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1961年出生，广东汕头人。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主要著作有《美学和未来的美学》、《哲学的危机》、《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等。现主持《论证》和《年度学术》两份连续出版物。

　　 肆无忌惮的自由对思想或许有好处

　　 看来是要我讲故事了。这是难为我，我没什么故事，我的意思是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故事如果不够新奇，就不值得一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哲学家里面大概只有苏格拉底、孔子和维特根斯坦等几个人有点象样的故事，其他人，例如老子和康德，实在没有故事，他们所谓的故事，无非就是思想。不知道是不是哲学家多半都是“单面人”。我是机器人，喜欢做思想作业，虽然在理智上知道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有最后答案，但作为机器人，难免忍不住想试一试某个问题是否能够做完。这样有点愚蠢。康德有本书里有两句诗好象是这样的：乡巴佬守着河水看，想看它是否流得干。

　　 要讲少年故事就更麻烦，要实在记不清就只好给你创作了。心理学家才特别喜欢早年故事，听说早年经验都是用来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是神经病的好材料。我不相信故事，自己的故事也不相信，故事总是按照自己的偏好编排过的。我只能假装如实。记得有个朋友挑战说，写东西能不能写到不用“我”字？这个挑战了不起，无我是思想的精纯境界。尽管我对“事情是如此这般的”的兴趣远远超越对“我是什么什么”，但要做到彻底无我，还要努力。

　　 我是1961年出生的，在广东汕头，一个优美安静的海滨小城，有大量殖民地建筑。父亲是个诗人，57年成右派后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那个艰难时世，有才华也没用上。母亲是个小学校长，杰出的小学教师，有许多学生到了50多岁还来看望。我住在外祖母家，外祖母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在我看书之前给我讲了许多她改编了的古代故事，例如她说曹操被马超打得割须弃袍（这时还都是对的，下面就离奇了），她说，曹操聪明，后来被追得实在不行，就跑到了西藏，换了藏袍，马超不认识……。后来看了《三国》才知道是编的。外祖母还讲了许多关于“怪人查理”和“米琪”的故事，一直到上大学才知道原来是卓别林和米老鼠。显然汕头在上世纪30年代是很资本主义的，连卓别林和米老鼠的电影都有。母系祖先很有些传奇故事，世代大户，同治/光绪年间，家族的吴少爷会武艺，自不量力调戏安徽五湖门来广东走江湖的美貌少女，结果被打成重伤，后来因此结了姻缘，少女武艺高强，尤善腿法，威震一方，山匪丧胆。老了人称凤阳婆。曾胜南少林僧，但最后还是让南少林高手打得越墙而逃，可见山外有山。金庸书里写到过五湖门，有一次我对金庸先生说，你把我们祖上的五湖门可写得很差劲，他说都是道听途说的。外祖父就很不熟悉了，听说是个浪漫作家，早年到上海搞文学，但终究没有加入鲁迅一系，后来成为言情作家，在香港写了大量电影，好象风格接近鸳鸯蝴蝶派。我看过几篇他写的小说或剧本，叙事婉约优美。

　　 我这个年龄，没有赶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但看见了，旁观了。虽然不是生活在战争时代，但我们那时候的精神生活，是跟战争、革命、英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概念紧密相关的。当时看的战争片，有些今天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阿尔巴尼亚的“第8个是铜像”，越南的“森林之火”和“回故乡之路”，国产的当时觉得一般，现在倒觉得还不错，因为现在才发现，当一种表现手法被夸张得没边儿而且很认真，也有令人敬佩的效果。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革命片很有创造性，例如“东方红”和“样板戏”，而当时的小资片，就是有点人道主义情调的，反而很做作。你可能说，革命片不是更做作吗？但是极其认真和真诚的做作就反而做作出效果了。

　　 回过头说说文革印象，记得当时每天都是锣鼓喧天，这边游行，那边游行。每当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宣布，大家就都上街游行，很多派别，每个派别都认为自己是更为正宗的，所以就会引起冲突，甚至武斗，但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是非常轻微的，听说别的好多地方的武斗是真正的战斗。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看大字报，每个街道的宣传栏上都有，看都看不完，沿着马路一路看下去，不太懂其中内容，但是觉得语言很有趣，都是“打倒谁谁谁”、“油炸谁谁谁”、“清蒸谁谁谁”之类很夸张很变态的语言。有时武斗发生，我们出去瞎看，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流弹，打中邻居家小孩肚子，送医院里救过来了。还有一次比较惊险，某派把男女老少们召集到大街上进行教育，大吹“攻占了”什么大楼，“缴获了”多少卡车，正说着另一派反攻了，硫酸瓶以及砖头满天飞（当时印象，肯定夸张，决计没有那么多），一时间人们抱头鼠窜，感觉差点给挤死，有个亲戚说得最有趣，她说她“急如三弦（一种必须疯快演奏的琴），惊到漏屎，几成僵尸”，土语翻译的。乱世一般如此。

　　 我倒是觉得，文革后期很有些特别味道。到了文革后期，虽然说是继续革命，但革命疲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社会气氛低落，权威打倒了，理想破灭了，生产也破坏了，一个低沉而无所事事的年代，没有责任也没有前途的状态，但是这个真空对于少年人则非常自由，那种非比寻常的自由在今天难以想象，学生们可以随意迟到旷课，可以砸学校玻璃，破坏各种公物，可以随便打架，有时候多看人一眼就给群殴得昏天黑地，没有人管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破坏了任何信仰，这对于社会秩序是坏的，但对于思想或许有某种好处，因为真正精纯的思想首先就需要敢于“不相信”，如果有某种信仰是不许怀疑的，那么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思想，思想就不纯。宗教是思想的敌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思”。一个人可以选择不思想，但是要思想就必须超越信仰。文革后期，没有大学上，无论是插队的还是进工厂的，青年人都读外国小说，大概是在寻找另一种精神生活，只要是有别于当时郁闷的现实生活的，就都是精神生活。当时我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也跟着读，那时书少，还往往被禁止，所以是书就读得兴高采烈。俄国小说似乎最受大多数人的喜爱，但我却不太喜欢，俄国小说的深沉虽然好，但总觉得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粘稠的忧郁，不爽快。

　　 对政治真正开始有感觉并不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和口号，那些从小就习惯了，好像是给定的社会条件，所以没有想到那是政治，只知道那是既定的生活方式。突然的变化是林彪事件这个惊天大案，感觉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在林彪事件之前，林彪的权威性也是不可置疑的，转瞬之间，他被宣布为叛徒、阴谋家之类，很震人。秩序的改变让我突然意识到政治的存在。从那之后，才开始了文革后期，才有了理想的破灭，甚至有不少人开始反思社会主义或者反思生活等等与社会主流不同的地下思潮。这些充满了怀疑态度、悲观失落的情绪构成了文革后期非常特别的气氛。那种灰色心情的社会气氛一直延续到1977年。毛主席逝世那天，罕见大雨，我坐在学校走廊看着瀑布般雨水，无所事事地感受各种封建迷信，学校的敲钟人，我们管他叫老钟叔，也在走廊里，过一会儿就说一句“主席千古了”。我不赞成把毛主席说成凡人，不尊敬伟人是坏的文化。

　　 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思想才会有力量

　　 青春故事就更不要讲了，青春故事做有意思，讲没有意思。只好讲个帮助别人的青春故事，初中时有个铁哥们儿，那时候我俩自以为有脑子，经常一起用不靠谱的方式讨论各种或许靠谱的问题，后来知道大概算是哲学问题。他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孩，那时候男女生不说话，不是不让说，而是会被人笑话，不说话自然就难办，那个铁哥们想出一个馊主意，他知道我会画画，就让我帮他为那个女孩子画一个头像，然后他冒充他画的。我接了这个活儿，费大力气画了好几张，终于有一张画得有些像，被我的朋友拿去签上了自己名字塞到了那个女孩的抽屉里。看来不成功，没反应，也许是我画得不好，帮倒忙，太失败了。高中时，他忽然自杀了，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不应该自杀。百思不得其解。加谬说过，自杀才是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的意思是需要思考活着的意义。这有点道理，但一定要警惕。自杀问题虽然深刻，但它的深刻部分沉溺在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这样的问题想多了没有好处，想多了会弱小。所以我不同意加谬的说法，还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与人人有关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理由，这样思想才有力量。

　　 高中有个爱好是做数学题。因此跟学校几个数学老师关系不错。那时候社会仍然比较单纯，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物质诱惑，没有电脑、电视和各种游戏等等危险诱惑，相比之下，数学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事情了，也继续读了一点文学什么的，还是觉得一般。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李泽厚说到文学，他也不太看重文学，他的理由是“文学是假的，有工夫还不如读历史，尽管历史也不都是真的”。过去的教育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教育没有规范化，老师讲课的进度和难度凭老师自己把握，也没有升学率等各种指标，自然主义教学。学生学得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那是一种真诚的教学。可能有的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那老师对他们也不感兴趣，老师可能看我喜欢数学，就拿比我们当时的教材深得多的数学书给我看，给找一些难题让带回去试着做。有时候也能成功的解开一些题，老师就会乐不可支。有一次，老师稀里糊涂地拿了一道题让我做，我无论如何也做出不来，第二天把题拿回老师那里，结果老师自己也做不出来，最后花了两三个小时我们才合力搞出来了。这个故事是个小事，但是个积极的经验。现在教育一切都以考试为准，太可怕了。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背诵出来的，而是知道什么是问题，然后去寻求一个解法，在问题和解决之间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学习。好的学习其实与研究是同构的，我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无非是为一些问题寻找某些解法而已。

　　 大学最有收获的“课”是同学讲的康德

　　 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高考隔了10年刚恢复，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人们的心情是新鲜、好奇、兴奋多于竞争心理，尽管很严重，一百五十个人录取一个。

　　 我的家乡虽然偏远，但因为是侨乡，所以资产阶级流毒似乎比北京还早一些。到北京几个月后，听到据说是巨星邓丽君的歌，才知道我们中学时传唱的某些歌，所谓“黄色歌曲”，都是邓丽君的。有个铁哥们，孙元宁，最是前卫，80年他就叫我听摇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磁带。班里那些老大哥给我印象很深，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历不凡，有的在进大学之前是中学校长，有的是不小的党政干部，往往还曾经是红卫兵头目，诸如此类，对他们的办事能力和组织能力很是佩服。那时班里是四海皆兄弟的感觉，而且好象有智慧的人特别多。有个当过生产队长的同学，学了一点点围棋，天天缠着要和班里高手王湘林下棋，王湘林决心打消他这个错误的想法，从让他2子而赢他30多子开始，一直慢慢增加到让他16子而反而赢80多子，如此怪异的事情让生产队长完全崩溃。这样沉得住气不动声色的幽默让人惊佩。

　　 大学在我的理解里是个集体集中自学的过程，当时课程设置虽然差劲，但是大学校园是个很有意义的符号，它给身在其中的人一种必须学习的氛围，它在暗示你，你是在大学里。虽然本质上是自学，但这种自学让人特别当真。大学的围墙有着强烈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它把进来的人假定为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当年那种一比一百五十的比例。这样强烈的暗示会给当年的大学生一点精英的幻觉，有了这样的幻觉，学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可见幻觉也不都是坏的。围墙之内和围墙之外的区别还有就是围墙之内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一堆人可以讨论，这样就训练了研究的感觉。从大学本身其实学不到什么，但是从大学提供的生活方式以及大学里的人才真正学到东西。例如，在大学里让我最有收获的几次“课”是同学盛晓明给我讲解的康德的先验论，使我突然发现我也会做哲学了。

朋友对我哲学研究的帮助远远大于书本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