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整合思想。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怀揣阶级意识整合的理想，拒绝工具理性和文化产业的社会整合方式，主张用否定性哲学、独特的审美艺术活动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抵制功能化的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整合方案突出了政治公共领域中公共舆论和法律在规范政治权力方面的作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群体、社会的有机团结提供了切实的伦理基础。总的来说，规范性整合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特色和方向。这种整合思想在欧盟一体化、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文化冲突与宗教包容、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当今逆全球化形势凸显，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处于上升趋势，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兴起，这些都对这种社会整合思想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社会整合是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现代社会建立在法律、道德、文化等各系统分化的基础上，现代的个体和群体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分裂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个体化、多元文化主义、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的日益显现。如何在后传统的社会中，在尊重公民权利、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群体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是西方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而法兰克福学派向来就有重视社会团结的传统。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对整体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实践的社会整合方案，或者是霍耐特的相互承认理论，都为社会整合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拒绝工具理性的社会整合方式， 依靠批判和新审美实践实现拯救

　　 “社会整合”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是指社会不同的要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也可以被称作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分裂、社会解体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根据整合类型的不同，涂尔干将社会整合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机械团结是指通过压制和惩罚而表现出来的团结，是建立在个体相似性基础上的社会凝聚力。这种社会团结越有活力，个体的人格和个性就越遭到压抑。有机团结是指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在个体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团结。“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1当然，在今天看来，涂尔干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论断未必站得住脚，但他至少提出了社会分化与整合、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等核心概念，并探索了社会整合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20世纪30—60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在探寻革命的阶级意识衰落、社会整体化、消费主义兴起等社会现象的过程中，从批判和否定的视角提出了他们的社会整合思想。当然，他们的社会整合思想不是来自涂尔干，而是来自卢卡奇和马克斯·韦伯。卢卡奇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阶级意识问题。韦伯则认为，现代社会朝着一种工具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且这种形式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批判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现代个体受启蒙理性的影响，不得不在自我持存的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变成同质的、受集体监控的、顺从的人。他们认为：“凭借大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2也就是说，在经济系统的迫令下，在科学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们不得不遵从这种职业分工及其所要求的“技术装置”3。如此一来，在生产系统的科学化、理性化、机器化的条件下，劳动者变得“软弱无力”,与现实的感性世界相脱离，无法辨别社会压迫的真实情况，也毫无反抗和革命的阶级意识。

　　 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认同涂尔干所言的社会分工导致有机团结的观点。后者认为，劳动越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他的“个人性”就越强。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劳动分工的专门化、职业化只能导致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个人性”不会变得更强，而是变成“单纯的类存在”4。他们如此描述这种工作情况：“他们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桨手们不能彼此交谈，他们相互以同一节奏扭连在一起，就像在工厂、影剧以及集体中的现代劳动者一样。”5在这种强制的集体性中，个体变得原子化、愚笨、冷漠，毫无个性和主体性。所以，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眼里，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建立在同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社会，是依靠现代工具理性建立起来的总体社会，是通过强制而形成的“机械团结”。

　　 面对这样的社会病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给出的良方是什么?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个体较好地融合进整体?他们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方案。首先，在总体上拒绝这个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占据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都以“大拒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体现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也反映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以及弗洛姆《健全社会》《逃避自由》等作品中。他们通过批判共同表达了如下观点：一个文明健全的社会需要照顾到个体的真实需要，需要尊重和培育个体的差异性和创造性，不能以单一的工具理性、技术社会、统一的物质消费需求来覆盖与支配整个社会。

　　 其次，他们怀揣革命的理想，但发现无产阶级已发生分化，物化意识已占据社会主流。卢卡奇曾将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能将历史发展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意识上。霍克海默在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确立批判理论的方向时，也想通过跨学科的经验研究，对大众顺从集权统治的现象展开一种社会心理分析。通过经验性考察，阿多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实践并不乐观。他认为，一方面，客观的力量——整体社会——过于庞大，物化意识又深入人心，占据了主体的心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产生分化，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剥削。由此，原先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结构已经让位于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多元阶层结构，这就导致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来解放整个社会的道路走不通了。6

　　 再次，他们主张人们要有清醒的认知，在哲学上贯彻否定辩证法。既然现代性的总体性是不合理的、压迫性的和“恶”的，那么阿多诺倡导通过新的认知观念抵制错误的思想形式。在他看来，这个错误的思想形式就是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原则或黑格尔所主张的肯定性辩证法。传统哲学总是主张主客体的同一，或者认为概念可以最终把握到非概念之物。正如黑格尔在其“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环节中所肯定的，概念最终会和物、对象在思想中达成和解。阿多诺认为，这种同一性原则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一样，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个体只能顺从这种同一性。在他看来，改变这种错误认知的条件就是运用否定辩证法。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所有概念，包括哲学概念，都涉及非概念，因为概念自身是现实的要素……非概念，作为概念中介表现自身的东西似乎来自内部，与概念领域相比，它具有优先性”7。换言之，面对概念的同一化强制，要想到其非概念，转向非同一性，这就瓦解了同一性的逻辑。这也是后来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内在批判法”,亦即在当下的理性概念中寻找和发现其内在矛盾或概念所忽视的现实物的其他潜能，从而在非同一性的视角下，看到“一个差异的、有质量和使用价值的”8人性化世界。

　　 最后，主体可以依靠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抵制这个功能化的世界。与卢卡奇、韦伯重视美学实践一样，阿多诺非常看重主体力场中的美学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凸显艺术无目的性的美学，人们才可以塑造和维持一种批判性的主体性。美学对手段—目的理性形式，即物化自身的根基破坏越多，美学就越能够提供与社会相关的‘真实内容’”9。也就是说，美或艺术作品中的无目的性可以让我们抵制这个工具理性化的世界。这里的“无目的性”并不是说审美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纯然活动，而是指这样的审美超越了物化和商品交换原则的算计目的，是真正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从上到下对顾客的整合，阿多诺倡导一种与大众文化不同的、独特的、自律的审美艺术活动。当然，阿多诺也不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他知道，仅仅依靠一种新文化、新艺术并不能改变现状。他说道：“如果强调文化足以祛除人的野蛮，脱身于蒙昧状态，脱身于长久的暴力压制，那么文化是败落了。只要文化缺乏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的前提，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10所以，在强调新文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阿多诺回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这个被剥削和奴役的错误世界，从而“在人最为密切的关系中确立一种正当生活的模式……必须创造出解放了的、和平的、人彼此团结的生活”11。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社会平等、正确生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依靠新文化实践进行社会整合，重建社会的有机团结。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批判、否定和拒绝这样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宰、充满物化意识的整体社会。他们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坚持和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看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是全方位的、整体的，号召人们对当前的社会整合及其同一性逻辑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主张用否定辩证法和主体的审美活动来抵制这个错误的世界。他们从批判和否定的视角告诉世人，这种建立在强制和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整体或“机械团结”是非人道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尊重人性、包容多元性和异质性、鼓励创造性的世界。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整合方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转变，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哈贝马斯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在当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对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整合压力，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如何去抵制和调整?显然，哈贝马斯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批判主题，但与前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放弃了整体批判和革命的立场，主张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激进民主化的方式探讨当代西方社会的整合方案。他说道：“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12面对金钱和行政权力的“暴力”,哈贝马斯主张运用和贯彻“社会团结”这一整合力量。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聚焦政治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公共舆论。哈贝马斯早在其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就探讨了一种并非由公共权力机关而是由私人通过相互交流、探讨公共事务形成的公众舆论的作用。哈贝马斯发现，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半私半公的“政治公共领域”,它由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组成，探讨着公共事务，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公众舆论。这个由受过教育的商人、学者、教士、官员、医生、法官和教师等组成的公共领域成为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这个公共领域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整合作用。他提出：“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建立了作为国家机器，因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法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联系。”13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转型，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融合，使得传统的政治公共领域发生崩溃。批判的公共领域被大众传媒操控，变成一种私人化的、被操控的领域，人们无心讨论政治，只关心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国家为了给国民提供一种实质性保障，承担了更多社会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