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4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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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经典的争论是当代文学理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就是在不断地调整经典的名单。经典如何形成?为什么文学史必然是由经典构成的?各种社会机制和力量是如何建构经典的?本文以现代性的经典建构的编码和后现代去经典的解码为焦点,分别讨论了经典争论中的美学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模式。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探讨了经典开放性建构的新路径。


文学经典是一个舞台。随着时间转换,诗人、作家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进出,有些作品留在舞台上,成为精彩的经典剧目。有些人乘兴而入,败兴而归,因为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到底是什么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

古往今来,关于经典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英国学者利维斯在谈到英国文学经典时写道,伟大的作家构成了“伟大的传统”。①伟大的传统=大家+杰作=经典,这个公式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如果我们顶真,进一步追问:谁是大家?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谁有权来评价?要回答这些问题,单从文学史上难以厘清,于是,我们便进入了文化社会学的探究。

一 何谓经典?

“经典”(canon)概念源出于希腊文kanon,意思是用作测量工具的芦苇或杆子。后来这个词逐渐派生出“规则”或“规范”的涵义,今天,这个衍生义就成了经典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②。显然,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视为一种文化编码,而对这种编码进行分析则是一种解码。

我们先来看看经典的定义是如何编码的。有人从类型学角度来区分经典,其文化编码的方式和标准也各有不同。照弗勒(Alastair Fowler)的看法,经典可以区分为五种不同类型。(1)“官方经典”,“官方经典是通过教育、赞助和宣传而被体制化的”。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自己的官方经典,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2)“个人经典”,“每个人也有他自己的个人经典,是那些他碰巧知道和赞赏的作品”。弗勒认为这两类经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包含关系。(3)“潜在经典”,就是尚未成为经典的那些文本,它们“和一切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面作品的资料库。但潜在经典在现实中是无法接近的,其原因很多,诸如其文献记录很少,它们也许与世隔绝地藏在一些大图书馆里,所以接近这些经典有很多限制”。(4)“遴选的经典”,它是通过文学偏爱和系统遴选而形成的,特别是一些学校的课程,“具有高度体制力量的选择的经典体现为一些正式的课程”。(5)“批评的经典”,这类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受制于批评家的兴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相当狭隘的。比如英国著名的《细绎》杂志,就通过批评家著文立说确立了一些批评的经典③。毫无疑问,弗勒指出的五类经典的确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经典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弗勒却没有展开讨论。因此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比如,“潜在的经典”和其他经典的关系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其他经典?再比如,“批评的经典”和“官方经典”关系如何?它们有可能是相一致的,也可能是彼此抵牾不相吻合,甚至截然相反。还有,“遴选的经典”与“批评的经典”常常共有某种相似的谱系,甚至两种经典本身就是同一批评家所遴选的产物。特别是在今天,教育体系中文学经典的确立、阐释和传播,多半是先通过批评的程序,达致一定范围的共识之后,才进入文学和文化教材和课程系统。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各层次的文学教育是常见的。而“个人经典”因其较多的私人色彩而不具公共性,因此通常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过,当批评家的“个人经典”以批评反映出来时,就会和“批评的经典”相交错,所以我们看到文学史上批评家们关于经典的论争总是充满了火药味。总体上看,“官方经典”、“遴选的经典”和“批评的经典”是最具公共性和经典功能的三种类型,三者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如果说经典本身代表了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某种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三者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一般来说,在政治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比较复杂,各种分歧和争议经常出现,其间所存在的各种张力也就越加凸现;相反,在政治文化较为封闭和保守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相对简单一致,官方经典作为最具权力影响的体制性力量一统天下,将会吞噬其他两种经典的自主性,转而成为单一化的经典结构。

接着,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经典如何以价值评价的方式来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经典编码的核心问题:经典的标准。关于经典的争论无论持何种观点,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经典是一种评价或价值呈现。无论是“官方经典”,还是“批评的经典”,抑或“遴选的经典”,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某种价值判断,因此,经典的形成过程决非自然选择的过程,毋宁说它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高度区分性的过程,说穿了不过是对某些文学作品的优先选择和高度评价而已,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复杂文化领导权。在批评的和遴选的经典方面,文学史研究通常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经典的合法化编码途径,它就是依据特定价值立场来选择并阐释作为经典的特定文学文本,是通过一系列经典的符码的历史重写,来彰显文学史中流传至今并具有伟大传统功能的作品,它们构成了文学史的那些不可取代的独特单元。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编码并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呢?两种常见的解答是:其一,依据现代性观念,经典彰显了一种普适价值,因而超越了特定的时空间;另一种观念则是后现代性的产物,任何经典都不过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文化选择和排斥的结果。

从前一种视角来看,人们关于经典的价值提出了无数理论。弗勒认为一些文学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最重要的是经典的阅读使人感受到愉悦④。克莫德(Frank Kermode)也旗帜鲜明地指出,经典的形成原因在作品自身,而非文学的社会机制作用。究其根源乃是作品的内在特质,它提供了经典所独有的愉悦性⑤。较之于克莫德,布鲁姆关于经典看法更复杂。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经典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存在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所以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告诉我们经典是什么。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经典的思考却又努力想总结出一些经典的特征,建立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诸如,“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⑥,他同时还用“美学尊严”、“美学权威”和“创造力”等概念来描述经典。布鲁姆相信,“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⑦他还提到,“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⑧阿迪尔里也提出了有关经典的三个层面。第一,经典作品必然有其彰显自身独一无二特性的能力,并有一套适合于作品情境的精炼语言来解释其特征。第二,经典作品具有某种表征性(或代表性,representation),它提供了所表征的世界的知识,揭示了可能态度的表征力量,或创造了某种艺术模式,或表达了过往文化的共享价值等。第三,通过文学批评,可以揭示出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技术创新、智慧和伦理意义⑨。

显然,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的有关经典价值的理论。但问题在于,这种种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为什么?要回答这一难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能换一种思路来考量呢?我们能否把何谓经典的问题,转化为经典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就转向了经典的文化社会学反思。这一转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典的形成与其说依赖于作品自身的价值,不如说经典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话语建构,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经典只是自身的特性所致,为什么经典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呢?如果没有各种社会文化体制的支撑,经典又如何存在呢?

二 经典的现代性编码

文学经典的论争所以会在晚近演变成为一场“文化战争”,其根本原因乃是文学经典已成为权力关系和表征权利争斗的场所。虽然经典的舞台一直在上演各种剧目,但大幕的背后暗中进行着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经典所以重要,是因为经典在社会文化中承担了复杂的功能,所以经典从来就是各家理论必争的文化资源。

那么,经典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功能呢?

根据哈里斯(Wendell V. Harris)的看法,文学经典的选择至少体现出如下几种重要功能:(1)提供范本、理想和灵感,不同的经典选择体现了不同的范本、理想和灵感;(2)传播思想遗产,经典成为解释过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知识,以使当代人适应当下的美学、政治和社会的变化;(3)创造共同的参照系,因为没有经典就不可能有解释群体,典范性的经典也就是其他解释的参照系;(4)作家与经典的互惠,作家不仅是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力,而且有赖于他们所赞赏的作品或符合他们目的标准而进入经典之列;(5)将理论合法化,不同的理论学派正是通过遴选不同的经典作品来使自己理论合法化,比如精神分析和新批评或解构主义,各有各的经典和遴选原则;(6)历史化,特别是一些特定的作品在特定时刻具有某种特别的力量,而其他作品则没有,所以经典具有某种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7)多元化,有些时期的特定文学经典在支配的意识形态之外表达了非主流人群的观念,因而起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功能⑩。显然,哈里斯的说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文学经典的多重功能,也许正是因为经典的这些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所以无论当权者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家长或教育工作者,还是文化产业人士,从来都很关注文学经典的建构,尤其在现代性阶段。

我们知道,中世纪以降,经典讨论还只限于对基督教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真实性的讨论(11)。但严格地说,经典成为问题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今天此起彼伏的经典论战,是一个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中才能说清楚的问题。以下,我们将结合现代性的诸多层面来解析经典是如何被编码的。

社会学家霍尔把现代性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交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上出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上产生了市场经济,社会层面出现了劳动分工,而文化上世俗观念取代了宗教(12)。如果我们把这种现代性的理论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系,那么,经典的建构可谓与之关系密切。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必然提出民族文学的经典建构的任务。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揭示了经典建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发现,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与印刷语言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而印刷语言又和摆脱拉丁语的民族语言文化及文学关系紧密。“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13)这里,安德森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形成的关键所在,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享一种语言和文化。这里,我想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作为民族语言最重要载体的文学,实际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前引哈里斯所概括的经典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资源来深究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经典建构的基本语境。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其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机制的形成。哈贝马斯发现,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性的交往和组织形式,它的雏形就是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的文学公共领域,“城市里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会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4)在文学公共领域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许多基本法则,特别是平等的理性辩论的规则,它很快从文学的论争转向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与安德森的观察相一致,哈贝马斯也特别强调公共领域与印刷文化的关系,从出版社、书店、杂志到读书俱乐部等,文学在其中显然起到了社会政治变革先声的作用。通过文学公共领域对现代社会发展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角色,不难发现文学的重要功能,亦即文学成为资产阶级启蒙的有效思想武器。

接着,我们引入霍布斯鲍姆的“发明的传统”理论,用以解释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发明的”。如果说公共领域描述了文学知识生产的体制形式的的话,那么,“发明的传统”理论则揭示了这一生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联。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现,每当社会迅速转型并摧毁了旧的传统时,传统就会被持续地“发明”出来。而这些传统又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问题密切相关。假如说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这个过程的话,那么,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概念则进一步深入到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形成的隐蔽手段之中。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发明的传统”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发明的传统”通常呈现为一整套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特征;第二,“发明的传统”标明了某种与过去的联系,但这种连续性往往是人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第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中被植入了新的传统(15)。尽管霍布斯鲍姆主要讨论是一些常见的国旗、国歌、游行、节庆等仪式性活动,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样的象征交流实践(或表意实践)活动,只不过其方式与上述活动有别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学经典作为“发明的传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亦即当前时代出现的新文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通过新的视角和解释,对古典作品的经典性予以新的现代性阐释,将现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植入这些经典的解读和解释之中,使之去语境化(脱离古典语境)而重新语境化(重新置入现代性的语境),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古典文学经典的现代阐释。

至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经典现代性建构的理论框架,它是由与现代性相关的三个概念构成的。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首先呈现为民族国家和文化(文学)的塑造,是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根源”(安德森),它通过文学公共领域这个具体的社会空间来得以塑型(哈贝马斯),塑型的基本手段或路径就是各种“发明的传统”(霍布斯鲍姆)。分析至此,还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性区分,那就是经典的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区别。原则上说,任何时代都会建构出自己的经典,但是从长时段来考量,古代经典和现代经典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这里我不打算触及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古今之争”,而只想就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来讨论古今差异。有些研究发现,现代经典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古代经典。第一,现代社会某些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性质;第二,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不断增长的影响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形式,有助于确定独特的民族文学经典;第三,中小学和大学那些比较现代的世俗文学研究课程的创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标准化课程中的所选作品的经典化。(16)在我看来,经典的古今差异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经典的现代性现象。其一,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文化建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经典的形成。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框架,我想强调的是,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没有经典就会发现经典,进而确立经典;有了经典则需要重新以现代性的视角来遴选并加以阐释。所以,现代性在其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经典建构原则。那么,现代性在这里又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确立自己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武器。文学在生产、传播并强化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尤其是戏剧、小说等文类,由于其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和受众面大等特点,成为启蒙运动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在摧毁封建阶级的伟大事业中,文学家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无论是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抑或德国汉堡剧院及莱辛剧评,或是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等。这一过程隐含了两方面的张力。第一个是民族文学与启蒙普适价值观的张力,即是说,通过民族语言文学,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从民族语言文学的角度推进了启蒙普适价值观的传播。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直言,英国宁肯失去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说明一个文学家对于一个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它远不是地域和物质性存在可以比拟的。第二个张力是现代性自身的张力,就是作为审美现代性一部分的文学,从赞美启蒙普适价值开始,逐渐发展到与之复杂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的张力”(17)。正是因为这一张力,后来经典的争论才演变成为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文化战争”。

其二,现代性的体制建构又是经典建构的前提。现代教育的载体是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基本形式,学校及其文学或人文教育在经典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诚然,经典的现代性建构不只是学校一个方面来承担,严格地说应该是广泛的社会文化机制相互作用的合力作用。回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经典的现代建构是一个发生在公共领域里复杂的文化过程。这里可以采用一个相关的美学概念来描述,那就是所谓“艺术界”(art world),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学家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是艺术就要求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18)把这一陈述挪移到经典的现代建构问题上来,我以为也是同样适用,就是说,把某个文学文本看作是经典,同样也需要某种文学理论氛围或文学史知识,那就是“文学界”。后来,迪基将艺术界进一步规定为包含若干系统的制度环境,其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理论家、美学家等。(19)如果说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运作的合力作用的产物的话,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显然是比教育界更加直接地参与了经典形成的建构工作。以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来看,“发明的传统”具有“人为性”,经典的现代建构也同样如此。社会学的一些发现很能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鲍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确立。启蒙运动以降,知识分子登上了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历史舞台,在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中,他们逐渐变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立法者。”“立法者”的功能不仅体现社会的政治法律层面,同样也广泛地体现在文学艺术或美学层面。其中之一就是伟大的奠基性工作——“文化的发现”(这里我们也可以称作“传统的发明”)。“文化的发现”核心就是赋予文化以三种观念:乐观主义(人性的无限可塑性),普遍主义(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完美理想)和种族中心论(18世纪欧洲的思想代表了人类至善的顶点)(20)。鲍曼注意到,在整个现代时期,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判断和艺术判断的大权,“另一种形式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作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21)。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奠基性的立法工作,学校的文学教育如何选择经典就会变得没有标准而无法实施。鲍曼所说的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在“文学界”所做的“立法者”工作,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叶一直延续着,他们自身的权威性也是通过确立权威的经典及其标准而得以实现,就像我们前引哈里斯关于经典遴选式的作家与经典互惠一样,“立法者”也是通过立法本身来获得自己的象征资本和文化权威。因此,现代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的立法工作,完美地实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从表面上看,经典就是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深入到现代性公共领域的文学界运作体制中去的话,就会发现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发明的传统”那隐蔽的“人为性”。“文学界”的那些“立法者”们,一方面通过经典来传布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作为典范的那些文学经典,来传播高雅的趣味和文学的价值。如鲍曼所言,那些教养良好,气质高贵和趣味优雅的精英人士,拥有审美判断和区分艺术高下的权威性,他们通过抨击大众趣味的低下和中产阶级的平庸来实现美学价值和趣味的阐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界”的立法与教育界文学教育联系起来了,经典便由“文学界”经典的知识生产转向了教育界的知识传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重要的美学家、理论家、批评家,不但探究那些复杂深奥的文学和美学问题,同时也为公众撰写通俗的教本和报纸评论,旨在引导公众正确地理解文学,把握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启蒙运动的许多伟大作家既是美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探索者,也是公众审美教育趣味培养的引导者。从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或是德国启蒙学派歌德、席勒、莱辛、赫尔德,或英国批评家德莱顿、约翰逊、蒲普等,都是这样的“立法者”。至于休谟、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更是对审美趣味和伟大传统作出哲学规定的“立法者”,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理论为整个现代文学的自主性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方案,黑格尔的美学巨著则更加系统地探究了文学艺术,并将这个环节置于理性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中。

据考证,经典这个概念率先被用于世俗文学是1768年德裔荷兰古典学者伦肯(David Ruhnken)(22)。这个时间节点是耐人寻味的,它与巴托对“美的艺术”(fine arts)的命名(1746年),以及鲍姆加通对美学(Aesthetca)的命名(1748年)均属同一时期,亦即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繁荣时期,亦是鲍曼所说的“立法者”工作的重要时期。这些事件的出现和时间节点上的相对一致,绝非偶然!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它的现代建构。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经典的现代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启蒙运动阶段达到了高峰,经由公共领域的文学界这一体制,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学经典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必需的时间、空间、原则和标准。

三 经典的后现代解码

上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后结构主义的登场,后现代思潮兴起,经典现代性编码的美学理想主义遭受了质疑,一场有关经典的“文化战争”狼烟四起。假如我们把美学理想主义的经典观看作是一种经典的现代理论的话,那么,种种颠覆经典的理论则明显带有后现代理论的特征。

总体上看,这场“文化战争”涉及到文学经典的诸多核心问题。米歇尔认为,经典的争论围绕着四个问题:(1)经典是如何随着时代而改变的?(2)导致经典变化甚至颠覆的过程是什么?(3)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没有经典而存在吗?(4)提出这些问题而对经典和经典性作批评性反思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吗?(23)哈里斯发现,经典问题的辩论呈现为三种不同论点:(1)不存在也从来没有过经典;(2)总是必然存在着经典;(3)经典是由阅读产生的,而不是由空泛的文本造成的(24)。霍尔伯格指出,经典的争议有三种不同的问题视角:(1)艺术家如何通过选择某些风格和意欲赶超的大师来确定经典?(2)诗人—批评家和学术批评家如何通过文学研究体制来建构经典?(3)体制化的经典如何有效地控制着文学研究和教育训导?(25)在我看来,林林总总的经典论争集中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形成过程中谁有权选择经典以及选择的依据何在?尽管质疑经典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鲜明地体现出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倾向。我们不妨将这些颠覆经典的理论概括为政治实用主义,它与美学理想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经典究竟是一个美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又引申出另外两个相关问题:其一,建构经典的力量是来自文本审美特质还是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换一种问法,遴选经典的标准是美学价值还是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又转化为进一步的问题:经典是由诗人、作家还是批评家理论家所确定的?其二,经典及其价值到底是普遍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或者说经典所具有的价值标准和权威性究竟是代表了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还是只代表了一些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文化?

据我观察,争论中大凡主张现存经典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论,多半倾向于强调文学经典的根据源自于美学价值,因此经典说到底是一个美学问题。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即如是。比如恪守文学经典重要性和权威性的布鲁姆,就非常强调经典的审美特性;再比如弗勒,他强调经典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文类问题,而文类的社会文化变动说穿了乃是一个审美选择的问题。既然是一个美学问题,那么,经典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一定依赖于经典文本自身,或是创造经典的作家和诗人。往深处说,这个判断又呈现为两个相关问题的理论表述。从前一方面来看,经典是依赖于文本自身的审美品质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这个判断似很接近人们的常识和经验。当我们说到经典时,就是确指某种特定的创造性的作品实体,它们不同于其他作品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审美特质,这些特质已经成为公认的美学标准或权威。从经典概念的宗教意义向世俗的文学意义的延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面分析的启蒙运动文学和美学的立法工作,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布鲁姆说得好:“美学权威和美学力量都是对能量的一种比喻或象征,这些能量本质上是孤独的而不是社会性的。”(26)因此,文学史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种经典作品及其美学价值判断工作。从后一方面来看,经典与伟大诗人、作家密切相关,他们是经典作品的创造主体,正像浪漫主义美学把诗人比作立法者或英雄一样,伟大的作家就是伟大经典的伟大创造者,也是经典所具有那些权威、标准和价值的来源。无论是把作品还是诗人、作家视为经典的根据,其实都暗含了一个判断,那就是经典的产生是文学界内部合乎美学规律的合法化过程,既不是偶然随意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霍尔伯格在其主编的颇有影响的《经典》一书的导言中特别指出,一些经典问题的研究者发现,诗人通过某种超越来创造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会把此前的某种艺术的权威性加以体制化,霍尔伯格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关经典形成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说法(27)。依据这些研究,霍尔伯格坚信,确立或挑战经典的评论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工作,并不是职业批评家和大学教授们这些新来者的职能。这种情况在那些身兼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角色的人那里看得最为清楚,他们一方面是经典的创造者,同时又成为经典的阐释者。无论中外文学史,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都出色地在历史中完成了经典创造和经典阐释的双重任务,所以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过程,它具有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个说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可以通过现代美学的自主性概念来加以说明。按照现代美学的基本看法,艺术有其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特性。

另一方面,大凡对现存西方经典提出质疑、批判的学者,通常是把经典看作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建构,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表征。就像霍尔伯格在谈论经典争议时所指出的那样:

经典中的利益问题的确是对文学研究和艺术生产体制进行广泛考察的一部分。“政治”、“经济”、“社会的”、“权威”、“权力”——这些术语频繁出现在这些论文之中;我们最好奇的是艺术看来更具社会性而非私人性的那些要点。更特别的是,经典的形成是热衷艺术研究的那些体制力量的一个尺度。(28)

这么来看,文学经典的确是特定社会群体维护自己文化利益的手段,是确保自己获有文化表征权利的一个工具。这就意味着文学经典与其被视作纯然无功利的审美判断的产物,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社会群体利益争夺的战场。如果用福柯的理论来阐释,这个问题就变得一目了然!经典作为一种文学史的编码,不过是福柯所说的某种有关文学的“话语形成”。福柯发现,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形成总是和权力的运作相伴,因此权力和知识的共生是话语形成的幕后力量。每一个社会总有占据支配地位的主导话语,它一定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话语形成的规则来实施编码,他特别指出常见的话语形成运作机制,诸如言语惯例、话语圈和信仰群体等。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实现了特定话语的形成及其权威性和支配性,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其他话语的排斥。福柯写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话语生产是依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同时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发事件。”(29)说的简单一些,话语形成的基本法则就是排斥,它最显著和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禁止。回到文学经典问题上来,遴选经典就意味着来接纳某些作品,同时又在拒斥更多的作品。举个例子来说,《全唐诗》收录了2千5百多人,诗作4万2千多首。但是,真正能进入文学史、各种选集、文学教材和课堂的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诗人,绝大多数人不是被忘却,就是消失在阅读公众和各种出版物的视野之外。再比如,《宋词三百首》中,收录词人83人,女词人惟李清照一人,且排列在所有词人的最末位。从美学理想主义来看,能否进入经典之列有赖于诗人和诗作的美学特质。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转换为一种文化政治的追问,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发问:福柯所揭露的话语形成的排斥原理是不是在暗中起作用呢?绝大多数诗人或女诗人的出局是经典形成的排斥的结果吗?

质疑现存经典的批评家们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冲动,他们坚信经典的形成是典型的文化政治过程。就像霍布斯鲍姆将传统的“人为性”的“发明”揭示出来一样,政治实用主义的批评家们,要将看似自然和合法的经典去魅,还其“人为性”的“发明”真相。在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导向下,这些学者注意到经典的一个共性特征,那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欧洲中产阶级男性所偏爱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是康德所说的无功利的审美趣味在起作用,或是经典文本自身的独特审美品质决定了经典;其实不然,说穿了,审美趣味也好,审美价值也好,审美判断也好,都不过是实施某些社会集团的文化政治目的的虚假借口而已。经典显然是一些“立法者”有目的的高度选择性的产物。所以,来自女性或来自其他边缘文化和族群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外。看来,并不存在什么为全社会、全人类甚至全民族所共有的无功利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经典形成充满了阶级、种族、性别的支配和排斥。米歇尔认为,60年代以降,英语逐渐成为世界语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帝国主义的崛起,移民和人口分布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人阶级、非白人移民、性别问题,这就促发了对现有西方经典的颠覆和挑战。颠覆和挑战的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垂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dead white male European authors)。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史及其经典的重构极大地改变了文学史地图。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非裔美国文学研究、电影研究、视觉文化、大众文化等,运用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理念和方法,创造出新的经典并整个重写了文学史(30)。

政治实用主义的经典观很明确,即审美价值和审美趣味既不可能是无功利性的,也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文化利益,它不过是以无功利和普遍性之名,来行“垂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的文化霸权之实。经典的建构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特定社会群体或族群自己的经典,而不存在具有普适共享价值的文学经典。这样一来,经典便从总体性和普遍主义的高度,跌落到特定社会集团、阶级、群体、族群和性别的利益层面上来了。倘使说经典是以美学之名行意识形态之实的话,伊格尔顿所揭示意识形态本质可以有效地说明经典的形成法则:意识形态往往呈现为一种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通过复杂的话语议程设置,原本是特定人群或党派的、有争议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就被悄悄地转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看起来这些价值不但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31)。换言之,所谓经典,其形成的真相乃是把原本代表特定集团或人群的文学作品,通过赋予普遍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进而转变为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经典的地方性或局部性被悄悄地转变为总体性和普遍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审美趣味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真相,他发现所谓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教育的产物,能欣赏什么作品的能力就是一种文化能力,因此,“一部艺术品只是对那些掌握了文化能力(亦即可以译解符码能力)的人来说才会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因而可以说,审美的趣味和眼光不过是教育再生产出来的历史之产物(32)。

吉洛利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来解析经典形成的内在运作规则。他发现,经典作为一个斗争的场所,当下的危机就表现为经典的去合法化,它是社会压力进入了文学文本的教育学结构的体现。非经典业已成为文本生产和接受中新的建构,它越来越多地将性别、种族、阶级、民族等参照纳入其内。在吉洛利看来,经典的选择就是价值的选择,但对经典价值的分析应转向生产社会关系的社会过程的分析。经典形成乃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学校这个重要的社会机制来生产的。“正是学校发挥着一种资格证明系统的功能,由此不仅生产出对某种有限意义上的文化的接近,而且还生产出与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即是说它再生产出社会关系。”(33)经典在教育系统中的工具性就是它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对象化功能,由此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经典问题的实质在于它必须作为教育体制的文化资本而呈现出来。吉洛利认为,教育体制会以经典形式来限制作品的特殊性,其结果必然是刻板内容和普遍真理的霸权的形成。所以,修正和重构经典也就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女性主义对经典的成功的修改不只是对立文化的胜利,而且是劳动的性别分工再生产的系统特征的体现,它呈现为中产阶级女性进入了不断扩大的职业和管理领域。据此,他认为修改经典的这种教育体制助长了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进一步,吉洛利颠倒了传统经典观,他明确指出,经典性并不源于作品本身的特性,而是作品传播或接受中的某种特性,是它在作品系列中与其他作品的某种关系。离开了教育这样的文化体制,经典将不复存在。

吉洛利的论断触及到经典争论的文化战争的重要场所——学校,在学校开设什么课程,在经典名义下讲授什么作品,新经典如何进入课堂,老经典是否以新视角(如以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观念分析莎士比亚剧作等)来分析,都成为经典之战的争论焦点。可以想见,任何对经典的改变和批判都会引发复杂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像布鲁姆这样从解构主义回到经典的知名学者,举起了捍卫经典的大旗,并把那些颠覆经典的理论称之为“憎恨学派”:[关于经典的]“这场辩论发生在右翼的经典保卫者和学术新闻界之间。前者希望为了假想的(并不存在的)道德价值而保存经典;后者我称之为‘憎恨学派’,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34)虽然布鲁姆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但却也道出了经典纷争的关键所在。一方要维护现状,一方要社会变革。围绕经典,双方剑拔弩张。

然而,尽管经典的文化战争硝烟弥漫,但有趣的是有学者发现,从教育场域内部来看,经典的变化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根据亨特的观察,近些年来经典论战很是激烈,但学校教育中经典的目录和内容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另外,当下的文学教学似乎并没有紧跟风头正健的新派甚至革命性的学术和批评思想(35)。如果说亨特的观察实属客观的话,那么,一些更有意思的问题凸现出来。经典变动不大是意味着经典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和合法性?文学教学似乎远离那场有关经典的“文化战争”,这究竟是颠覆经典的震动尚未触及经典形成的根基?还是经典论战与文学教育是两个不同的场域,因而反应有所不同?

四 经典的再反思

经典所引发的文化战争是意味深长的。美学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只是我们对双方立场的概括,同时也是对两种截然对立的经典观的剖析。从历史角度说,我们也许有理由把捍卫经典的美学理想主义归类为文学(史)理论的现代范式,而把颠覆经典的政治实用主义视为后现代范式。两者冲突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省的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两种经典研究范式的对立?亦即如何理解美学理想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对抗。面对现代与后现代思维范式的争议,我们需要超越非此即彼(either/or)的思维模式,而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亦此亦彼(both/and)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来考量文学经典。我们知道,经典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因此把经典视为永恒不变的权威和标准显然不合时宜。开放地看待经典就要把握住经典本身的开放性,深入到经典形成的内在文化社会学机制中去。其实,即使是美学理想主义的经典观,也注意到经典形成过程中所蕴涵的许多深刻的变化。但问题的要害是,如果像一些激进的政治实用主义者那样,将经典视为完全的人为建构而无所根据,甚至断言经典并不存在,那将把经典研究导向危险的文化虚无主义。平心而论,美学理想主义的经典观和政治实用主义的经典观各居一隅,深刻地暴露了文学经典所蕴含的全局性和地方性、普适价值和群体利益的抵牾对抗。当我们从亦此亦彼的视角来看问题时,应该更加注意两者之间的转化、交错、互动和关联。在对立的黑白两极之间,其实存在着可供选择的“灰色地带”另类方案,它们没有极化的片面性,又包容了相互转化互动的关系性和可能性。这种“灰色地带”的纠结关联状态,既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也是经典形成的具体现实。后现代的哲学理念尽管有“怎么都行”一面,但它提出的把握“构成的他性”(constitutive otherness)的理念却是大有裨益的(36)。换言之,这个理念是在提醒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时都有必要引入他者或他性的视角,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建设性的因素。依循此一理念,在美学理想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加入必要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他者视角,或在政治实用主义的经典观中加入美学理想主义的他者视角,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引入“构成的他性”视角,也就进入了“去极化”的“灰色地带”,就可以从非此即彼的两难中摆脱出来,找到了更加合理的经典解释路径,这正是从非此即彼走向亦此亦彼的尝试。这样我们就会对经典的普适价值和地方性价值的灰色关联和可能性有了新的看法。显然,任何文学经典一定既有普适价值又有地方性价值。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性价值中的哪些成分可以上升为普适价值,而哪些不具普适性的地方性价值又被人为夸大成普适价值。搞清这些问题,也就找到了普适与地方“去极化”的“灰色”关联可能性。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带着更具包容性的观念回到经典,研究经典本身。在我看来,经典结构本身也就呈现为两个彼此相关层面,它们可以概括为普适性经典和地方性经典。经典的合法化和正当性是在两者之间的张力作用下构成的,它们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某种合力性的协商,这种协商构成了经典形成那“看不见的手”。

回到经典本身,要求我们不再纠缠于理论思辨的概念分析,而是更加关切经典本身的形成中的诸多文化社会学问题。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包含了极多复杂因素的过程,有些因素却被我们忽略了。实际上,在经典的论争中已经提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方案。弗勒确信经典形成过程中,文类或文体因素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特别指出,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其一是在经典建构中,一些翻译和早期本土文学在经典演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二,“在决定着经典的诸多因素中,文类显属于最重要的因素之列。具体文类表面上看起来不但被视为比其他文类更经典,而有些特定作品或段落也会依据其文类的重要性而给予或高或低的评价。”(37)所以,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文类变化本身就承担了确立经典审美标准和规范的功能。古希腊时期,史诗和悲剧就被认为是更高形态的文类,文艺复兴以降,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类异军突起;中国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戏曲,明清小说等,都在特定的时代成为主导性的文类。显然,文学经典最具体的载体形式就是文类,因此文类在经典演变中的变化,必然折射出社会文化的演变。霍尔伯格提到另一个研究的路向,即限制着经典变化的力量有时候呈现为技术问题。比如,有些作家和诗人努力使自己的作品适合于特定时代的经典范式,但是由于一些风格上、表达上、艺术上或技巧上的原因,他们的作品注定不可能成为经典。霍尔伯格认为,这一点从事文学生产的作家和诗人要比批评家和理论家有更深切的感受(38)。技术上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经典形成?这些技术问题与经典的美学特性和价值又有何种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究的难题。如果我们能把政治实用主义的某些理念有机地结合进这些问题的讨论,那么原本被审美理想主义所孤立和片面化的美学标准、趣味、风格和艺术性的分析,就将引入了新的他者视角,形成了美学与政治之间“必要的张力”,进而使得经典形成的分析更有说服力。

经典形成的真实过程从来就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美学和政治的张力不过是诸多张力中最为凸现的一种而已。亦此亦彼的“灰色地带”方案的引入正是趋向于复杂的张力分析,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还原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但是,在这种张力关系中,经典分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价值评价。我们看到,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等,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转向文化政治的讨论,激进的政治化争论完全忘却了文学经典的价值评价工作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难发现,激进政治实用主义关心的问题与其说是经典的价值及其评价,不如说是谁的经典和由谁选择经典(族群、性别、阶级、阶层等),“政治正确”作为一个既有批判性又有遮蔽性的口号,悄悄地取消了文学研究的审美价值及其评价。如史密斯直言:时间所选择和保存的那些文本通常总是这样的文本,即它们是适合于种种特定的需要、利益、资源和目的,因此检测经典的机制会免不了有其自身固有的偏袒性(39)。问题是,我们如何超越这些固有的偏袒性?晚近的一些研究揭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复杂经典现象,凡佩尔发现,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观念,赞美主导意识形态的作品理应进入经典之列,而与之抵牾的作品则在经典之外。然而,他通过对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布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两个文本的分析,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后者极力迎合主导意识形态,而前者则对主导意识形态构成颠覆性的破坏。然而结果却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进入了经典行列,而布洛克的作品则从未进入经典。由此凡佩尔断定,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决不是建构经典的根据,重要的是文本自身的“文学品质”。他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的剧作所以进入经典,根本不是批评家的功劳,说到底是观众对剧作的热爱和接受,导致了《罗密欧与朱利叶》经久不衰地出现在舞台和文学选本的经典之中。尽管这不能得出结论说经典的遴选与政治无关,“经典绝对有这样的作用,那就是经典会和它们出现在其中的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抵牾不和。……即使是西方文化经典中核心的文学文本,也会直接违抗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40)如果凡佩尔的分析是可信的话,那么,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文学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反倒是经典的动力学原因,当然还得充分考虑到美学价值的作用。我认为,即使凡佩尔所考察的作品并不一定可以涵盖文学史的总体情况,但它至少启发我们,必须对经典形成的复杂性予以关注。

初步的结论是,经典乃是从美学到政治的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协商性结果,人为地将某些因素夸大无益于对经典的认识。今天,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转型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深刻的变迁甚至危机。甚至人们关于经典的看法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面对这样经典急剧变动的时期,文学(史)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从西方关于经典的文化战争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经验甚至教训?我们如何转向自己的文学经典的研究和新的建构?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页。

②See John Guillory, "Canon,"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33.

③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4-216.

④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4.

⑤克莫德:《变革与愉悦》,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⑥⑦⑧(26)(34)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第29页,第25页,第26页,第3页。

⑨Charles Altieri, "An Idea and Ideal of a Literary Canon," Robert von Hallberg, ed., Can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57-59.

⑩Wendell V. Harris, "Canonicity," PMLA, Vol. 106, No. 1(Jan., 1991), 115-117.

(11)See Patrucia Waugh, ed.,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 Oxford Guid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1.

(12)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 of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1992), 6.

(13)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2页。

(1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5)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6)E. 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s(Boulder: Westview, 2001), 17.

(17)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8)Arthur Danto, "Artworld," Carolyn Korsmeyer, ed., 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Oxford: Blackwell, 1998), 40.

(19)迪基:《何为艺术?》,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1页。

(20)(21)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79页。

(22)See Rudolf Pr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Oxford: Clare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3)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and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Blackwell, 2005), 21.

(24)Wendell V. Harris, "Canonicity," PMLA, Vol. 106, No. 1(Jan., 1991), 110.

(25)Robert von Hallberg, ed., Can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2.

(27)Robert von Hallberg, ed., Can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

(28)Ibd., 1.

(29)Michel Foucault,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9.

(30)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and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eity(Oxford: Blackwell, 2005), 21.

(31)Terry Eagleton, "Ideology," in Stephen Regan, ed., The Eagleton Reader(Oxford: Blackwell, 1998), 236.

(32)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

(33)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56.

(35)J. Paul Hunter, "Canon of Generations, Generation of Canons,"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18, No. 1(Winter, 1988), 39-43.

(36)See Lawrence Cahoone,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Oxford: Blackwell, 1996), 16.

(37)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ff. 216.

(38)Robert von Hallberg, ed., Can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3.

(39)Babara H.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

(40)Willie van Peer, "Canon Formation: Ideology or Aesthetic Quality?" Willie van Peer, ed., 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 Linguistic Studies in Literary Evaluation(Amsterdam: Benjamins, 2008),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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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评论》(京)2012年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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