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婕: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5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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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婕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媒介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批判论述,早在二十世纪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关注美国电视的快速发展对普通大众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电视本体、电视观众、电视制作人和电视文化现象批评研究,其唯一一篇电视研究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在国内电视理论研究、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甚少被研究者们深入论述,反映出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理论内在逻辑缺乏重视。在此,深入探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指出其研究既有局限性又有进步性,提出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来看,阿多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批评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还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其是当代批判理论需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以进行更多元的思考。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电视;大众文化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再次访美,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视成为个人家庭生活中的新焦点。可以说从1950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国家庭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长每天从未低于3小时,去电影院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起居室里,如果有可能看电视,大家通常也不再收听广播[1]。在阿多诺看来,电视对当时大众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大众消费者就像是“一个个躺在沙发上的土豆”,其思考文化工业中的种种问题,让人警醒。在这一时期,阿多诺参与项目研究,且以“如何看待电视”[2]为题,用母语发表了一篇电视研究论文,被收录于罗森博格(Bernard Rosenberg)著作之中,此后,该论文以英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发表。有西方学者翻译阿多诺的文集《批判模型:干预和流行语》,其中一章节为“电视作为意识形态”[3],也就是阿多诺发表的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学者翻译了阿多诺的电视研究论文并刊载于《外国美学》(第九辑)中[4],但甚少被国内传播学界以及电视理论和媒介研究者们在相关研究中提及该篇论文。在此,笔者通过对阿多诺的电视研究进行梳理,有益于对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探讨,文末建议围绕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的问题域,结合我国电视发展语境进行更为多元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多诺电视研究的提出


笔者首先以“T.W. Adorno”“ T.W. Adorno+ televison”与“T.W. Adorno+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为主题词搜索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EBSCO(全文数据库)、JSTOR(过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查询,未出现有关阿多诺的电视研究相关论文。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搜索国内学界最初关于阿多诺的理论研究,关注其大众文化理论及其在我国的接受过程,勾勒出相关论述的问题或基本倾向,主要集中在陆扬等《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赵勇《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从一篇被人遗忘的“序言”说起》、汪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尤战生《接受与误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阿梅龙等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国内传播学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相关研究中,有研究者肯定阿多诺的美国之行在传播学中的意义在于几乎重写了传播学的版图,不乏论述提及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广播音乐项目的科研经历,两位不同学派的重要学者对项目研究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有所不同,导致项目失败,在传播思想史上影响之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传播理论范式格局[5];也不乏研究者关注五十年代阿多诺在伯克利社会研究所与心理学家合作的“权威人格”研究,提出阿多诺在研究方法的突破,将统计学相关的定量研究引入,以量化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方法揭露暗藏着的极权主义倾向。


经过进一步梳理国内研究者们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论思想资源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可发现:其一,在电视理论与电视批评论方向的研究方面,高金萍的《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中,论述西方电视理论渊源、全面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思想,涉及阐述阿多诺对现代媒介发展的关注、对电视观众开展实证研究,以及在《西方电视研究的理论进路》中,高金萍提到阿多诺撰写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指出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对电视的研究,价值在于使传播和文化的研究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中得以整合[6]。其二,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电视批评”为主题搜索,经过内容分析,仅有四篇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涉及对美国电视研究的学科起源与发展、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分析,研究者们追溯西方电视研究学科生成的文化渊源,其中论述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刻阐释,但并未提及阿多诺的电视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电视发展的评述,有研究者在对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分析中,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是电视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该学派不少代表人物就生活在电视大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解剖电视的一把利刃,明显带有对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媒的批判色彩[7]。其三,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以“阿多诺电视理论”为主题搜索,筛选发现两篇学术论文涉及阿多诺的电视研究:程帅红的《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传媒——从阿多诺的电视理论谈起》与王卓慧的《如何看待电视——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程红帅分析阿多诺对电视的批判是作为对大众文化批判的中心所指,可被视为大众文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视阿多诺电视研究的现实意义,思考现代社会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电视应恪守自身的传播功能和文化职责,大众应该具备正确对待电视的态度,警惕沦为看电视的工具[8];王卓慧尝试就阿多诺的电视批判理论进行解读,指出阿多诺对电视具体实务的审视,对电视内容、电视传播效果、电视深层解构以及电视人进行批判分析,认为阿多诺电视研究的价值突出以理论批判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9]。在此,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为阿多诺电视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中也存在些许问题,比如:研究者忽略联结阿多诺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进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电视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阐释中西方电视的不同发展和电视语境的差异,亦未分析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所采纳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丰富西方的电视理论学术意义所在。


因此,本文拟回溯阿多诺访问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探析阿多诺对美国电视发展的研究,可以说,从中西方电视理论与批评研究入手,将阿多诺身上的“上流文化保守主义”烙印、不可避免带着某种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纳入思考范畴,以期就以电视为首的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对资本社会产生的影响再分析,进一步拓展阿多诺的电视影响研究的理论视野。在此,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电视发展的现状,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中,使研究的结论克服对今日我国电视批评实践生硬使用西方理论的缺陷,从而在符合我国国情的电视文化生产、电视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国内电视理论研究与西方的电视批评理论进行融合,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启示。


三、阿多诺对电视与大众文化的批评研究


当阿多诺流亡美国期间,他感知到电视为大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意识到“电视是不能用简单的措辞,喜欢不喜欢、赞同或反对来说明的”,提出需要认知电视产生的效果,系统地调查研究电视传播的社会心理特征,探析电视节目背后隐藏的机制,以了解电视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4]。在《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伊始,阿多诺提出电视研究应该建立在调查和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以探讨电视本体、电视影像,深入电视的节目结构,阐述电视的改进问题。在其看来,对自律艺术与大众传播媒介应视为两分法判断,立足于纯美学的高度进行构想。文论中他列举对电视本体研究、对电视节目制作、对受众的考察,标显出电视的四个方面特征:“新旧通俗文化”“多层次结构”“专横”“陈规化”。


(一)新旧通俗文化


阿多诺感受到电视媒介发展呈现出的大众文化景观,比较了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发展与旧文化工业的低水平文化产品生产,指出在艺术与自律意识方面的差异,进而以“通俗文化”一词行文,评述现代媒介产品的商业化生产及其出现的文化形式、产生的社会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同一时期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与阿多诺之间的学术交集,从洛文塔尔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论著中可见。洛文塔尔以通俗杂志的内容为重要研究文本,获取大量例证,揭露文化工业化生产过程中隐藏的信息,其采纳文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方法,以“通俗文化”表述对当时美国社会大众文化的看法。美国传播学者汉诺·哈特(Hanno Hardt)曾指出:“洛文塔尔的研究内容涉及传播领域的知识,特别是关于传播与通俗文学在社会的作用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和分析,在基于文学、哲学根源的基础上对传播本质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11]洛文塔尔在相关著作中引据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批判观点,阐释美国文化产品的工业化发展现象,指出:“通俗文化产品不具备真正艺术的特征,但是所有媒介发展中的 ‘通俗文化却证明其拥有的真正特性:标准化、模式化、保守主义与欺骗性,这是一种控制消费者的产品。”[12]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中,以“新旧通俗文化”评述电视产生的大众文化现象,引述十九世纪大量发行并服务于大众消费的通俗或半通俗小说作为文本对个人判断的产生影响,进而对电视作品产生的文化形式、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可以说,洛文塔尔关注的是印刷媒介生产出的通俗文学作品,以通俗小说为文本分析,中立平和地论述大众文化现象,行文中提到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但这仅是作为“对帕斯卡尔的遥远回应”进行比对。而阿多诺所洞察的是,电视发展影响观众结构产生变化,成为助长大众文化的力量,其揭露隐藏的电视机制成为影响通俗文化的内力。面对电视媒介生产的节目产品呈现出一体化、虚伪性的特征,引发个人角色变化,阿多诺指出电视节目在社会中扮演的整合与控制大众角色的表现。这正如电视研究者加里·R.埃杰顿(Gary R. Edgerton)所闡述的,战后美国电视快速发展,出现了“电视也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使命,就是要广大群众感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可信的、合法的……他们正在适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费主义现实”[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多诺所见的年代美国电视发展产生的“通俗文化”现象,反映了处于当时社会“现在进行时”的媒介发展的情况,而洛文塔尔以通俗文学作品文本为研究对象,是对“过去进行时”的“旧通俗文化”考察,是“大众文化”的初级阶段。可见,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似乎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阿多诺意识到需挖掘电视节目的结构和隐藏的信息,以判断电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电视节目的多层次结构


阿多诺借助心理机制方法调查观众的感受,以揭示节目结构设置的外显信息和暗藏的信息(包括有意识信息和无意识的信息投射),从而对节目产生的效果进行判断,指出电视节目中暗藏的信息以“伪现实主义”目标出现,表面上容易让观众接受,成为引导观众反应的关键。以五十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爱露西》(I Love Lucy)为例来看,有美国电视史专家从文化角度评述电视剧中主角个人形象成为“二战”后美国观众为之效仿的对象,角色反映出数百万美国人的矛盾心理,电视节目对大众和社会带来了影响。当时阿多诺所见的多数电视节目都如《我爱露西》一样,播出后带来深层的社会影响,出现了“着眼于制造至少是复制那种沾沾自喜,思想上的轻信以符合极权主义的信条,即使节目明显地表现出反极权主义”[4]。阿多诺通过对电视节目设计出的多层结构进行研判,发现电视节目内容预先被设计的“隐藏的信息”不易被察觉,指出节目制作者暗示手段达到操纵观众的目的。在其看来,“文化工业”环境下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遵循老经验规则,是已确立模式的电视人机制,对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内容叙事、人物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是高于任何艺术分析的。


(三)“专横”的电视心理机制


在阿多诺看来,电视节目制作人预设了对观众产生心理影响的机制,是一种“专横”的机制,因此,需要对具体电视节目预先设定的内容考察,以了解不同的节目、节目类型隐含的意义以及节目产生的效果。阿多诺认为电视节目的镜头、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设置,获得预示发生的场景和观众的心理,可能产生对故事发展的预测,这是先前经验的光环效果作用于电视节目。因此,观众看电视容易被引导,得到某种心理暗示,这是电视机制模糊了影像画面和现实生活的界限,产生的影响超出制作中预先设定的理念主旨,呈现出一种“伪现实主义”的特征。回顾“二战”后美国电视发展情况,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洞察到电视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商品的消费习惯,导致“人们的电视使用率却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迹象……虽在第二天早上已悔恨自己的行为,然而当夜幕降临时却又忍不住一切依旧”[13],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中揭示出电视的致瘾性,表述对全国观众的电视依赖症的担心。这正如阿多诺所意识到电视的影响效果,不仅对大众家庭生活带来变化,甚至导致大众的审美趣味降低。阿多诺将美国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追捧视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服从,这重塑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模式,为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四)电视“假人格化”的陈规方式


阿多诺通过对法西斯独裁者的电视剧进行深入分析,借助反向精神分析法判断观众机械化地接收所看的画面内容,阐述电视呈现出看待事物的陈规方式和伪现实主义的特征。他描述电视画面呈现出独裁者的个人形象:


“这个独裁者只是一个恶毒、自负和怯懦的男人,他看上去行动极端愚笨,没有显示出什么专政的客观发展史,这产生了这样一张印象极权主义来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个性骚动,并被观众应当认可的形象的忠诚、勇敢和热情所打动。”[4]


在其看来,电视剧中人物形象所规制出的“假人格化”会反射到现实生活中,而观众不会去鉴别电视画面中被设置的元素,不会对电视产生怀疑。可见,电视制作者设置内容,容易让观众产生所见即所得的感受并与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阿多诺的批评指出电视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表达了对观众看电视受到影响的担忧。在当时政治动因和经济刺激的情况下,其看到的是,美国大众文化与法西斯的统治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美国电视的描述总是有意无意地与法西斯发生勾连。为此,阿多诺提出深层思考电视文化与教化的问题,希望大众能够有意识地看待不同层面上电视隐含的心理机制作用,避免成为盲目积极的消费者,但其矛盾的心理也表示了展望电视未来的发展,应该具备某种精神。


四、阿多诺电视研究的理论贡献


阿多诺从电视本体、电视节目结构、电视观众与电视文化现象等方面对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进行研究,揭露了电视作为商业媒介在维护霸权方面起到作用。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带有思辨色彩,重视资本主义社会电视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用科学的研究法分析电视以及电视产生的文化现象,这对于后世的电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电视理论和批评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理论的提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现实意义。


(一)阿多诺开创性地对电视的实证研究


在美国电视文化刚刚出现时,其所见正是视觉文化开始走向兴盛发展的时代,阿多诺对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发展感到震惊,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中对电视的思考和定位,无疑具有先锋性和超前性,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媒介技术、文化工业和经济的相关关系,也得到实验的证实,这对于分析电视文化非常有用。可以说,阿多诺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环境下电视节目的结构与制作,尤其是其提出的电视人机制,揭开了笼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厚重的面纱及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实证剖析,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


(二)阿多诺的电视批评触及受众研究


阿多诺研究提出电视画面容易让观众盲目积极地消费电视,且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其洞察到电视文化中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面,重视观众个人角色的变化。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采纳实证方法研究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来。拉扎斯菲尔德从媒介分类和受众反应两个向度上重视效果研究,在其1948年第一篇论文中,论述将受众的反应分为即刻的、短期的、长期的或制度性的,由此产生4×4=16种效果类型,进一步指出简单的效果产生的是复杂的问题,大众媒介可以影响个人的知识、态度、观点和行为,其认为受众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受媒介影响而短期改变[14]。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赫佐格曾坦言若要确证媒介对受众长期的、累加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影响是有一定难度的,难以被确定。可见,哥伦比亚学派成员采纳实证方法聚焦对受众影响的考察,奠定的效果范式是主导,但他们的研究中欠缺对社会结构、制度影响、个体等方面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从另一角度补缺的[15]。在此,笔者认为阿多诺更为积极地探索电视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与观众个人角色的变化,虽然在批评论述中忽视了观众的个体差异,但其采取的研究方法填补了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之间的鸿沟。阿多诺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表现出对电视和大众文化现象的重视,主张系统地调查研究电视节目结构、传播的内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电视产生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思维中,融入了不可缺少的艺术思维,这有助于对电视批评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可被视为电视文化研究较早涉及电视与受众的研究。


(三)阿多诺对电视与人的社会化、电视文化与教化的思考涉及有限效果论思想


追溯1929年美国电影研究评议会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历时三年的研究,学者们采用实证科学方法测量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规划完成13项角度不同的研究,其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布鲁默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其“探测性”研究采用较详尽、主观分析取向的方法,获得丰富透彻的结果,研究发现同一部电影对于不同的观众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布鲁默看来,电影的内容多样,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因为受众的理解千差万别。国内研究者论述布鲁默的电影影响研究,指出其注意到受众的差异与原有的态度、信息、生活经历有关,人口特征是产生观众欣赏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年龄或者受不同教育程度的观众来说,可能有着相当明显不同的含义[16]。换言之,布鲁默注意到受众教育背景与观看的电影影响有关系。国内研究者指出,这一在30年后才被公认的受众差异论,其实早在布鲁默的电影研究中就被提出,“电影的影响并不单纯建立在其内容之上,而且还建立在观众的感觉与气质之上……有时观众解读同一影片获得的意义完全相反”[16],其观点在后来的各种研究中不断被反复验证。诚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在观众社会化的进程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多诺表达对观众看电视受影响的担忧,也指向展望电视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时代烙印下的多元视角与今日电视批评


在此,笔者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的理论解读,以电视发展史知识为参考,进而论证阿多诺选择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将观众当作媒介消费者且处于被动位置,在其研究中整合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实证分析与文化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中的应用,审视电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作为西方电视理论、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应受到学界的关注。今天看来,电视这一现代媒介作为学术灵感不断刺激着学术研究,其中美国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在电视时代可谓一次飞跃,而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既有明显的局限性,其高呼电视是“文化工业”的产物,看不到电视媒介文化中进步的力量和革命潜力,也没有提出科学的电视理论体系和研究电视的科学方法,让电视理论知识普及。但重要的是,阿多诺对电视节目创作、节目效果影响与大众文化关系的思考,对于电视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不少学者们意识到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被不同程度地吸纳和传承,这其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文化研究最引人关注,在全球化新语境下,继续对当代技术化和媒介化社会开展批判的思考,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说,今日的“批判理论”在全方面吸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等理论,以多重视野审视在全球语境中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17]。那么,重新追忆梳理阿多诺电视研究这一范畴,是因为今日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媒体已经控制了一切,如西方学者拉尔斯·伦斯曼(Lars Rensman)指出的:“今天,文化工业媒体把最为细微的感情波动感和最为隐秘的切身领域都陈列出来、予以标准化处理、无限地投放市场、或者说加以消费。”[17]而我国学者进一步预示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在一個如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正逐渐成为事实,即在一个由现实、技术和媒介交织的“仿真世界”里,真实与虚拟已经难以辨别,如杰里·夏皮罗(Jeremy Shapiro)在《数字模拟社会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基础》中所认为的:在数字时代,借助于计算机模拟世界已经成为经常的事情,以战争为例探讨模拟与现实的关系,人们已经很难区分二者的界限,这也不仅仅是战争,对人们而言,通过经常性的使用,模拟和虚拟的现实性就成为“真实性”的现实,从这种现实性立场出发,人们会把日常的或非模拟的现实性体验为偏差、迷误、玷污、错误或令人恼火的事情[17]。可见,今天的传媒文化产业已经从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的雷同性、同一性、伪现实主义、假人格化、复制性的文化工业,发展成为模拟性、虚拟性和超现实性的当代的媒介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新体验、新感受和新文化。


那么阿多诺的电视批评,我们应该在深入其理论大厦的架构内部进行消化理解之后,考虑如何借鉴,甚至创造性地转化他对电视与大众文化的批评研究,进一步探索我们是否可能对他的内在批判和精神分析有所领会,转而对本土电视作品有所反思?在我国,电视实践在草根文化、官方文化和商业文化博弈共存的共同体中,如何理解个性的可能性?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予以理论化,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联系当前的社会现象和电视文化市场来看,试着比较从“沙发土豆”的生长到“网络瘾君子”的出现,传媒世界在普通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思考阿多诺的理论遗产,自从“文化工业理论”引进中国,就开始打上本土化的烙印,其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社会的电视现象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电视画面的警示。如果说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的信息时代的新变化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提出了现实挑战,它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我国电视的研究与实践同样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第一,在于将电视文化产业的批判从静态的理解扭转为历史的理解,在文化工业的流行走向标准化的过程中获得持续再生产的动力;第二,对于电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阐释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使批评理论本身焕发青春,而在于全球电视产业的时代,如何借助用于审视当下的我国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频道专业化、应对后全球化的挑战等等。如有电视专家强调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的偏爱,甚至今天对我国电视的学理批评,处处都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痕迹和直接影响[18]。其实,阿多诺的电视研究从反面启发我们,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速发展的中国电视作为复杂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内心精神的窗口,早已成为大众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时代的构成部分,展现出多元文化但也出现脱离时代的特征,比如它的传播、叙述方式和内容时常呈现出简单和平庸的特点,这也是电视人与观众的共同困惑。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们从学理性的角度对独具中国特色电视文化赋予重要的阐释,当前我国的文化消费包括电视文化消费呈现出大众化到分众化或小众化、个性化并存的特征,其中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比重较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判引发2020年我国电视文化娱乐现象的湖南卫视(芒果TV)女团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该节目不断制造话题使社会各界从女性、年龄、价值等方面了解对“她题材”的利用。相关数据显示:25~35岁之间的女性是节目的主要受众人群,节目成为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逐渐构建出日趋同质化、平面化的认知及知识,受众群体容易习惯把节目中的明星形象当作现实来感受,以至于出现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通过“两微一抖”、视频播出品平台和B站参与节目互动,被电视综艺影像“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不足为怪。值得一提的是,该节目的广告数量是湖南卫视2020年之最,节目广告主多达21个,其中广告产品摆放、灯箱植入等原生植入形式广告的曝光时长和频次最高,还有花字创可贴、片尾鸣谢、后期画外音口播等内容植入的广告形式,借助节目热度提升品牌曝光度,呈现出商业利益最大化、传播的庸俗化。该节目播出后随之创制出衍生版节目《姐姐的爱乐之程》以及节目的系列化开发,节目衍生产业链的运作出现在“满足观众需求”的幌子下,运作猎奇令人瞠目结舌,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才是解读这档综艺节目的关键词。那么,我们既有理由为当前我国青年群体对电视文化时尚和社会的追赶速度感到欣慰,也有理由为我国电视文化的浮躁和审美疲劳在所难免表达出焦虑和不安。在此,阿多诺在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化社会的电视现象的描绘及其电视批评理论对于当下我国电视所处的理论语境和实践环境,更应该考察电视传播、电视产业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关系[19],而不是在借鉴的时候一再重复使用其思想方法、话语方式,同质化地停留在理论的解释上,否则必然会影响批评效果。


我国电视批评的实践作为与电视同步发展的媒介现象,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近二十年来,国内电视理论家们注意引进西方现代电视批评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研究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有出现对西方批评理论进行简单移植和概念翻新现象,这反映出批评思路受到限制。近些年,国内电视研究已少有重新挖掘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传播学科、媒介批评的意义,更少有学者挖掘探讨阿多诺所参与的经验性传播研究及其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理解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如学者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性传播研究中指出的: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經济学和文化研究,而且也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以当代批判理论不仅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批判性、反思性的姿态思考生态、种族和环境危机等当今世界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而且要形成一个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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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时统宇.抵制电视低俗化现象[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10):38-40+15.


[20]  欧阳宏生,李弋.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批评的若干思考[J].现代传播,2010(8):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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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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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庆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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