公正、自由、平等等,如果我们围绕这一系列概念里来考察公平的含义,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西方政治哲学史中去。显然,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另外,我在这一连串的概念中之所以选择“公平”作为讨论的重点,是因为我以为以“公平”来延伸相关概念,更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的脉络,这个脉络似乎同“平均”、“齐平”及“公有”概念的联系更大。比如《荀子。王制》里有“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管子。形势》有“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战国策。秦策一》有“法令至行,公平无私。”

   比较而言,今日所用的“正义”与“公正”更多地来自于英文justice 的翻译,大意相当于公道、公理、正当性及合法性等。其传统涉及西方文化的信仰与观念,可以追溯到几个不同的源头。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虽然几乎任何早期的重要思想流派都会触及到这一主题,但其中古希腊神话与哲学、基督教(希伯来传统)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哲学传统,包括自然法等思想多少成为今日正义观念的基础。而今日的西方正义理论也相当复杂,它包含着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与罗尔斯正义论等之间的争论。但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共同性,没有探讨的一致性方向和思路。那么,其总体性的共同点在哪里呢,我以为,这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在寻求人间正义的方式和方法。至于是通过宙斯及其女儿“众神之神”狄克的“公正审判”,还是通过全能全知的上帝的“王者正义”、“义人之义”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法律的保障,还是通过分配原则;是通过回归人的自然状态,还是通过所有权、财产权的确立;是通过自由、平等、博爱,还是通过社会制度的设立等等,那是各家各派的纠葛所在。总之,西方正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即所谓正义、公正、平等就是要通过一种理想方案来实现人世间的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正当而合理的生活。

   虽然中国同其他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与国家一样,也关注公正与平等问题,但因其同其他社会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尤其是文化历史上的差异,中国的相关议题有它自身的源头。中国人对公平观的概念性理解,首先应当从单字中来寻求原初的信息,即“公”、“平”、“正”、“义”、“均”、“齐”、“法”、“道”、“德”等,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比如“公平”、“公正”、“公道”、“平均”、“均平”、“公义”等,则可以延伸出更为丰富的甚至同现代性连接起来的意涵。对于这些字的解释,其实是相互性的,有的是在对立关系中得到理解的,有的则构成一种交错性的互释,也有的概念外延更大一点,可以包含若干其他的相关字的意思及思想。为了便于梳理和简化其中的复杂性,我打算就公平观中的“公”和“平”来展开讨论。

   要想弄清楚中国人的公平的观念,也许需要先理解“私”,因为众多的思想家都把“公”定义成“无私”,可见,中国人的“私”同“不公”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从文字的形成过程上来看,私字的最早写法是“厶”,而公字的构造上是在“厶”上加两笔。有学者从象形上解释厶是从侧面上看到的鼻子,而公是正面的脸。如果这个解释有道理,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公与正相联系,私与侧或偏相联系。公私作为一对概念虽然不能在甲骨文中看到其意,但配合使用至少在春秋战国以前就已经出现。比如《诗经。小雅。大田》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一直到今天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公私兼顾、假公济私等均为对立使用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这种对立关系的理解,而需要进一步讨论它们如何对立以及对立的关系是什么。对此,《韩非子。五蠹》中有句话显得十分重要,他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自环似乎来自甲骨文、金文的象形写法,又被解释成“自营”。而我理解的“自环”是给自己的领属划界,指个体划出的与自己相关的或自己拥有的那部分,比如家人、自己人,就是与自己有关的群体;私人财产就是与自家人有关的物品,比如院落或田地,可以用围墙或地标确立,即所谓私人宅第或私田。反之,如果不属于个人相关界定范围的,就是公。可见,中国人在定义公的时候是通过私的反面来加以认识的。它们的逻辑是A 与非A 的关系,而不是A 与B 的关系。其差异在于A 或B 均是可以确定的概念,而非A 是不确定的概念。不确定的概念往往没有自身独立性,它只能依附于确定性上加以理解。这将意味着,在中国,公的含义随着私走,泛指那些不归于私的部分,我称其为“无归属性”。

   相较于日本词语的“公”,它则符合逻辑中的B 的确定性,指首长代表的共同体,比如国家或天皇,进而使其“公”的意思指官属、官方。公的不确定很容易造成中国人对“公”的“共同性”或“共有性”的理解,其思维模式是“不属于哪个人的,便属于大家的”。《广韵。东韵》:“公,共也。”《汉书。毋将隆传》:“武库兵器,天下共用。”《后汉书。安帝纪》:“公田假于贫民。”等都有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贵公》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人的私并没有形成隐私权、所有权、产权这些概念,上述私有的界定或归属只是一种范围的划定、一种标志或象征。这点既可能导致私属范围随着境况的改变而扩张,也就是,有归属对无归属的占有,也容易导致以公的名义克扣、侵犯或没收个人财富(所谓“充公”)。可见,中国人的公私的对立是在动态或变化中的对立,而非在确定中的分立。通常,私有性的扩张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可以扩得很大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就会引起中国人对天下归属的设问,即“谁的天下”或者谁的“家天下”。这点是很可怕的,进而导致即使归属于官府,也需要争论是公还是私,由此而发生了超越于官府之上的更为宏大的崇公抑私或立公弃私的思想史,直到明代才出现了公开的反对派,为私的正当性正名。无论是儒家把公同“义”、“礼”或“德”联系起来,还是道家把公同“道”联系起来,抑或法家把公同“法”联系起来,都想表明,崇公是国泰民安的政治和心理基础,正所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吕氏春秋。贵公》)由于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在价值上的倡导,中国人习惯衡量和判断一个事件的价值标准就揣测其公心还是私心,朱子说:”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朱子语类》卷十三),由此在思维方式上造成”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是判断是非的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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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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