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

——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11: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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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关 键 词】宏观行动者/理性单位/个体理性/整体理性/超越机制

  

  

一、问题的缘起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把社会行动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工具理性行动指的是在给定目标和情境下,行动构成实现目标的手段或工具,并因此遵循效率最大化的逻辑;价值理性行动指的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行动:其行动目标受价值信仰所支配,行动者为此目标可以不计得失;情感行动指行动受情感驱动;传统型行动指行动为传统习惯所支配①。

   韦伯的理性行动论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但也存在问题。例如,Brubaker就指出,韦伯所使用的“理性”概念的含义具有模糊性和歧义,前后含义不一致:他至少在16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理性”概念。尽管如此,Brubaker又认为,韦伯的理性理论体现出某种表达现代性特征的一致化倾向,即: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算计技术的精细化、专业化知识的社会重要性的提升和对自己以及社会过程的技术理性控制的扩大。②显然,在上述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的概念中,最能体现现代性特征的是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概念。

   工具理性行动侧重的是对手段的选择。按照Wallace的说法,在韦伯看来,在给定的一个目的上,如果没有其他手段选择,只存在一个实现该目的的手段,那么,这种行动就不是理性行动,因为它不是基于选择而做出的。传统行动就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只有在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的情况下,理性行动才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必须对这些手段进行比较,并因此进行选择。这种经过比较和选择而产生的行动,才是工具理性行动③。

   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概念也涉及个体对目标的选择④。例如,韦伯认为,工具理性行动者追求“算计过的目标”(calculated ends)⑤。行动之所以是工具理性的,是因为行动者认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是实现该目标的最有效、最合算的手段。但是,在总体上,在涉及“手段的算计”和“目标的算计”问题上,韦伯的工具理性理论给人的印象在于侧重“手段的算计”。至于“目标的算计”,韦伯着墨不多。尽管“价值理性行动”概念涉及了目的选择过程,但这一类目的是依照价值来选择的,而不是依照理性算计来选择的。因此,在“工具理性行动”中,目的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实现的,就依然处于模糊状态。然而,对“目标的算计”的模糊化处理,会带来理论难以连贯的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目的的理性算计影响了手段的理性选择。例如,一个人如果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那么,他所能选择的手段就是有限的,甚至是缺乏手段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行动者就无从对手段进行比较和选择,而没有手段的选择,就没有理性行动。可见,目的的算计构成工具理性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不说清楚行动者对目的的理性选择过程,无助于说明手段选择的理性。而目的的理性选择过程,则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目的的理性不能仅仅从一个单一行动的目的来判断,必须放到“手段—目的链条”中来判断。例如,“考上名牌大学”是中国高中生参加高考的“目的”(参加高考是“手段”),这个目的相对于“职业获取”这个更高的“目的”来说,则变成了“手段”。而“职业获取”相对于“人生幸福”这个更高的目标来说,也降格为“手段”。而“参加高考”是否理性,取决于“考上大学”这个目的与“目的链条”中的其他更高的目的(如“职业获取”与“人生幸福”等)之间是否具有兼容性。第二,目的的理性不能仅仅从一个个体的范围来看,还要从更大的社会关系范围来看⑥,以便判断个体的目的与其他人的目的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个体目的与他人的目的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该个体在首次行动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工具理性的,因为或许在下一次的相同行动中,他会遭到他人的报复,导致不但目的不能实现,而且还伤及原来所得的利益。显然,个体目标是否理性,取决于其目标与他人目标是否具有兼容性(互补性或竞争的有序性)。就一个组织或社会系统来说,必须具有某种机制来促使个体行动者在奉行工具理性原则时,同时也能使组织或社会系统达到最佳目标或整体最优的效果(为无数的个体的工具理性提供一个相互兼容的秩序)。

   上述两方面均涉及理性的评判“单位”问题。第一方面涉及的是理性的时间单位,第二方面涉及的是理性的社会单位。“理性的时间单位”的提出,有助于解释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不一致的问题;“理性的社会单位”的提出,有助于解释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不一致的问题。二者又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正是由于行动者在“理性单位”上的定位不同,导致人们的工具理性行动的取向和后果的不同。这种后果不但包括给行动者自身带来的效果,也包括给他人、组织或社会所带来的效果(即行动的外部性)。

   本文的目的,不是去发展韦伯的理性理论,而是从韦伯的理性理论的不足中,引出“理性单位”的概念,并据此对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行为进行分析。本文侧重的不是“理性的时间单位”,而是“理性的社会单位”。它有助于揭示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中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种张力。为了揭示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本文引入了“行动层级”的概念,从而赋予不同层级的行动者以不同的“整体理性取向”的权重。只有那些在权力结构中占据较高位置的职业角色,才会涉及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问题。这也正是何以本文要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两种理性的张力及其角色异化问题的原因所在。

   按照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说法,中国社会在“文革”后期就出现了“劳动力的去道德化”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劳动激励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劳动力的去道德化进一步加剧。无独有偶,管理层也同样经历了“去道德化”过程。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所实行的用“圣人道德”来超越劳动者“自私自利之心”的计划的破产。因此,不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管理层成员,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自利人”。而“自利人”不过是“理性人”的理论模型的一个前提。这说明,从普通劳动者到管理层成员,无一例外都在个体的意义上成为“理性人”。他们可以合法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奉行个体理性的逻辑。

   然而,“去道德化”在不同职业阶层那里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不同的。普通劳动者的“去道德化”可以用劳动纪律和劳动激励的方式来解决,而管理层(包括企业管理层和党政管理层)的“去道德化”却难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原因在于,在普通劳动者那里,其职业角色履行是否理性的评判,是以个体为单位,而在管理层那里,其职业角色的履行是否理性的评判,却不能以个体为单位(即:有利于个人),而必须是以其所管理的组织或行政区域为单位(即:有利于组织或区域)。换言之,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其职业行为的理性单位是个体,但对于管理层成员而言,其职业行为的理性单位却不是个体,而是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区域(即整体)。就管理层来说,对个体有利的事情,与对整体(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域)有利的事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二者不一致的时候,管理层成员是怎么选择的,其后果是什么,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社会环境下,管理层成员也是自利人,必然趋向于奉行个体理性原则。如何来确保管理层成员奉行其职业角色所要求的整体理性原则呢?很显然,个体理性是管理层成员的职业角色行动的原生动力,但如何确保管理层成员的个体理性行动不会以牺牲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区域的整体理性为代价,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过往关于“公”与“私”的关系的文献也涉及这个问题⑧。但是,“公”或“私”的概念既包含道德的因素,也包含理性的因素,二者混在了一起,因此,当讨论“公”与“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说的是道德层面还是理性层面的“公”或“私”。更进一步,我们不知道是道德的“公”(公心或公德)与道德的“私”(自私)的关系,还是道德的“公”(公心)与理性的“私”(个体理性)的关系,或是理性的“公”(整体理性)与道德“私”(自私)的关系,抑或是理性的“公”(整体理性)与理性的“私”(个体理性)的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要说清楚“公”与“私”的关系,先必须把“公”或“私”中的道德因素和理性因素区分清楚。本文只讨论理性层面的公私的关系,把道德因素剥离开来。只有把理性层面的公私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再把道德因素考虑进来,才能进一步搞清楚“公私”中的理性因素与道德因素的关系。

   此外,“公”与“私”还具有意识形态性内涵。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私”是不合法的,人们被要求做到“大公无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合法了,但依然被赋予许多贬义。因此,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本文在讨论理性的“公”和理性的“私”的关系时,不采用“公”与“私”的术语,而是采用“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术语。

   二、分析性概念:行动层级与理性单位

   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未对社会行动进行分层。在他那里,似乎所有的个体的行动,都处在同一个层级上。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不同个体的社会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或行动的后果所波及的社会范围是不同的。一个家长疏于对子女的管教,毁掉的是自己的子女,一个公司经理的不称职毁掉的是一个公司,但一个国王的懒政或恶政,毁掉的可能是一个国家。依据行动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层级及其行动后果所波及的范围的大小,墨泽里斯(Nicos Mouzelis)把行动者分为宏观行动者、中观行动者和微观行动者,相应地,社会行动也分为宏观行动、中观行动和微观行动⑨。为了简化对问题的分析,我在这里把“中观行动”合并到“宏观行动”中去。因此,本文讨论的行动层级,就剩下“微观”(个体、家庭或小群体)和“宏观”两个层级。由于“中观”被合并到“宏观”中,使得这种“宏观”体现出比“三层划分”(微观、中观和宏观)中的“宏观”更多的“相对性”特征。例如,一个县相对于个体而言是“宏观”的,但相对于省或中央,却是“微观”的。在本文中,不论是一个组织的管理层成员,还是一个行政区划的管理层成员,都被称为“宏观行动者”。

社会行动的层级性,引出了社会行动的理性单位的问题。所谓社会行动的理性单位,就是衡量和评判某种角色的行动是否理性的社会范围。行动是否理性,不但体现在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是否理性,而且也体现在行动后果是否合理⑩。而每一个行动者由于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层级,因此,其行动后果所涉及的社会范围就不同。从一个小的范围来衡量和评判是理性的个体的社会行动,放到一个大的范围来加以衡量和评判,可能就显得不理性。例如,一个地方长官的“任人唯亲”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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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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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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