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夫 著 吴万伟 译
海德格尔在俄罗斯和伊朗等多样的社会中都有众多追随者。如果自由民主要惩罚其支持者，就必须与他的思想做斗争。
后冷战自由秩序上空飘荡着一个幽灵---激进的、精神抑郁的幽灵。这种对源自西方的自由派文化秩序、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普遍主义论述的不满或公然反对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下面这些人身上看出，如伊朗革命神学家、俄罗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家、白人至上主义者、身份认同论者、欧洲法西斯主义者、身份政治积极分子、和许多派别的反基础主义者知识分子。但是，在反自由主义大杂烩背后站着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人物中有一个活力四射的大明星，那就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自冷战结束后，一直存在着一个开放的问题，任何一种政治性组织原则能否成功地与以世俗国家、受到民主问责和法治约束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共识抗衡呢？到现在为止，无论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残余、专制资本主义、反动派法西斯主义还是伊斯兰神权统治都没有获得把军事力量和国内民众眼中的政治合法性成功结合起来的地位，更不要说赢得世人的同情了。但是，海德格尔的政治遗产---如果指的是他的怪异的和矛盾的影响力路径---指向了一种足以对自由民主产生威胁的结合体，它之所以必须严肃对待就是因为在国内外广泛而又明显的吸引力。
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既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成为自由派西方的政治上连贯的反对派，也没有把自己推荐给西方普遍主义的任何一种事实上的特殊主义反对派。在受到海德格尔思想启发的人看来，作为自由秩序根基的普遍主义主张过于稀薄、过于软弱、过于卑贱，根本无法为人类身份认同提供看得见的、有意义的资源。
这种暗示与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普遍看法有很大出入，他们认为他的主要兴趣是在非政治性的哲学主题如存在、现象学和哲学史方面。这种理解的不同版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影响力很大。这种观点源于他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描述，她将海德格尔刻画为遇到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就变成幼稚的乡巴佬。在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臭名昭著的合作问题上，这种描述能够发挥为其开脱的作用，或者被设计为发挥这种作用，即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通常不卷入政治的立场的反常例外而已。
但是，对海德格尔的这种安慰式呈现被证明无法解释持续令学界追随者惊讶不已的一系列“丑闻”，最新的丑闻是在黑色笔记中呈现的无可辩驳的反犹主义言论。经过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这些“丑闻”揭露了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是真诚的，知情的，而且与其著作中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
但是，学界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只是故事的一半。要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影响力，将其与马克思对比一下或许有些帮助。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同，海德格尔不是连贯的国际政治运动背后的思想领袖。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列宁，但是，像马克思一样，他也提供了对现代生活后期的不满和异化的全面分析，并充满希望地指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
马克思把不满的源头追溯到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内劳动的异化，海德格尔则求助于人类理性的本质。这是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焦虑、抑郁、无聊、恐怖的源头。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少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共同体生活形式---已经让我们看不到人类存在的真实意义的最深刻源头。这种观点把海德格尔置于从冯·赫尔德（Von Herder）到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到德意志民族其他浪漫主义者的氛围中，不过有个转折：海德格尔比前辈更抽象，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返回到中世纪的简朴性，用新词语的假面掩盖这种思想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使海德格尔的吸引力经过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少狭隘性、更少德意志色彩。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现有秩序的不满是替代性的、真实的共同存在的最宝贵线索。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现有秩序的不满是替代性的、真实的共同存在的最宝贵线索。至于这种真实存在可能采取的政治塑造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最终没有说清楚，因为他对纳粹的激进性欠缺感到失望。但是，这种空缺后来被后继者以多样的、令人警惕的方式填满了。自1960年代以来，自由派西方在左右两派和国内外的反对者都明确无误地使用海德格尔的著作表达其反对意见。今天，这种影响的两大受益者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即革命后的伊朗和共产主义垮台后的俄罗斯。
1979年革命之前和之后的伊朗若干著名思想家是依靠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成熟起来的，他们利用他对西方文明毒害性的分析和对立足未来的永远革命的渴望，这种革命将提取被历史踩在脚下的伊斯兰的辉煌过去。
兼收并蓄的社会学家和积极分子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首先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介绍给伊朗。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和让·保罗·萨特的毛主义存在主义等革命知识分子环境中，沙里阿提在巴黎接触到海德格尔的著作。与自我清醒意识到的对哲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应，沙里阿提提出了求助于伊朗人的“真实”积极分子的社会理论。1沙里阿提的“红色什叶派”（Red Shi‘ism）代表社会正义和革命，与什叶派既得利益者教士政治上温和的“黑色什叶派”不同。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明确表达其恢复和改造政治什叶派的希望之前，沙里阿提死于沙国王的监控下。如今他被看作比伊朗政权思想喉舌支持的“官方”海德格尔主义更仁慈、思想开放的人物而被纪念。
伊朗官方海德格尔主义从革命性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艾哈迈德·法蒂德（Ahmad Fardid）处吸取灵感。法蒂德被纽约大学教授阿里·墨塞帕西（Ali Mirsepassi）称为“伊朗的海德格尔”，他曾在革命前后在德黑兰大学教书几十年。2 他的讲课具有传奇色彩，他从来不板书，因而赢得“口头哲学家”的名声。他提出了影响很大的西方中毒（Gharbzadegi）概念，虽然该概念因为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的著作而被普及开来。这个概念把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西方的批判移植到伊朗背景之下。
Gharbzadegi这个词已经被翻译成“西方中毒”、“西方毒化”、或“西方病”。在法蒂德的构建中，它从希腊理性开始，高潮是启蒙时代世俗的、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普世假面。法蒂德辨认出这个精神是伊朗革命的真实伊斯兰本质的主要敌人，认为是海德格尔诊断出了这种疾病。法蒂德在1979年的讲课中指出，世界上三大孤独之光可能被打入绝对的黑暗中：伊朗革命本身、能够提供思想手段用以诊断出西方中毒的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和霍梅尼的领导力。法蒂德感到担忧的前景是，西方中毒可能破坏伊朗革命，将革命热情消解为平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革命有必要“持久不断”以便阻止伊朗返回“自我创立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洞穴”的西方中毒文化中。3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法蒂德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就像托洛茨基与马克思的关系一样。
法蒂德的海德格尔主义已经成为正统思想或伊朗政权的官方“哲学”---支撑了神权政治的核心前提，尤其是仍然引起争议的法基赫制度（Vilayat-e Faqih）教义（伊朗政体制度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译注）。当代最著名的支持者是伊朗科学院的院长雷扎·达瓦里·阿达卡尼（Reza Davari Ardakani）。阿达卡尼是法蒂德的学生，在分析西方时进一步发展了老师对西方中毒的海德格尔式理解。在阿达卡尼看来，“西方”并不是明显的地理范畴或历史范畴，而是永久的精神诱惑（不仅是政治和经济诱惑）。像法蒂德一样，阿达卡尼求助于海德格尔理解“西方监狱”的“内在本质”。4
在关心法西斯主义在东欧尤其是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的人看来，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不怎么被人知道的是他将海德格尔的思想作为压舱物以便从苏联残骸和对后苏联时代自由主义的喧哗和调情中创造或重新创造独特的俄罗斯政治和精神身份。杜金设想了欧亚帝国主义的后共产主义政治工程，其特征就是俄罗斯文化、精神和经济上的“古老价值观革命”。
杜金将自己塑造为后现代思想和政治人物，既是渊博的学者又是电视明星，既是牧师又是军人。他曾经担任莫斯科罗蒙诺索夫（Lomonosov）国立大学教授，还与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在内的众多克里姆林宫人关系密切。杜金与普京的关系充斥着拜占庭帝国剧本中的情节，是他提出了“欧亚主义”的观念，这成为普京反对欧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装饰品。杜金试图使用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和成己概念（Ereignis邓晓芒的译法--译注）重新塑造埋藏在东正教斯拉夫语系中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挽救国民精神，使其免受国际共产主义崩溃和大西洋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胜利造成的破坏。他认为俄罗斯处于独特的位置，可推行海德格尔呼吁的东西方之间的“元政治”（metapolitical）对抗以矫正西方理性主义的错误，不过他从来没有追随到底。俄国将体现“第四政治理论”，修复现代西方三种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缺陷。
俄国将将体现“第四政治理论”，修复现代西方三种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缺陷。
若用具体的政治术语，这意味着据说尊重统治下的所有国民的民族身份认同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是说，它尊重这些身份认同，不会对其进行同化，而且帮助其抵御大西洋主义普遍主义的压力，但付出的代价是在俄罗斯霸权体系中找到的适当的位置。这个俄罗斯帝国将与西方普遍主义的其他反对者结为盟友，反对富豪统治的、物质主义的、无神论的大西洋霸权，尤其是美国及其代理人欧盟。除了为复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外，杜金还渴望滋养全球反对美国和大西洋主义自由主义的任何形式----世俗的、伊斯兰的、基督教的、左派的、右派的等。为此，他夸耀自己在伊朗的影响力，有人还将他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权联系起来。在此联系中，他呼吁希腊保留在欧盟内部作为那个机构内部的颠覆力量的代理人，和东方的欧亚发电机一起削弱欧盟---杜金这样认为。还有人将杜金与美国的“身份认同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该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艺术术语。在杜金看来，这些互不联系的关联的共同点就是反美国，反大西洋主义自由主义及其支持的的国际金融秩序。
像伊朗的海德格尔主义者一样，杜金从海德格尔那里吸收的不是其积极的工程---了解到海德格尔没有说过有关欧亚帝国主义或伊朗什叶派身份认同的任何话后，没有人会感到吃惊。相反，他们接受了海德格尔批判理性主义西方普遍主义的本质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结构，即重新提取已经丢失的有机共同体生活，不是作为传统遗产而是通过革命工程。
将这两场运动作为海德格尔的政治影响力的代表性例子，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对理性主义秩序的全面不满。在每个例子中，该秩序都被描述为西方的、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结构体系。第二，在这个观点看来，自由派普遍主义---包括坚持人权，坚持财产权和契约权，尊重法治---代表了共同体最薄弱、最狭隘的基础，事实上代表了更真实、更丰厚和特殊共同体存在形式的腐败。第三，现有自由主义秩序的权力稳固牢靠，要求授权甚至通过暴力才能颠覆它。第四，虽然迫切需要后革命秩序的政治形式，但它显然模糊不清。
就伊朗而言，伊斯兰共和国确实建立起来了，虽然那里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并不怎么承诺于这个目标（请注意法蒂德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化感到担忧）。就杜金而言，政治后果是依靠新的思想装饰物辩护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对两者来说，诋毁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名誉都指向某种宗教秩序的复兴。恢复的共同体受到纯洁化的宗教的塑造，虽然各自的宗教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和什叶派伊斯兰。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牌思想家不会因为政治影响力而枯竭；同样，政治事件也不能被简单地归功于某个思想家的观点，即便是马克思。将海德格尔的政治影响力与其哲学思想并列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激发了这些追随者？海德格尔还会有什么样的持久政治影响力？
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许多其他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样，海德格尔辨认出一种深刻的异化和不满意识。正如顺便提到的那样，在某些方面，海德格尔似乎不过是启蒙工程的浪漫主义批评家漫长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但是，他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强调理性在塑造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性，不过，这个理性并非现代后期科学形式的理性。海德格尔指责理性，从其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初的构成到引导我们从身份认同的最深刻根源走上歧途，即作为对存在表现持开放态度，并积极参与。但是，他也坚持只是多亏了现在明显的理性失败才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处境，因为理性并没有提供早就承诺过的思想和实际满足感。遵循理性和按照其形象建造世界，我们被引入到“存在的遗忘”中，那是他称之为“虚无主义”的状态。
正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那样，当今生活被“虚无主义现象”所支配。这是他抽象地提到的困扰20世纪初期欧洲的大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德国的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德国分裂、核武器时代的开始。我们时代的特征是焦虑、恐怖、抑郁和无聊。他认为这些事件和这些情绪的发生宣告了西方和围绕理性组织起来的人生的衰落。
海德格尔的诊断是，虚无主义现象的源头严格来说不是理性而是我们的理性倾向，我们更喜欢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倾向于将理性置于特权地位，视为我们理解探索和塑造世界的主要方法。这种倾向的源头是我们的构成和我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的抑郁和焦虑也是最初让我们热衷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理性主义源自我们在面对有限性和暂时性时偏爱舒服和稳定。
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有关理性主义有两点非常突出：它成为享受特权的方式，用以评价世界和理解我们周围事物，完全排除了欣赏意义的其他方式：情绪、我们对工具和其他手段的使用、以及体现在语言中的共同体传统。但是，这种狭隘的、接受性的理性主义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它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基本实践，即通过参与世界和与世界接触而在世界上创造意义。作为此情的进一步后果，我们对理性主义的偏爱带领我们穿越历史，可以说是按照越来越暗淡的“理性”的方式建造世界。但是，因为理性与我们作为有限的、参与的存在的最根本特征不一致，我们建造的世界---从古希腊开始---就特别有敌意和不受欢迎的：因此有虚无主义的破坏性现象和我们对理性的内在焦虑。理性让我们与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疏远，诱导我们错误地相信世界与我们自身的行为和我们在其中的存在是分开的。
理性让我们与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疏远，诱导我们错误地相信世界与我们自身的行为和我们在其中的存在是分开的。
这里我们开始欣赏理性主义的某些政治后果。我们倾向于将世界最可靠的、最稳定的方面置于特权地位意味着更喜欢事物“大众都看得见”的方面。为此，海德格尔看到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活动---协商、公共辩论和法律指控（kategorein）与我们对理性的狭隘认识形式密切相关。这些让我们看重已经切断了与他人的有意义联系的个体异化的社会生活形式，同时让我们受制于他们有关几乎任何东西的观点。在海德格尔利用的德国社会学语言---尤其是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中，我们建造了社会（Gesellschaften个体组成的社会）同时深切渴望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整体性。
在海德格尔的描述中，理性的普遍主义主张掩盖了其最初的特殊性开端，多嘴的古希腊人（理性、逻各斯在古希腊都意味着说话）。那么，作为突出成就，起初是什么？把存在理解为逻各斯的菲希斯phusis（起源），海德格尔称之为（the Anfang），即开端---其实包含了一个小错误。（从技术上说，存在被认为是它呈现的东西，当它最初真正意味着的东西是来自缺席的存在呈现，因而包括了缺席或非存在意识。从那以后，逻各斯往往集中在被呈现出来监督缺席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这个错误已经确定边界，可以说是西方接近和审查存在。开始时的小错误现在已经从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的性格中产生了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异化，那是对最充分意义上的存在持开放态度和意识到存在的存在。
几千年前在地中海少数人中开始的一种实践如今传遍了全世界。海德格尔看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回应了最初的开端。他强调，那是人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巨大灾难，是一个纷争时刻，“理性”（逻各斯）的“开头”非常强大（gewaltsam）。他辨别出当今时代的焦虑和抑郁---刺激有人重新考虑存在问题，驱使他人从沉溺于轻浮行为和琐碎小事转移注意力，这些情绪和激情曾经激发了希腊哲学家的探索。而且，当今阴谋诡计（Machenschaft）的暴力和巨大破坏性，机械化的武力和权力，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了最初的人类尝试将存在从最初的缺席变为显现的破坏性力量。从第一次暴力开始的摇摆（Gewalt）中挣扎要求提升巨大的隐蔽威力（Gewalt）。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政治如此模糊不清：此刻，现在时间是最危险也是最有前途的时刻。海德格尔在其战后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关于技术的问题”中引用了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诗句描述这个影响：“在危险存在的地方，也生长着拯救的力量。”对这个伟大前景会呈现什么形式（政治的或其他），海德格尔在其一生中都模糊不清。与马克思的对比再次非常聪明：正如马克思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包围全球的时刻，事实上整个人类属于异化的无产阶级恰恰是共产主义革命前途最光明的时刻。但革命之后怎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既不清楚也不“具体”。
我们被鼓励思考一种存在方式，即上午狩猎、下午钓鱼，晚上讨论哲学研究，但细节最起码可以说是粗线条的。这对海德格尔来说同样如此：我们的思想结构已经被“实际存在”彻底改造，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设想的革命是如此全面以至于我们不期待任何人能弄清结果。现有的概念词汇难以应对挑战。5 所以，并不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读者往往求助于启示录或弥赛亚式的语言解释其政治立场。理性主义的反面常常滋养一种神秘主义。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这个独特时刻的伟大前景可能呈现的政治形式模糊不清。不过，在其思想生涯中，他还是提出了若干并不连贯的立场。
首先，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他不是在寻找文化复兴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不是革命，可能过于直接但肤浅地从过去吸取营养。他意识到实现他设想的哲学和历史变革将要求文化的彻底“破坏”。
第二，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他概括了共同体存在的真实形式，这对提出存在问题和参与斗争（Kampf）和交流（Mitteilung）的民众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具有工具性。不过，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海德格尔并没有详细阐述他使用的这些晦涩的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三，在1930-34年间，新公开的黑色笔记清楚说明，海德格尔希望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将煽动彻底革命，让德国领导一场开辟人类与存在关系的“新开端”的世界革命，将哲学扎根于为民众服务，让民众扎根于反对他人的战争。在此建议中，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如何帮助充当了德国浪漫主义与希特勒之间的桥梁，无论多么扭曲。
第四，大肆宣扬的海德格尔对实际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不满始于1934年，并持续存在他的后半生。虽然海德格尔对纳粹感到无比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
虽然海德格尔对纳粹感到无比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
他的不满是基于他做出的结论，即纳粹在实现其希望方面还不够激进。海德格尔在后半生都坚持这个政治立场：虽然纳粹没有能实现他的希望，但他们毕竟展现了任何一种可能的政治立场的绝对空洞性，因而暴露了当今时代的虚无主义。黑色笔记的记录再次证明，他觉得纳粹已经与敌人身上体现的虚无主义力量难以真正区分开来。他辨认出来的敌人是“英国议会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美国”等。那么，唯一可能的希望肯定来自存在，而不是我们的言行；所以我们等待新的开端，来自存在本身的新天启。
在此，海德格尔的立场失去了任何“政治”特征的残余。政治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意思是理性主义的最终胜利和普遍胜利。但是，海德格尔不是简单地渴望排除理性主义成果的真浪漫主义者。正如他看到的，技术的诺言是通过其支配地位揭露真实和原初的实践特征而非理性一直拥有的理论特征。这反过来允许对菲希斯即存在的诗歌特征的新欣赏。
那么，海德格尔为后冷战和自由派西方等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政治秩序的反对者都留下了什么呢？
首先，海德格尔对戳穿仁慈的普遍主义主张的这种秩序做出诊断。这种诊断认为，异化是现代或资产阶级生活的特征，而广泛存在的异化意识源于过多地和没有限制地强调理性作为指导和论证我们存在的方式，而这进一步促成包含过多攻击性和暴力的对待他人和世界的立场。海德格尔理解的“理性”不是人们借以提升自我的无时间性的、普遍的手段，而是在特定历史时刻从暴力中产生的有缺陷的工具性。那种工具后来的传播方式是主要通过技术支配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掩盖自身，但在本质上有霸权性和支配性，扭曲和排除了与世界联系的其他模式以及个体间相互联系的其他方式。人们普遍觉得海德格尔的诊断影响力很大，除了学界继承者之外，还被伊朗和俄罗斯的追随者接受，在伊朗体现为西方中毒（Gharbzadegi）概念，在杜金则是破产的“三种政治理论”。
虽然回应中有不可避免的变体，海德格尔的诊断还是得到广泛赞同。海德格尔开的处方是通过革命和面向未来的斗争反对压抑和强调一致性的普遍主义形式，从历史背后恢复丢失的真实共同体存在---一种返祖性的未来主义。他的政治追随者在恢复共同体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差别，海德格尔的德国诗歌、伊朗海德格尔主义者的伊斯兰什叶派身份认同、杜金的“神圣俄罗斯”都不是被广泛接受的目标，但结构类似。这不应该与传统主义或保守主义混淆，虽然这个轨道上的当今极右翼分子有时候自称“传统主义者”。相反，这种激进主义的未来立场渴望从甚至无视传统的过去中恢复一种新的特殊主义共同体存在形式。
缺乏共同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内容让海德格尔主义模式很难被辨认出来。
缺乏共同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内容让海德格尔主义模式很难被辨认出来。为此，很难想象任何实际的海德格尔主义政治纲领，像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那样受到纪律约束或那样充满活力。但是这些结构和它们共同的攻击目标---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仍然清晰可见。海德格尔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伊朗和俄罗斯，其政治特征在当地已经充分成熟，让人产生已经高度发达的印象。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表达的激进抗议成为一种挑战，它已经超越了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左右两派的正常边界。
甚至正常政治党派偏见的极端形式都成为海德格尔批判的对象。自由派应该通过从自由主义本身的丰富传统---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只提两个名字）中汲取营养，承认普遍主义的真正的、现实的局限性。他们也应该从自由主义之前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深井中汲取营养以便回应海德格尔主义者提出的指控。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后海德格尔政治思想和活动或许是体现这种复兴的鼓舞人心的模式。但是，果真如此，自由派就必须坚持源自共同人性的尊严，事实上这也是自由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理性潜能必须辨认出这个共同性，并确认其尊严。
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海德格尔主义者对现代后期、西方政治秩序的挑战，自由民主要敢于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但是，这个过去必须被理解为本来的样子，应该用良知和谨慎来对待，因而海德格尔的思想必须被清算。
注释：
1. 沙里阿提使用虔诚和社会正义的论述被公正地和拉美解放神学相提并论。请参阅：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墨塞帕西是纪录片“艾哈迈德法蒂德的精彩人生和思想”的的制片人之一，另一个是哈米德优素菲（Hamed Yousefi）。
3. Farhand Rajaee, Islamism and Modernism: The Changing Discourse in Ira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p. 182
4. Rajaee, Islamism and Modernism, pp. 188–9.
5. 海德格尔说，“但是一个开端不会重复，当人们返回从前的状况时，那个东西现在是熟悉的，是简单蒂模仿，而是当开端以更加原始的方式再次开始，带着真正的开端所带有的所有的陌生、黑暗、不安全性。”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9–30).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杜夫（Alexander S. Duff），在圣十字学院讲授政治哲学，著有《海德格尔与政治：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本体论》。
译自：Heidegger’s Ghosts by ALEXANDER S. DUFF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2/25/heideggers-gh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