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诗可以兴”:由艺术兴起的思想延伸路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11: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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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条思想延伸路线,而不是纯然的艺术理论。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原始诗性智慧的天然联系。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盛行于春秋时代的广泛的“用诗现象”是艺术的传播方式,也是重要的思想训练。孔门诗教的深层意义是思想方式的培养,由此形成了古典哲学“深于比兴”的传统。

   【关键词】诗可以兴 春秋用诗 孔门诗教 深于比兴

  

   胡适认为“公元前六世纪刚开始,中国由诗人时代发展至辩者(Sophists)时代。诗人时代和辩者时代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启蒙时代。……中国的‘辩者’集团,一方面继承了诗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具有系统的哲学思想。”[1]依照胡适的意见,中国的启蒙时代是从诗人时代向辩者时代转化的时期,辩者时代的到来即是哲学时代的到来,而中国的哲学传统的形成是继承了传统的诗性智慧的,诗性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启蒙时代的中国哲学,并最终成为一条思想路线。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历史现象,孔子“诗可以兴”思想的提出就是从艺术的诗之“兴”为逻辑出发点的。从诗之“兴”到思之“兴”,反映着中国古典哲学与原始诗性文化的联系。艺术的兴不仅是一种诗歌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是延伸到思想领域,成为一种思想的联想方法。

   一、兴与原始诗性智慧的象征基础

   古典智慧是一种诗性智慧,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2]中认为原始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原始文化中的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历史、伦理等等无不表现出诗性的特征。诗性智慧的实质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思维,也不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是诗性的比喻与联想基础上的思想引申。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有着世代相传的“集体表象”,依照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表述,所谓集体表象,是遗留原始人类集精神深处世代相传的尊敬、恐惧等宗教感情,在集体表象之下是没有因果律的,所有的表象之间都是“互渗的”,存在着不可争议的联系[3]。《周易》在思想传统上继承了原始诗性智慧的特征,其“立象以尽意”的表现方式就是集体表象下神秘互渗律的典型体现。值得指出的是,《周易》卦爻辞中,不仅有卦象,也有象辞。《周易》卦爻辞分为象占之辞、叙事之辞和断占之辞,叙事之辞和断占之辞常常是以象占之辞为基础生发议论兴起思想的。例如:

   涂元济先生指出“《周易》卦爻辞中的象占之辞(也称设象辞、示辞)相当于《诗经》兴体诗中的兴辞(兴句、他物),叙事之辞(也称记事辞、告辞)相当于中心辞(所咏之辞)”[4],这是富有见地的。《诗经》的兴辞与《周易》的象辞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诗经》以兴辞为基础而感物兴怀,《周易》也是以象辞为根基而叙事断占,《诗经》展开的是情感世界,《周易》引发的是思想议论,虽然两者一个引发了思想议论,一个兴起了文学情怀,其象征基础则是一致的。

   兴、象一也,古人早有论证。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周易》断占吉凶的依据常常来自于自然万物的启发,如上表所列,《乾》《坤》两卦分别写天空与大地,《乾》卦的“龙”不是图腾,而是二十八星宿的东方苍龙七星[5],苍龙七星从地平线上跃起与达到天空的最高处,都预示着“利见大人”,乃是吉兆;而坤》卦是写大地的,看到秋天霜降(履霜)想起“坚冰至”,看到大地辽阔坦荡无垠,断占“无不利”,这是占卜的依据,也是思想的基础。上至天空大地,下至寻常事物,无不成为思想兴起的启示物。一些看似毫不关联的寻常事物,也在诗性的启示中联系在一起了。以老树长出新芽(枯杨生稊),联想到老夫娶少女为妻,断言“无不利”;以老树重新开花(枯杨生华),象征老妇人嫁了年轻丈夫,推导出“无咎无誉”。即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些微小事,《周易》时代的人们也无不获得思想的启示,公羊冲撞藩篱(羝羊触藩),想到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处世原则;而鸟儿的或是垂翼低飞(垂其左翼)或是落到陵上陆地(鸿渐于陵、陆),都与人间的远行与婚嫁联系起来。这里的所谓象辞,或是描述一种景物,或是一个事件,多是诗的语言,而由此引发的思想路线也是由艺术引发的“诗可以兴”的思想路线。

   与《易经》卦爻辞的象辞与断占之辞的关系一样,《诗经》中的兴句与应句之间也存在着原始思维的互渗关联。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王风·葛藟》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

   交交黃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秦风·黄鸟》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大雅·卷阿》

   艺术的感兴同思想的联想是一致的,桃花灿烂,葛藟绵绵,风雨凄凄,黄鸟哀鸣,无不与人的情感世界渗透勾连,成为相互影响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上古人类天人合一的诗性世界。尤其是《卷阿》中凤凰的兴象,更能体现原始智慧整体的联系的浑融一体的特征。凤凰意象毛传与朱熹皆注为兴体,而凤凰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吉祥的象征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的。《尚书》记载了“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簫韶九成,凤凰来仪”②的宏大场面,凤凰就是一个翩翩起舞充满吉祥灵性的图腾形象,《山海经》里凤凰也是“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③的百物繁盛天下祥瑞的象征,而至《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祖述一个宗族的兴盛的历史凤凰也成为兴起的诗句:

   凤凰于飞,和鸣锵镪。有嬀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组成《诗经》兴句的体系或是动物,或是植物,或是天象,或是地理,或烘托气氛,或营造环境,或引发情感,一些表面上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引发诗人的感慨,其本质是原始诗性智慧“互渗律”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人看来并不关联的事物,在原始智慧里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联系。

   一、   春秋用诗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线

   “诗可以兴”是在春秋时代礼乐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诗三百结集之后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流行,而是作为一部礼乐经典应用于邦交、祭祀、教育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但是赋诗的原则是追求“诗以合意”④的目的,在赋诗的艺术形式下,兴起的是思想的交流。赋诗者以诗言志,暗通款曲,听诗者灵犀一点,心领神会,成为中国古典思想交流的独特景观。因此“诗可以兴”的思之兴与文学意义上的诗之兴具有不同的意义,诗之兴是文学的即兴创作,而“诗可以兴”则是一种思想上的类比引发与礼乐文化的应用原则。

   对“诗可以兴”的注释有两种,一则是孔安国所谓的“引譬连类”⑤,一则是朱熹的“感发志意”⑥,虽然“诗可以兴”的这样的意义上是从文学意义的缘物起情引发而来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引譬连类和感发志意却主要是用诗的思想原则。但是这里必须强调两点,第一,所谓“引譬连类”的“类”,不是作诗人的“类”,而是用诗人的“类”;所谓“感发志意”的“志意”,不是作诗人的“志意”,而是用诗人的“志意”。第二,“诗可以兴”是从诗出发而超越了诗的文本,超越了本事本义,而成为一条思想路线。《左传·昭公元》记:

   夏四月,赵孟、叔孙、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子皮戒赵孟,礼终,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之籩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乃用一献。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春秋赋诗因诗起兴,赋诗一则烘托和乐气氛,一进行思想交流,而两者都反映了春秋人由诗引发义联想的思想情感模式。在哲学与诗之间不是壁不是矛盾,而是交通是融合,这正是中国与希腊不的思想道路。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⑦,所谓“兴于诗”,不仅是艺术的起点,也是思想的起,“诗可以兴”所包含的“连类譬喻”的意义,是用诗原则,更是思想的原则。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41的一次以诗起兴、赋诗言志的盛大礼乐活动。这一晋楚两大集团会盟之后,晋国执政赵武带领鲁国叔孙及曹大夫等出师郑国。小国仰仗大国生存,所极尽逢迎之态,而整个情感交流主要是通过赋诗首实现的。

   一是赵孟赋《瓠叶》。《瓠叶》诗见《小雅·瓠叶》,诗作:

   幡幡瓠叶,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焉尝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焉献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焉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焉酬之。

   颇通周礼的叔孙认为赵武是想用一献之礼。《瓠》描写的正是周代贵族宴饮之礼的过程,“献之”酢之”“酬之”正是完整的一献之礼,所以叔孙才说武要求的是一献之礼。由《瓠叶》诗中的“献”“酢”“酬”而兴起,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一献之礼,赋诗的形是为“感发志意”而铺展空间,赋诗言志正是从文过渡到生活,从艺术的象征向思想意义的联想展。

   二是穆叔赋《鹊巢》。穆叔所赋诗篇见于《召南》,“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鹊》本来是一首歌咏女性出嫁的诗篇,以鹊巢鸠占来容女性来到男家带来吉祥好运,受到热烈欢迎,而里则用来“言鹊有巢而鸠居之,喻晋君有国而赵孟之”⑧的意义。如果说赵孟赋《瓠叶》是“连类”的话,里的《鹊巢》则是典型的“引譬”,以男女婚姻,喻君关系,春秋人理解起来毫无窒碍,赵武虽以“不堪”假意推辞,但至少说明已经完全领会,显然这是一种通行的思想原则。

   三是穆叔赋《采蘩》。赋诗言志并不仅仅是礼节上的其乐融融,它有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所以鲁国的穆叔趁着大国执政兴致正高,立刻用赋诗的方式,表达政治意愿,争取国家利益。《采蘩》亦见于《召南》,诗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蘩不是寻常植物,而是古代的一种祭品,采摘蘩草用于宫廷祭祀。穆叔赋诗唯恐赵孟不解,索性自赋自解,把小国比作蘩草,讽劝大国“省而用之”,这里已经是委婉进谏,讽谕大国的索求不已。这是《左传》赋诗惟一一处自赋自解的用诗例证,从中可以看出赋诗的思想逻辑,首先是把文学中的“蘩”的意义,转化成比喻的意义———小国,然后再引申到邦国的政治意义,由比喻而连类,由艺术而思想,由诗而思,显示了一个逻辑证明过程。

四是子皮赋《野有死麕》。子皮紧承穆叔之意,赋《野有死麕》之卒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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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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