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5 次 更新时间:2016-01-23 22: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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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才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就思想深度与学术地位来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是三位标杆性人物,对于批判理论第一、二、三期的发展有着杰出贡献。如今,能否出现批判理论的第四期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但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在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但他们奉行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些都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也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然而,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的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的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的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就思想深度与学术地位来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是三位标杆性人物,对于批判理论第一、二、三期的发展有着杰出贡献。如今,以第四代批判理论家正以弗斯特为学术领袖,沿着“政治伦理路向”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然而能否出现批判理论的第四期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①]而得名,以“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闻名于世。但这三者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1923年2月3日,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阿根廷慈善家赫尔曼·威尔(Hermannn Weil,1868—1927)[②]致信法兰克福市市长,表示对反犹主义的反感,并因目睹德国对“犹太人的压迫、驱逐、抢劫”而决定捐赠“人道主义费用”(共1.2亿马克),用于战争伤亡抚恤、建立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救助;还准备成立由他儿子弗里克斯·威尔(Felix José Weil ,1898—1975)[③]担任监管人的“赫尔曼·威尔基金会”,支持创立形式上隶属法兰克福大学、实质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所。因威尔父子的善举,老威尔被法兰克福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小威尔被法兰克福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23年2月3日”,也因此被当作社会研究所的成立日。

   实际上,早在1922年夏,小威尔就开始寻找建立“超越资产阶级科学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并邀请卡尔·魏特夫(K. A. Wittfogel,1896—1988)共同讨论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问题。不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纔是社会研究所的前身。1923年5月20—27日,在小威尔推动、佐尔格(R. Sorge,1895—1944)协调、柯尔施(K. Korsch,1886—1961)的理念之下,2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C. Lukacs,1885—1971)、柯尔施、波洛克(F. Pollock,1894—1970)、蔡特金(C. Zetkin,1857—1933)、佐尔格、魏特夫,以及小威尔等人,在图宾根附近的格拉贝格火车站宾馆(共产主义者F.亨讷经营)主办社会研究所第一届理论研讨班,即“马克思主义工作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主题:当代危机问题研究类型;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问题。这就“为社会研究所的创办奠定了科学基石”[④]。

  

   一、格律贝格与“三大助手”

   1924年6月22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格律贝格(C. Grünberg,1861—1940)[⑤]出任第一任所长。但他这个所长是“捡来的”,因为第一候选人是盖拉赫(K.A. Gerlach,1886—1922)[⑥]。1922年,“左翼社会主义教授”盖拉赫来到法兰克福,并为将要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拟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可惜未上任就逝世了。第二候选人有两个:一是迈尔(G. Mayer,1871—1948)[⑦];二是格律贝格。据说,迈尔因过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而落选,格律贝格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

   义之父”纔得以当选。在就职演说中,格律贝格强调,社会研究所应该促进“对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认识”。但是,这个构想并未实现,因为他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核心工作是:(1)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⑧]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2)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1924—1928),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⑨]这项工作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⑩],但非政党政治而是学术意义的;而且,他们从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研究中获益。[11]

   格律贝格有三大助手,分别是:波洛克[12],格洛斯曼(H. Grossmann, 1881—1950)[13],魏特夫。

   ——波洛克的最大亮点是:(1)社会研究所“永远的行政总管”。波洛克一生都与社会研究所联系在一起,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1923年,他以“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后,就参与社会研究所创办,从而成为社会研究所共同创办人。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工作周”成员,而且与小威尔同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负责人。后来,又进入“霍克海默—圈子”,与阿多尔诺(T. W. Adorno,1903—1969)一起成为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5—1973)的左膀右臂。无论是格律贝格的“前法兰克福学派”时期,还是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波洛克都是社会研究所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有时是执行所长)。例如,格律贝格因患严重的“脑卒中”(1928年1月)后,他成为社会研究所代理所长;1940—1941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加利福尼亚修订《启蒙辩证法》,他成为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之后,他又担任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2)20世纪30—40年代,阐发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论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的(新政治),共同点都是用政治首要性取代经济首要性,并试图借助计划经济、国家调节行为解决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通往调节的、原则上无危机的经济体系之路,最终经济消解在技术管理行为中。这个理论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认可,从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流观点。“波洛克的经济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给予了《启蒙辩证法》的表述以重要动能。”[14]

   波洛克逝世后,欧美世界再版了其主要著作和论文。例如,《马克思的货币理论》(1923/1971[15])、《1927—1928年苏联计划经济尝试》(1929/1971)、《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文,1975)《国家资本主义》(论文,1981)、《民族社会主义有一个新秩序吗?》(论文,1981)等。与此同时,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似乎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中外学术界对波洛克的研究还差得很远,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程度。就像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所说:“波洛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格罗斯曼的特色在于:(1)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参与政党政治。他出生于波兰(时属奥匈帝国)相对富裕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同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不久成为(加利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1905年,成为(加利西亚)犹太社会民主党共同创办人和第一任执行秘书。1919—1921年,出任华沙中央统计局部长顾问(1920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1年,成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人民大学主席)。但1924—1925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被监禁。1949年6月,加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但不再有重要影响。(2)作为“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代表人物”,从社会研究所早期参与者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评者。1908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担任法官,并跟随格律贝格研究统计史、经济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即将到来的学术生涯。1922年,他到华沙大学讲授经济史、经济政策、统计学;1925年11月,移居法兰克福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直到1933年2月25日(“国会纵火案”前两天)逃往巴黎。随着希特勒上台,格罗斯曼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又被中断。此后,又从巴黎流亡伦敦(1936)、纽约(1937—1938)。1948年底,重新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不过,格罗斯曼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霍克海默—圈子”的批评,他们之间无法再有合作的可能。据分析,原因不外乎三方面:一是理论取向上,与“霍克海默—圈子”反实证主义的总体理论取向相冲突;二是政治立场上,至少从1941年德国法西斯袭击苏联开始,他放弃了始于1933年的对共产国际的批评立场——这个转向,不为“霍克海默—圈子”所理解;三是性格上,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冲突。[16] 再加上“麦卡锡主义”令他非常不舒服。所以,1949年春,格罗斯曼移居德国苏占区(1949年10月7日建立民主德国),担任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讲授“工人运动史与经济制度史”,并承担“欧洲农业国家工业化的未来前景”研究项目。

   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圈子”之所以相互批评,主要原因是他们之间理论取向不同。格罗斯曼的理论支点有两个:一是鲍威尔,一是数字图式;但与鲍威尔观点不同——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利润率下降但利润值增大,资本主义“崩溃”没有绝对必然性。因而,人们必须从道德上战胜资本主义。然而,格罗斯曼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构成趋向于增加”的基本预设,认为如果全部生产一方面用于工人消费,另一方面用于资本家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有崩溃的必然。尽管格罗斯曼对“崩溃法则”进行了复杂的逻辑论证和数学论证,但这个结论恐怕是不能为“霍克海默—圈子”所接受的。尽管如此,格罗斯曼还是给世人留下了不少论著。例如,《面对犹太人问题的无产阶级》(1905)、《西斯蒙第及其经济学理论》(1924)、《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法则与崩溃法则》(1929)、《马克思: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与动力问题》(1969)、《批判理论文集》(1971)等。不过,学术界对格罗斯曼的研究较为冷清。其实,无论是格罗斯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是格罗斯曼与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都值得仔细探究。

——魏特夫与其他成员的最大不同,不在于他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1923)、进过埃姆斯兰集中营(1933)、流亡英美(1934)并加入美国籍(1941);甚至也不在于他从“德国大学生运动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员”到冷战时期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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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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