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2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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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彰显的时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贫困之境,学术自主性不足,学术研究的空间也往往受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力量的牵制。而作为学术场域边缘之传播学更因为长期没有获得知识界的认同,而显得尤为焦虑,相关的学术反思活动也没有停止过。传播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力量作用的结果,制约性的力量既有来自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规训与诱惑,也来自学术场域日益严重的官僚做派以及学术场域内位置与权力之争,甚至还有其他学科的冷遇与抵制。长期的边缘学术地位,使得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挫伤。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进行自主性的反思,打破学科壁垒、重视概念再造、注重学科交叉、直面人类的困境与苦难,努力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揭示和建构知识统一的理论体系。

  

   1959年,雷尔森教授就指出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不过,那时的传播学界还充满着新生的朝气,所以雷尔森教授的文字时常被人提及,但似乎批评者多而反思者少。就在雷尔森文章发表的同一期刊物上,编辑还特意安排了施拉姆和其他两位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在笔者看来,虽然雷尔森的观点有些悲观,但冷静地反思传播学本身存在的危机,在繁荣热闹之中探寻可能无法收拾的败像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二十多年后施拉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到20世纪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

   为深刻研讨传播学的困境和发展方向,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躁动的场域”(FermentintheField)和“场域的未来:分裂与凝聚”(TheFutureoftheField:BetweenFragmentationandCohesion)为名,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组织过两次大论战,两次讨论规模都不小,分别发表了35篇和48篇文章。两次讨论都涉及“学术身份”和“研究范式”等这些核心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即试图“连根拔起”传播学研究的深层危机问题,也就此提供一些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播学的危机

   第一,学术知识中,传播学的贡献相当低。美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在1999年冬季号上曾刊登一篇文章,该文介绍说,自该刊1924年开办“新闻学公告”(Journalismbulletin)栏目以来,先后评介过5000本著作,那么,如此众多的学术著作中,哪些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呢?该文通过调查业内专家,列出了35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等等。这些著作,确实可以说是传播学领域的一时之选。不过,笔者通过美国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JSTOR)检索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的学科广泛引用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没有被人引用过。

   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些传播学者的关注,如休梅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在理论上,传播研究者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假设,也有一些研究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因此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二是我们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同行们忽视,我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次数明显比他们引用我们学科的多,因而,我们必须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中建立联系。在效力上,传播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受到公众和传播业界的双重质疑:你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吗?它们到底是什么[5]?

   第二,方法论的贡献同样不能高估。随着学界对传播概念的理解的变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也由创立之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独爱到当下多元方法并存。但这些方法大多源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传播学尚没有发展出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来。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科总是在研究方法上争论不休,则表明这个学科本身是不成熟的。传播学正是这样一个在研究方法上还争论不休的学科领域。

   第三,缺少统一的范式。鲜有人能说清楚传播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分析不同的传播学教材即可发现,基于编著者个人的喜好,编写出的教材内容相差很大。安德森曾经对7本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个不同理论,其中有195个理论是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中,而同时出现在两本教科书中的只有22%,至于同时出现在三本以上的则不到7%[6]。从这一结果看,传播学“理论”样态多而散。此外,本尼格也曾统计过传播相关理论被引用的次数,试图找出最核心的传播理论,但结果令其失望[7]。

   这一结果表明,传播学科的知识内涵不明、缺乏核心理论。究其原因,实乃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尚无共识。学界的分歧表面上是观念之争,实则是学术场域权力之争。因为,“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8],在这样的学术场域权力之争中,合纵连横,谁都想夺得霸主地位,认真坐下来商讨学科的进步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同样,似乎也没有一个学者能告诉学生们,未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传播与技术?传播(媒介)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修辞研究?传播政策?话语分析?沟通与认同?抑或是传播的无奈?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是要回到芝加哥学派的视角,还是继续现有的行政研究方向?基于个体的测量更能代表传播学的方向,还是强调社区或社会的研究才能真正揭开人类的传播现象之谜?

   科芮普多夫教授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对“传播”的六种隐喻(Metaphors),即容器隐喻、渠道隐喻、控制隐喻、传输隐喻、战争隐喻、舞蹈仪式隐喻。通过对这六个隐喻的分析,作者告诉我们,对“传播”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重点,因此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论建构[9]。应该说,他的这篇文章与凯瑞(JamesW.Carey)那本《作为文化的传播》提供的传播意义的论述,同样有着较大的启发意义,惜乎中国大陆学者关注不多。在美国,他们的观点似乎亦非主流。

   第四,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传播在芝加哥学派那里是解决移民社区的融合问题,在施拉姆以及其他四大奠基人那里是为解决传播效果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对现实生活都有很强的关照。但现在的传播学逐渐成为象牙塔里的苦思之作,许多成果成了空洞的符号堆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布尔迪厄曾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但十分遗憾的是,今天,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模式,其基础恰恰就是具体研究和纯理论家的‘无对象理论’之间壁垒森严的区别和实践中的相互脱节。”[3]214传播学领域似乎更甚,为在学术场域中获得一席之地,一些学者忙于建构各种各样的理论,至于这些理论解决了什么现实问题就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了。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要追问的是: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何在?我们这些所谓的传播学者的出路又何在?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进而为人类知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二、传播学如何走出危机?

   制约学术进步的首要因素是体制因素,这包含评级制度、发表制度、出国访问的选拔机制等等。这种体制“以行政管理的手段将学术强制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它奴役我们的思想,践踏学术的自主和自觉,也即在窒息学术”[10]。不过,学术生产者自身也存在大量问题。邓正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不经科学地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其中的许多研究“在学术上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不仅没有在前人就此问题而形成的知识脉络上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也没有作出理论上的创新,成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的知识基础,更没有对这些问题转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作出追究”[11]。这一现象在传播学界似乎相当普遍,那么传播学如何走出危机呢?我想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正视的:

   其一,传播学研究需要走出学科的迷障,以研究问题而不是学科定位为出发点。人类的特长之一,就是有严格的事物分类能力,正是这样的分类能力和命名能力,将混沌的世界变得秩序井然。但问题亦潜伏于此,因为这样的分类与命名左右和控制着我们原本可能更为有力的洞见。人类的知识划分也是如此,被划分的学科使每个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可以各安其位,同样也秩序井然,但这同样会限制我们的创新能力,试看,许多重要的知识创新不就是由一些学术的流浪汉们完成的吗?

   布尔迪厄一直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在他看来,非此即彼的选择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为唯理论主义那些空洞无物却言之凿凿的抽象概括和实证主义虚有其表的严格观察,提供一个正当性理由,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分工而言,是将他们在能力上的局限合法化。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也对学术科层制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受现代化推动所产生的社会科层化问题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学术科层化不利于思想沟通和碰撞,更不利于开阔学术眼界,由此,理性化的恶果蔓延到社会研究领域。

   所以,传播学千万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小学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精于调查方法,工于效果分析,行政管理研究导向比较明显(而近年火暴的健康传播研究和一直兴盛的政治传播研究,就是因为这两个研究方向有大量的经费支持)。在笔者看来,美国的传播学刊物无外乎这样的同义反复,真正的范式创新似乎遥遥无期,就算近几年盛行的传播心理学研究趋向,也不见得会有范式革命的力量。诚如米尔斯在批判美国社会学界时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对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也不大重要的事实的罗列。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趋于成为调查所有事物方法的专家,在其中某些人那里,方法已变成了方法论。其结果是,因为拘泥于特定的研究程序而导致想象力的丧失。相反,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研究的形式,而是从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洞察现实生活,我们的理论创新之树才会长青。

卡茨教授曾在一篇文章写道,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骚动来自多种学科的“入侵”以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回归。他认为,首先,内容研究最能反映出传播研究范围的拓宽和短期效果研究的后退。内容分析的单位从文本(text)转向了类型(genres)。其次,“历史”再次进入了传播研究的视野,这就使长期效果,如媒介技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走到了研究的前台[12]。罗杰斯和查菲曾合写了《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凝聚还是分离?》一文。罗杰斯认为,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学科建设,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统一理论;查菲则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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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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