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学:同性婚姻权宪法保障的法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16-02-13 16: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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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  

   摘要:不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Obergefellv.Hodges案判决,同性婚姻权在法国的确立遵循了另一种颇为不同的模式。就美利坚而言,人们铭记的是伟大的法官及其判决,而在法兰西,人们铭记的是伟大的立法者及其法律。法国议会通过立法对同性婚姻权保障发挥着制度建构的积极功能,从1982年的同性恋非罪化,到1999年以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变通保障同性婚姻权,再到2013年建立完整的同性婚姻制度,同性婚姻权获得宪法保障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议会的立法活动。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则极度谦抑但也非无所作为,宪法委员会有意地为议会法律创造充分的自我形成空间,甚至将自己放在“议会之友”的位置上去保证议会法律的实施。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围绕同性婚姻权议题的关系定位是宪法传统的体现,都体现了特定的基本权利生长机制。

   关键词:同性婚姻权 宪法委员会议会 立法基本权利 生长机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6月28日作出历史性判决,认定同性婚姻权受到联邦宪法的保障。[①]该判决引起世界瞩目,这或许主要是由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不是判决本身,因为就同性恋者平权运动而言,不少国家其实已经走在美国前列,比如法国议会(Parlement)早在1999年就已建立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变通保障同性婚姻权,在2013年就已修改民法典完整承认同性婚姻权,法国宪法委员会(ConseilConstitutionnel)也曾就民事互助契约制度的合宪性、禁止同性婚姻的合宪性和同性婚姻制度的合宪性等诸多问题作出系列判决。同性婚姻权在法国宪法中的确立过程具有与美国颇为不同的内在机理,本文旨在客观描述法国的同性恋者平权运动在社会事实与法律规范两方面的情形,以便提供不同国别与社会背景下的相关素材与思考,从而促进我国学界对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全面理解。

   一、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同性婚姻权议题

   (一)同性婚姻权议题的启动

   尽管“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就已经在法国深入人心,尽管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下简称“人权宣言”)明确宣示了个人的自由权和平等权,而且法兰西也以开放、自由、浪漫的民族特性引以为豪,但同性恋行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法国社会的承认。事实上不只是不予承认,同性恋在法国甚至长期受到主流宗教势力、社会团体甚至政权当局的打压和排挤。在维希统治时期,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在刑法中正式建立了同性恋罪(délitd'homosexualité),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同性恋行为,该罪名一直延续至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直到1982年才由议会所废止。法国社会长期排斥同性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宗教传统以及由宗教传统所决定的传统道德观。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被称为“天主教的长女”,尽管天主教的影响在近年以来日益衰退,但忠诚度各不相同的信众仍然数量可观,即使是日益脱离天主教的民众也继续秉持天主教传统所决定的传统道德观。天主教的教义一直将同性恋视为“异端”,这种态度导致同性恋遭到法国普遍道德观念的极度排斥。而且必须补充的是,法国在一战以来开放乃至欢迎以阿尔及利亚籍为主的穆斯林移民,使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持续增多,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考虑到伊斯兰教对同性恋的极端憎恶,本已障碍重重的同性恋者平权运动在法国更是雪上加霜。实际上,无论是宗教势力还是社会团体抑或政权当局,其打压同性恋行为的理由不无相通之处,即都强调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道德沦丧和反正统的,而且会导致性别失衡、妨碍人类繁衍,[②]纳粹主义更提出同性恋会妨碍整个民族的血统纯洁。这些对同性恋的指责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发挥着道德教化、社会管控和政治极权[③]等功能。

   在二战结束后,法国建立和发展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以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为规范基础的人权保障体系得到了发展,在人权价值得到普及的同时,法国的社会更为开放,文化也更为多元,因此,同性恋行为越来越得到社会大众的宽容、理解甚至支持。法国的这一变化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欧洲各国在二战以后都经历了与法国类似的发展,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日益充分的宪法保障,欧洲范围内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在1968年)开始将同性恋非罪化,并开启了同性恋者平等权保障的宪法议题。除了法律制度、社会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外,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新假设和新发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医学和生物学的实验日益证明,人和动物的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④]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性倾向都是自然和天然的,其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仅为少数人所具有。由此所提出的法律问题在于,能否由于一种自然习性仅为少数人所有就将其病化,并强制其接受治疗,甚至加之以刑事处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医学上的非病化[⑤]和法律上的非罪化来赋予同性恋行为“正常地位”。

   前述所有因素都促使法国开始反思通过刑事措施打击同性恋的正当性,因此法国议会在1982年8月4日通过了关于废止刑法典第331条第2款的第82-683号法律,[⑥]正式废止了源自维希时期的同性恋罪。在刑法典原第331条第2款中,同性恋罪的刑罚是6个月至3年的监禁及60至2000法郎的罚金,可见国家的刑事介入程度较高。这一罪名的废止表明,同性恋罪的存在是国家对个人自主权与私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有必要将其废止从而实现刑罚在宪政国家之内原本应当具有的谦抑性。同性恋非罪化为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以及其他权利创造了前提条件,正式启动了同性婚姻权保障的宪法议题。然而,这一议题牵涉甚广、内容复杂,不仅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障以及不同权利之间的界限并因此具有法律性,而且涉及到婚姻制度并影响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也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

   (二)同性婚姻权议题的法律权利属性

   是否应当保障以及如何保障同性婚姻权显然首先是个法律问题,这是因为该问题在本质上关系到个人权利及其保障因此需要在法律上(尤其是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考量,同时,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采取特定的法律形式,例如制定法律或者作出司法判决。需要在法律上决定同性恋者是否有权缔结婚姻这种在人类社会中包含爱、忠诚与责任的最深刻的结合形式,从而维持和发展其共同的生活,是否有权通过缔结婚姻而受到国家、社会和其他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是否有权享有异性恋者所享有的国家给予婚姻的各种福利,同时,如果承认同性婚姻权也需要在法律上界定它与其他基本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同性婚姻权在性质上同时属于自由权、平等权和社会权的范畴,其权利诉求则涉及行政法、民法、社会法和宪法等各个领域。在法国法的背景下,同性恋者的结婚诉求首先是向户籍官即市镇长(maire)及其帮办(adjoint)提出的,因为户籍官依法承担着婚姻登记的职能。但在法国行政法中,户籍官的职责是严格执行法律,而《民法典》关于婚姻要件的规范、《地方公共团体一般法典》关于户籍官婚姻登记职责(包含登记要件)的规范都意味着户籍官只能为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进行婚姻登记,而无权法外施恩,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外给予同性伴侣婚姻登记。在其结婚要求遭到户籍官的否定之后,同性伴侣可以进一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在其相关权益受到侵害以后亦可向司法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法国的成文法传统中,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向来以严格适用议会法律为本职,而无权在成文法以外开创司法先例。在此意义上,法官关于同性婚姻的权限等同于户籍官。直到2007年,最高司法法院(CourdeCassation)还根据法国法律传统坚持认为,“根据法国法,婚姻仅为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⑦]当然,在欧洲法的背景下,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有权审查议会法律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等其他欧洲法规范,即合条约性审查(contr?ledeconventionnalité)。然而,欧洲法层面关于同性婚姻权的保障在2015年[⑧]以前实属空白,因此,享有合条约性审查权的法国国内法法官对于保障同性婚姻权必然是无能为力的。据此,同性婚姻权保障的问题必须也只能进入宪法层面,要么由议会进行相关立法,要么由宪法委员会对既有法律和惯例进行合宪性审查。

   然而,在将同性婚姻权作为宪法层面的权利问题进行审议时也并非没有障碍。宪法上的权利演化需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论证,而这最终需要在宪法规范中找到同性婚姻权的存在依据。但无论是1789年人权宣言还是1946年宪法序言,都对此保持了沉默。如果从制宪原意的角度看,1789年人权宣言的制定者不仅丝毫不打算保障同性婚姻权,相反,制宪国民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因其宗教背景而对同性恋是极度憎恶的。因此,相关的权利论证无论如何都会缺乏压倒性的说理,尽管可以说承认和保障同性婚姻权会更好地诠释宪法中的人权与自由的原则,但在缺乏充分说理的条件下贸然予以认可总是会削弱宪法的连续性与周延性。在这种情形下,同性婚姻权议题的另一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就必然会被放大。

   (三)同性婚姻权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同性婚姻权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在于,婚姻和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必须得到维护,而承认同性婚姻权必然会构成婚姻家庭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涉及到每一个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并且引发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与观念冲突,由此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首先,前文所述的宗教状况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承认同性婚姻意味着反对同性婚姻的相关宗教教义必须改变,这等于在无形中强制改变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的宗教信仰。其次,法国社会的传统宗教背景决定了法国的同性恋群体必然集中于相对特定的社会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性别观念相对开放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尤以艺术家、高收入群体居多。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同情者也多来自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阶层,而传统人士尤其是天主教教众、伊斯兰教教众以及高年龄民众中的反同性恋比例较高,有调查显示,法国的反同群体主要是65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同性恋者在社会阶层中的相对固定,赞成同性婚姻与反对同性婚姻的争论就相应地带有社会阶层冲突的色彩。最后,在法国独特的政治与政党背景下,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论还进一步与政党斗争联系在一起。左派政党通常支持同性婚姻,包括同性恋行为非罪化以及后文所述的民事互助契约制度的建立、同性婚姻法的通过等都是在社会党的推动下实现的,这既源于左派政党赞成改革的传统立场,也不排除左派借赞成同性婚姻来标榜自身的开明性。而右派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则针锋相对地加以反对,人民运动联盟(UMP)甚至扬言在竞选成功后将废除同性婚姻法。由此,同性婚姻权议题与宗教传统、社会冲突和政党斗争等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复杂,围绕这一议题而出现的公共分歧也更为显著。

如果超出法国的范围而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背景下看待同性婚姻争议,会发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个国家均以类似的内容和方式存在。例如,美国的同性婚姻权议题也同时具有宗教观念、社会阶层与党派斗争的色彩。美国传统宗教关于同性婚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就社会阶层而言,美国反对同性婚姻的主要是受宗教影响的传统人士,而支持同性婚姻的重要势力来自华尔街,还有地产界、零售业、IT业和演艺圈,这些群体在美国社会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举足轻重。就党派斗争而言,相对自由奔放的民主党持开明态度,而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则一直明确反对同性婚姻。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原本在竞选初期并不支持同性婚姻,但分别在2013年和2012年转而支持同性婚姻,希拉里更可能由于其赞成同性婚姻而在总统竞选中赢得更高的支持率,从而成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真正赢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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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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