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天下”者,谁的天下?

——对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的若干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7 次 更新时间:2011-11-21 10: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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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  

  

  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简介

  

  赵汀阳先生是我极为欣赏的一位其实比我还年轻许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岁)的中国当下屈指可数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现为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他所创立的哲学概念中,以“天下观”最有影响。为了商榷,我当然要先对此做若干介:

  天下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称呼,它的规模大于国家。这个天下(蓝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与当今的国际一词并不对价,而与世界一词大体等阶。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天下的基本性质是“无外”,它要囊括整个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西方的文明没有天下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国际。至多是几个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利益冲突和折冲。处于本位的必然是国家,至多是一些渊源相同的国家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

  与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阶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制度,没有政府的。当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是那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

  益,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时,才被慎重考虑(比如环保,比如能源枯竭)。

  当今世界,必须建立一个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必须被超越。国际不应当只是争夺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舞台,而应当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场所。

  

  赵先生就这个题目写下了数十万言,还有很多的细节此处限于篇幅没有概括到。这些文章用任何搜寻工具键入“赵汀阳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当然是极为地简略。但相信本质意思并无曲解。

  我当然极为地欣赏这些原则性的判断。但我觉得似乎还有好些可以补充或商榷之处。

  

  一、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的“世界”不一样?

  

  在赵先生的文章中,似乎从未解释:中国人眼里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目中的“世界”不一样?这是我想补充赵先生理论的第一个地方。

  首先我想申明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的世界观,其实必然受限于他所居住的世界与生活的时代。世界观不可能太过地超越或违逆于陈述世界观的人所居住的世界与时代。

  我们应当看到的第一点是:中国的天下观是在一个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外部环境影响的,独自生长的,农耕的世界中形成的。而且这个天下观在华夏农耕文明的暂时分裂割据的早期即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型。

  再发挥一下: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无外”。华夏之外,四个方向华夏人都看不到文明存在。华夏是唯一的文明。第二就是华夏内部分裂为许多个国家。春秋时代 ,上面还有一个至少名义上共戴的周王。战国时代就是各自武力争雄了。但这些各自争雄的国家,都明白华夏诸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天下。而且这个天下一定会(重新)走向统一。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天下乌以定?”“定于一。”孔孟周游列国,苏张纵横天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个时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境界先前超越宋、鲁、郑这样的小国,乃至后来齐、楚、秦这样的大国,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不足为奇的。这就像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其视野境界并不局限于欧洲某一国一样不足为奇。

  自东晋鸠摩东来传教、大唐玄奘西行取经以后,中国人知道了离中国万里之外,有一个西天。(其实在中国的西南方。或称身毒、天竺,现代称印度。)西天给中国送来了佛教。但仅限于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西天都可以说影响甚微。比如宋朝的范仲淹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时,他指称的天下,可能包括当时的辽国、西夏,但肯定不包括西天印度。再往后,到元朝,由于蒙古铁骑的兵锋所及,中国人当然知道在华夏疆土的正西面,越过戈壁沙漠,还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居民。元朝以后的中国人也谈天下(比如明朝的顾炎武谈“亡天下”),但是这个天下,显然并不包括西天印度也不包括蒙古四大汗国征服的辽阔过中国数倍的西亚乃至东欧的土地和居民。

  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在他们的天下的北部边缘的高原草地上,一直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游牧生存方式。虽然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族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心腹之患,但华夏人一直把他们视为一种附属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吸纳到华夏人所称的天下之内的。

  这种自信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宛在。所以乾隆皇帝才有底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无。”并敢于把唯一的广州口岸关掉。不过这个做法,也表示,中国人的天下,并不包括西夷人所居的地盘。

  但自1840年以来,这种自信很快地就在一连串的战争惨败之后荡然无存。这个时候,中国人再谈天下,那就真是顾炎武式的以华夏为界的“亡天下”了。中心思想只剩下,救亡图存。“天下无外”,那真是说不起的事情了。

  华夏人的确认为,(当然是指古典时代,而非现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地道,可以普及到整个天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希腊人,罗马人和他们工商业,天下是可以运转的。农耕文明是可以自给自足,“放之四海而皆行”的。这是一种食草的文明。没有肉食动物,食草动物是完全可以自我生存的。华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称的天下的主体。这个天下之外有什么或者无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所以中国人的天下观才可以“无外”,或者即使知道“有外”了也可以选择漠视(像乾隆那样)。

  史载,康乾时代,西方人酷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苦于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商品与之交换。只得载来满船墨西哥鹰洋与中国交易。他们痛心不已,才想出那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的毒计。

  华夏农耕文明强大到最后形成的国际关系就是众所周知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内部,自然没有平等。中国始终是上邦母国。但却没有上邦母国对朝贡国的长期的野蛮的经济掠夺,还经常为各属国间的外交甚或内政比如继承,提供和平的有时也是武力的仲裁。总之,毫无疑问,中华上邦对周边朝贡附属国家的态度,比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态度,好上一万倍。但是有一点却是类似,就是,没有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国格平等。

  而西方的城市手工业的生存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二元的,就是以对外部农耕世界的说得好听交换贸易,说得难听就是抢劫掠夺为基本的实质的内容的。他们的文明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一种食肉的文明,他们必须从食草(农耕)的文明取得(农业和矿产)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西方人自始就明白,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能普世。因为绝无可能遍天下的人都居住城市,经营工商业。他们必须有比他们多得多的农耕人口为他们提供粮食、资源和市场…… 西方人也一直想主宰整个世界。但却从不打算,也不可能同化这个世界。

  古希腊城邦文明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在小小的爱琴海对面,就有小亚细亚的先进农耕文明,有大大的波斯帝国。他们自然无从设想一个在他们之外,“无外”的天下。他们一直知道,外面的天下比他们拥有的宽广无限倍,居民也比希腊人多无数倍。他们所可骄傲的,就是他们的城邦文明的强盛与富足,他们有能力去四面征战,让无数的民族臣服于他们。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无外”的天下概念产生。他们从来把希腊人自己的利益与“野蛮人”的利益相区别。与外人相比,希腊人的利益自然至高无上。不过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大堆分立的城邦。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利益生存方式,但并不妨碍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内部争斗(一如在今天)。在那个时代,“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于希腊人的视野之中。

  希腊那一块小地方,山脉纵横。不要说大河,连中河都没有一条。地理环境实在是相当地差。那里能发展出一个繁盛而独出心裁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奇迹。(参见《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希腊和罗马两个西方的古代,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范本。

  一个是古希腊内部,城邦分立,两个邦联(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然后是古希腊城邦整体与外部农耕(他们称之为“蛮邦”)世界的复杂的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关系。最后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事胜利带来的面向东方的希腊化和这个希腊化给希腊本土城邦带来的意外的严重有害的经济后果。

  第二个范本是罗马的强大带来的两个世纪的内部的罗马和平,和对周边外围国家的绝对的不平等的,以征服和掠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关系。

  如果罗马帝国不崩溃,或如中国的帝国一样,能够一再复制重生,没有从此以后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分裂割据。地球上至今的外交格局很可能两样。就是如果地球上只有东方的中华朝贡体系和西方罗马帝国(或其假设的继承者)的内部统一的对外扩张体系。世界上恐怕不会有国与国之间平等一说。要有,也就是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之间的平等或不平等。视两者决斗的胜负或不分胜负而定。当然这是想象。如果罗马帝国即使崩溃但能一再复兴而一直发展到今天,中华帝国恐怕更不会是对手。但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民主一说了。因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正是利用中世纪以降欧洲没有统一的帝国强权,在一批独立或自治城市之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在东方,也曾有过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它们都在帝国的强力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从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机会。相应地,市民也不可能发展出主权公民的意识。

  这也很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公民平等。没有古希腊城邦,世界上很可能也不会有公民平等一说。但是不可忘记,这个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平等是以为数比自由公民多得多的奴隶被残酷奴役为代价的。比如在雅典,没有那数以十万计的奴隶的血汗,还有从外邦甚至希腊盟邦掠夺来的海量财富,根本不会有那数万富足而又有教养的雅典公民存在,也就不会有彪炳千古的雅典民主存世。

  纵观整个西方政治史,无可争议,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取得了最高的,永远没有再现的治理成就。这其中自然还是有制度的奥妙。先说共和国。罗马的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比起希腊城邦可就差远了。首先,公民大会是按财产多寡分成六个等级的。每个等级的投票权一样,不管越是低的等级,公民的数量越多。而且,前面三个等级如果通过,就有了半数票。后面的三个等级根本就不给投票的机会。其次,公民大会主要任务是选举执政官。这个执政官,一年一任,而且是平权的两个。这一点,比今天西方的制度就更共和了。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卸任的执政官全部进入元老院,而且元老终身任职。元老院在这个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大权独揽。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众、贵族和君主权力的一个上佳折中,而元老院则是罗马共和国成功的最大诀窍所在。以后的罗马帝国中,这个由卸任高官组成的元老院也一直存在,不过不再有决策权,而是拥有重大的被咨询权。这个帝国的头200年是整个西方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盛世,史称罗马和平。我还在揣度,(完全不保证成真的几率。)西方在现在的民主困境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民主更少的,但更繁荣稳定的新罗马时代?

  东方的传统是中庸,在古代的西方与现代的西方之间的中庸。普遍的人权,的确不及今天的西方好,但比古代直到近代的大规模奴役奴隶的西方,则是好太多。比如中国人可能驯养专门的角斗士去与猛兽在巨大的公共场所决斗供自由公民取乐吗?

  为什么欧洲文明不能像其它的文明那样“定于一”,即统一?为什么罗马的统一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至今不能二现?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课题。我只能大体地这样揣摩:一、从公元前十二世纪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体会出,欧洲人从根子上,骨子里就喜欢争斗,谁也不服谁的基因,来自万古。二、城市工商业的生存方式,在古代,十分方便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但我们有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反例,说明哪怕在古代,也是可以有工商业强盛的大帝国的。当然帝国中也必然包括足够的农业经济成分,否则这个帝国也不可能存在。)三、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有太长时间的分裂割据的小农经济,就是封建制。这可能与欧洲没有大河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爱争斗的传统有关。而其它的在大河流域中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一般都能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就形成统一的基本格局。四、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得那么晚(都不过数百年光景),规模都那么小,实在让习惯了千年纪元和广土众民的中国人困惑。(有个笑话,在19世纪初叶,中国官方不相信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认为他们胡编乱造了很多的国名,是为了到中国来骗取利益。)就文明的整合这个层面而言,他们还像还处于华夏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五、看看现在的第二罗马帝国—欧盟的整合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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