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6-02-13 18: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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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关 键 词】策略模仿/世界的内化/共在/天下体系

  

   当下的中国是个“威胁”吗?而“威胁”这个词语本身就很容易产生误导。依照同样的逻辑,对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算得上是最大的威胁。类似“威胁”这样夸张的词语,对于我们理解时局没有太大帮助,也许仅仅对政治宣传有点用处。按照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理论,相互威胁兴许能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找到一个理性的“聚合点”,共同致力于有信任的和平与合作。①

   新兴大国即便宣称有和平意图,其崛起通常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毫不奇怪。中国用“和平崛起”这种提法来彰显其崛起的和平属性,即使事实上是非常坦诚的,但听上去却仍然暗含心机。这种说法没能安抚那些守成大国,不是因为这种提法本身没有可信度,而是因为和平压根就不是守成大国所关注的问题点。很显然,伦理上宣称自身的无辜与新兴大国崛起这个政治问题毫不相干。

   历史表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时,重大问题会自动消失而不是得到妥善解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是在游戏内部发生的细枝末叶的变化,而是整个游戏性质的深刻改变。全球化正在创造历史,而我们的思维却还停留在现代性的陷阱里,满脑子都是昔日一个大国完胜另一个大国的光荣故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未来的政治很可能截然不同,全球跨国权力实体将取代民族国家统治世界,也即新技术、金融资本和新媒体这些系统性的权力实体,将凭借全球网络形式,从对民族国家及政府的经济垄断,进而实现对其政治控制。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博弈,这些系统性的权力实体将重组全球社会,而民族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分支”。有关博弈、国家利益、安全的概念势必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曾经的紧张局势抑或誓死敌对,届时都会显得毫无道理甚至是愚蠢的。

   一、谁怕谁?

   历史上,大国兴衰乃平常之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解释大国的兴衰时,喜欢考察在体制上是创新还是保守、是开拓性的创举还是过于野心勃勃的冒险。在历史上以及当今社会,包括古代罗马、中国、蒙古帝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大国都已经经历过振奋的崛起以及失意的衰落。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是美国。毋庸置疑,这个一直非常成功的帝国对潜在的和实际的挑战都非常敏感,比如,日益强大的中国和遭受挫折却依然强大的俄罗斯。美国历来不从他国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己就是他国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各项指标方面都远比中国强大。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中国威胁”其实并不现实,至少也是言过其实。

   当今紧张的国际局势,令我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时毛泽东尚未与基辛格及尼克松握手。歌词有些挑衅,但很有趣:“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人民”指的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如果不是用这种有些风趣的语言提出来的话,“谁怕谁”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问题。一方面,虽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似乎中国怕美国更甚于美国怕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却自寻烦恼,担心未来某一天,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及领导地位,然而无论是在能力还是意愿方面,这种担心都是不成立的。

   现代政治思维自身有问题,这种思维似乎已沦为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与霸权意识形态的糟糕结合。现代政治概念误导了主流的政治分析家,这些概念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策略、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甄别敌人、解放受压迫的人民、争夺控制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霸权的竞争、文明的冲突等等。现代政治无法消除对威胁的恐惧,尽管许多威胁是臆造的或是被夸大的。因为现代政治本身才是无穷尽的冲突与威胁的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以战争导向为视角的政治,就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过,早已与当今全球形势格格不入,只会滋生猜忌与非理性的期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是以现代方式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写的一篇论文就是一个例子,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该文指出,未来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大战,理由是基于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在自己的地盘建立霸权,同时确保任何敌对大国不能控制其他地方。这种理论,不仅能够解释美国自立国以来的外交政策,并且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②这能找到数百篇持类似观点的论文,兴许这与挥之不去的精神担忧有关,这是一种自找的使命感,总想着与不必要的臆想敌人决一雌雄。对中美两国之间爆发大战的悲剧期待,现在看来不啻是一出喜剧,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霸权方面的诉求远不及美国强,但是如果美国故意坚持实际上并不现实的现实主义,则这有可能演变成悲剧,届时所有人都将是输家。

   我们必须承认敌人总是存在的,可是战争果真能够带来和平吗?恰恰相反,战争只能带来更多的敌人以及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要想解释清楚人类对战争的嗜好也许很困难,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能够通过战争解决的争端屈指可数。只有当新的游戏出现,并推出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去改变人们的思维,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现代问题才会消亡,而不仅仅是得到解决。而在此之前,这些严重的现代问题不仅无解,甚至可能恶化。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政治的理解很有意思:“所有政治行为的目标,不是守成就是图变。当致力于守成时,我们希望避免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当致力于图变时,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有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都与更好或更坏的思考有关。但是,更好或更坏的思考隐含着对好的思考。关于好的概念指导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却是主观臆断的:尽管已经没人去质疑,但只要进入反思,就知道确实是不可靠的”。③确实,很多概念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可靠的,例如国家安全。大国都需要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确保国家安全也不能夸大其词,不能不切实际或过分紧张,比如说,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不存在任何有潜力挑战自己的国家、或是通过消除竞争对手,成为永远不会受到挑战的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这种绝对安全的想象虽然不能说毫无指望,但想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点确实无比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着无法避免的镜子效应,即一方的策略很快就会在另一方的思维中影射出来,接下来就是非理性的、充满敌意的策略竞赛,例如,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军备竞赛、贸易战、金融欺诈等,这会损害双方的安全和利益。这一切可谓是模仿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这里用“模仿试验”来说明这个观点:假设在给定的情势下展开博弈游戏,各方都可以选择任何可能的策略,又假设各方都有能力学习模仿其他各方采取的成功策略。结果是,任何成功策略都不能长期保持其相对优势,因为这些策略很快就会众所周知而成为共同知识,其他竞争者很容易加以模仿,并采取相应对策,很快就会达成策略均衡,而策略创新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模仿所需的时间,模仿者很快就会赶上创新者。最后,当所有可行的策略都被采用过,当所有各方都已经学会了各种策略,大家就会变得同样聪明或同样愚蠢,从而达到一种稳定均衡。这大概可以解释在军事、经济、金融、技术、意识形态领域的恶性竞争循环。

   然而,模仿策略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是人人获益的好结果(比如互惠或公益),要么是人人受害的坏结果(例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可见,采取敌对不合作战略策略,最后可能会毁掉各方,令大家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为敌对策略必定引发负面的报应或报复。换句话说,由于存在这种策略模仿,敌对策略极有可能导致自掘坟墓。如果以敌对策略去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模仿的悲剧”。无论多么强势的单边主义策略,都不可能取得稳定的良好结果,除非它碰巧能够产生互惠效果。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游戏性质,才有望阻止非理性的冲突和冒险。但现实问题是,任何重大或决定性的变革,都取决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只有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主动决定开启一场互惠的游戏,才有可能带来根本性改变。道理很明显: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具备控制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来为博弈的根本改变设定议程。多亏有自然法则,它天然注定,只有互惠的或普惠的博弈规则和策略,才能够避免模仿的悲剧。因此,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以身作则,带头改变敌对状态,成为普世效仿的对象。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当之无愧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去改变敌对博弈。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对此似乎态度保守,因为该国一直是昔日博弈的最大受益者,而博弈的未来对美国而言很悲观。我们可以顺着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接着说:一个政权的目标,不是守成就是图变。当致力于守成,它是在试图避免自己得以长期受益的世界秩序发生改变;当致力于图变时,它就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便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这里我不是批评美国,因为有过错的是现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美国这个具体国家。现代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很难抑制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不可能考虑到损人不利己的未来。

   假如所有的大国都成为了民主国家,按照民主和平论的说法,世界真的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吗?然而对于民主和平论的迷信,我却不敢苟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并不能消除在基本利益方面的冲突——想想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④因而,在一个缺乏说服力的历史终结论后,期待民主和平就显得有点天真。即便民主的胜利果真终结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涉及国家利益的竞争却很难随之终结。很显然,世界和平靠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趋同,而是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民主对国内社会是有效的,但对国际政治而言就显得很幼稚了。

   长期以来流行的现代思维方式虽然很不可靠,但该思维方式并未真正受到质疑,因为“主观性”这一概念很受欢迎,并且大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助长了对来自他人威胁的臆测。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者说对每个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因为大国的存在,而是因为一神论主观主义。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现实正在发生的改变或许能够撼动固执的现代思维方式。目前,全球化的现实已经走在了相对滞后的思维之前,全球化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虽说改变还不彻底,但方向很明确,就是必须形成新游戏,届时敌意竞争的现代策略将会失效。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现代思维有可能会拒绝改变,或者是误入歧途。

   二、树敌自找麻烦

通常情况下,博弈的结局会有最终的胜利,但是詹姆斯•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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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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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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