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6 次 更新时间:2016-01-23 2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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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才  

   四、哈贝马斯时代:“各自为战”

   随着阿多尔诺、波洛克、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相继去世,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并形成了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1)以哈贝马斯、内格特为代表的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路径。他们的“新批判理论”(Jüngere Kritische Theorie)[①],明显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老批判理论”(?ltere Kritische Theorie)。(2)以弗里德堡(L. V.Friedeburg,1924—2010)、布兰特(G. Brant,1929—1987)为代表的经验研究路径。他们执掌的社会研究所变成了“经验取向的研究所”,以至于引发了杜比尔(Helmut Dubiel)的“体制造反”。(3)以阿·施密特、蒂德曼等人为代表的经典文献编辑出版研究路径,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综观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学术影响,可以说,作为“重建派”的哈贝马斯最终战胜了作为“经验派”的弗里德堡,以及作为“正统派”的阿·施密特,不仅主导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而且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对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体制外”[②]的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路径

   1.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哈贝马斯与社会研究所有着甜蜜而又酸涩的故事。1956年,哈贝马斯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在社会研究所做阿多尔诺的科研助理,直到1959年。这三年经历,对哈贝马斯的成长至关重要。1959年,哈贝马斯被迫离开社会研究所,先后到阿本德罗特(W. Abendroth, 1906—1985)、伽达默尔(H-G Gadamer,1900—2002)身边工作。1961年,他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题在海德堡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哈贝马斯被迫离开社会研究所的原因在于,“已经初步拥有了‘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哈贝马斯被霍克海默视为社会研究所的‘安全风险’(Sicherheitsrisko)”[③]。1961年,未经社会研究所同意,哈贝马斯与弗里德堡等人合编的《大学生与政治:法兰克福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文献”(新系列)出版,这触怒了霍克海默。霍克海默断定,根据法兰克福大学171个大学生随机抽样调查得出的“政治参与概念”很难给人清晰的结论,而且在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陈述”也令人担忧——即使阿多尔诺从中打圆场,认为哈贝马斯的介绍还是“相对温和的”,也未能阻止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的排斥。1964年,有望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哈贝马斯第二次来到法兰克福,但此时的法兰克福大学由霍克海默任校长,只给了他一个社会学工作坊负责人(纯属教学管理机构)的职位,这当然被哈贝马斯所拒绝,只担任社会哲学教授至1981年。1981—1983年,哈贝马斯到位于施塔恩贝格的普朗克研究所担任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第三次来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直至1994年荣休。

   就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而言,哈贝马斯基本上处于“体制外”,但却通过杰出的理论创造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这不仅体现为,前期哈贝马斯[④]对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的贡献——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早期批判理论,创立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批判与重建现代性话语,揭露现代文明危机根源,寻找通往未来文明之路;而且还体现为,后期哈贝马斯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协商政治理论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⑤]。由此,哈贝马斯创立了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新批判理论”。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来说,纳粹法西斯大屠杀体验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关注这些灾难对哲学思维、社会批判、理性角色有什么影响?在工人运动失败、文明国家出现纳粹的背景下,他们又开始思考马克思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用于社会关系分析——他们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运用韦伯(M. Weber,1864—1920)的合理化理论、弗洛依德(S. Freud,1856—1939)的心理分析学说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并且,通过追溯康德(I. Kant,1724—1804)及其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辩证法,而致力于克服实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象学的局限性。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研究社会人格、家庭、权威结构、审美体验、大众传媒等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视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批判理论”作为实践哲学,与传统理论处于张力中(这里的“传统理论”,既包括实证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又包括观念论的理论哲学或本体论)。作为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价值批判的资本主义批评家,他们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努力摆脱充满政党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标签;但他们只是限制性地选择马克思观念而无视其哲学内涵,以至于哈贝马斯说,将哲学扬弃在社会理论中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已经成为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变种;甚至同意布伦科斯特(Hanke Brunkorst)的看法,此时的霍克海默是“反哲学的”(Anti-philosoph)。[⑥]

   诚然,哈贝马斯接受了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对理性、主体、辩证法、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趣,并强调哲学必须以幸福与自由为取向,但他放弃了试图在理性中实现解放的要求。他指出,批判理论适合于研究个体主体经验的辩证矛盾,但辩证法本身也可能成为支配手段。因此,哈贝马斯试图克服(总是为批判理论所弱化的)一系列矛盾。他认为,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著作中,关于唯物主义方法与超验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与批判理性的个体主义预设、技术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文化心理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这引起了读者误解。在他看来,在关于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中,现象分析与超验分析能够结合起来;而唯物主义理论只有作为“准超验理论”(quasi-transzendentale Theorie)的一部分时,对文化进化自我反思的解放知识来说纔是有意义的。“经验的与超验的本性,同样是哈贝马斯的基础。”[⑦]

   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不同,哈贝马斯在语言的社会结构中确定合理性条件,并从自主的主体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这样,合理性就不再是个体本身的特征,而是不受干扰的交往结构的特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技术社会削弱了主体的自主性与合理性,这并不是通过国家机器对个体的支配,而是通过技术合理性对交往合理性的排挤而导致的。在作为伦理体系进化内在逻辑更高阶段的交往伦理学勾勒中,哈贝马斯阐明了体验进化合理性绝对命令的新政治实践源泉。

   迄今为止,哈贝马斯已经出版著作四十部左右。例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市民社会范畴研究》(1962)、《理论与实践:社会哲学研究》(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论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英文名《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文集》(1988)、《话语伦理学解说》(1991)、《事实与价值:关于法权的和民主法治国家的话语理论》(1992)等。

   1994年,哈贝马斯从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荣休,但并未停止学术活动。一方面,在《包容他者:政治理论研究》(1997)、《后民族结构》(1998)、《真理与论证》(2000)、《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2002)、《时代诊断:1980—2001年十二篇短评》(2003)等著作中,进一步阐发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思想;最近十几年,又集中讨论宗教和上帝问题,探讨宗教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性,出版了《人性的未来》(2001)、《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2005)、《世俗化的辩证法》(2005);2010年,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还接受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访谈:“哲学对宗教的新兴趣?关于后世俗意识与多元文化世界社会哲学状况”[⑧]。另一方面,在重大事件中,哈贝马斯总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对金融危机的深度反思中,他指出,这场金融危机清楚地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生活世界殖民化,遏制美国霸权就需要批判美国文化普遍主义;在“第21届德国哲学大会”[⑨]上,他作为特邀嘉宾做了“从生活图景到生活世界”闭幕词。

   2. 内格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格特的特殊之处在于:(1)出身贫寒。小农工家庭出身的内格特,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1945年,随同两个姐姐逃往丹麦,在难民营住了两年半后迁居于萨克森。大学期间,先在哥廷根学习法律,后到法兰克福跟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学习哲学和社会学。1962年,以“黑格尔辩证法与孔德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为题,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阿多尔诺)。1962—1970年,在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做哈贝马斯的科研助理。1970—2012年,担任汉诺威大学社会学教授,并兼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取得德国一等十字勋章。(2)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左翼知识分子。1956年,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的成员。1968年,他是议会外反对派奥芬巴赫社会主义办公室发言人。同年,他主编的《左派对哈贝马斯的回答》攻击哈贝马斯是“左翼法西斯主义”,后来为此事公开道歉。[⑩]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工会联系密切,致力于工人教育问题。其中,撰写的《社会学观念与案例学习:工人教育理论》成为“最有影响的文本之一”[11]。1972年,在汉诺威创立以自我管理、案例学习为特点的“Glocksee学校”,并领导该校达十年之久。1972年起,与电视制片人克鲁格(Alexander Ernst Kluge)长期合作,做了近五十个电视访谈节目。1994年,出于对“公共生活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政治统治”的担忧,发起签署“Loccmer批判的科学家倡议书”。1998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期间,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 )的选举团队成员。2013年,在反对大联盟声明书上签名,并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联合政府协议。

作为“介入型”批判理论家,内格特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工会作用与工会政策问题。他指出,今天,如果工会还自我限制在传统角色上,那就是失败的。因为在资本流动时代,工会不再是一个斗争组织,而是要回避、转化冲突。就是说,工会不仅要为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斗争,还要尽力延长自由时间、拓展健康的娱乐文化,以及企业之外的其他活动。他认为,尽管人是受经济主导和控制的,但工会的首要任务是文化权力。不过,内格特不同意工会提出的每周工作35小时的要求,而主张“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是可能的”。(2)劳动与人的尊严问题。他指出,在当今时代,尽管工业国家前所未有的富裕,但从社会权力关系看,长期失业剥夺了工人的尊严。即使如此,若认为长期失业导致暴力行为则是虚假的。当今存在着两种经济:一种是服从市场规则,一种是服从市场调节规则。不过,内格特并不是要消灭私人占有关系,而是要对资本加以限制;使人们在劳动生活之外成为整体的人。这显然是左翼社会民主党的立场。(3)公共领域、民主与乌托邦问题。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组织分析,他试图为1968年爆发的“有生命力的”公共意志形成战略提供一个基础。然而,当今工会逼迫企业家的能力下降了,“因为福利国家与民主构成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如果谁损害了福利国家,那么谁就是将斧头砍向了民主之根”。 [12]他认为,只有乌托邦是现实主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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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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