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20:14:49

进入专题: 经典   编码   解码  

周宪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经典的争论是当代文学理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就是在不断地调整经典的名单。经典如何形成?为什么文学史必然是由经典构成的?各种社会机制和力量是如何建构经典的?本文以现代性的经典建构的编码和后现代去经典的解码为焦点,分别讨论了经典争论中的美学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模式。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探讨了经典开放性建构的新路径。

  

  

文学经典是一个舞台。随着时间转换,诗人、作家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进出,有些作品留在舞台上,成为精彩的经典剧目。有些人乘兴而入,败兴而归,因为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到底是什么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

   古往今来,关于经典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英国学者利维斯在谈到英国文学经典时写道,伟大的作家构成了“伟大的传统”。①伟大的传统=大家+杰作=经典,这个公式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如果我们顶真,进一步追问:谁是大家?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谁有权来评价?要回答这些问题,单从文学史上难以厘清,于是,我们便进入了文化社会学的探究。

   一 何谓经典?

   “经典”(canon)概念源出于希腊文kanon,意思是用作测量工具的芦苇或杆子。后来这个词逐渐派生出“规则”或“规范”的涵义,今天,这个衍生义就成了经典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②。显然,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视为一种文化编码,而对这种编码进行分析则是一种解码。

   我们先来看看经典的定义是如何编码的。有人从类型学角度来区分经典,其文化编码的方式和标准也各有不同。照弗勒(Alastair Fowler)的看法,经典可以区分为五种不同类型。(1)“官方经典”,“官方经典是通过教育、赞助和宣传而被体制化的”。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自己的官方经典,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2)“个人经典”,“每个人也有他自己的个人经典,是那些他碰巧知道和赞赏的作品”。弗勒认为这两类经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包含关系。(3)“潜在经典”,就是尚未成为经典的那些文本,它们“和一切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面作品的资料库。但潜在经典在现实中是无法接近的,其原因很多,诸如其文献记录很少,它们也许与世隔绝地藏在一些大图书馆里,所以接近这些经典有很多限制”。(4)“遴选的经典”,它是通过文学偏爱和系统遴选而形成的,特别是一些学校的课程,“具有高度体制力量的选择的经典体现为一些正式的课程”。(5)“批评的经典”,这类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受制于批评家的兴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相当狭隘的。比如英国著名的《细绎》杂志,就通过批评家著文立说确立了一些批评的经典③。毫无疑问,弗勒指出的五类经典的确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经典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弗勒却没有展开讨论。因此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比如,“潜在的经典”和其他经典的关系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其他经典?再比如,“批评的经典”和“官方经典”关系如何?它们有可能是相一致的,也可能是彼此抵牾不相吻合,甚至截然相反。还有,“遴选的经典”与“批评的经典”常常共有某种相似的谱系,甚至两种经典本身就是同一批评家所遴选的产物。特别是在今天,教育体系中文学经典的确立、阐释和传播,多半是先通过批评的程序,达致一定范围的共识之后,才进入文学和文化教材和课程系统。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各层次的文学教育是常见的。而“个人经典”因其较多的私人色彩而不具公共性,因此通常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过,当批评家的“个人经典”以批评反映出来时,就会和“批评的经典”相交错,所以我们看到文学史上批评家们关于经典的论争总是充满了火药味。总体上看,“官方经典”、“遴选的经典”和“批评的经典”是最具公共性和经典功能的三种类型,三者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如果说经典本身代表了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某种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三者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一般来说,在政治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比较复杂,各种分歧和争议经常出现,其间所存在的各种张力也就越加凸现;相反,在政治文化较为封闭和保守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相对简单一致,官方经典作为最具权力影响的体制性力量一统天下,将会吞噬其他两种经典的自主性,转而成为单一化的经典结构。

   接着,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经典如何以价值评价的方式来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经典编码的核心问题:经典的标准。关于经典的争论无论持何种观点,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经典是一种评价或价值呈现。无论是“官方经典”,还是“批评的经典”,抑或“遴选的经典”,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某种价值判断,因此,经典的形成过程决非自然选择的过程,毋宁说它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高度区分性的过程,说穿了不过是对某些文学作品的优先选择和高度评价而已,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复杂文化领导权。在批评的和遴选的经典方面,文学史研究通常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经典的合法化编码途径,它就是依据特定价值立场来选择并阐释作为经典的特定文学文本,是通过一系列经典的符码的历史重写,来彰显文学史中流传至今并具有伟大传统功能的作品,它们构成了文学史的那些不可取代的独特单元。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编码并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呢?两种常见的解答是:其一,依据现代性观念,经典彰显了一种普适价值,因而超越了特定的时空间;另一种观念则是后现代性的产物,任何经典都不过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文化选择和排斥的结果。

   从前一种视角来看,人们关于经典的价值提出了无数理论。弗勒认为一些文学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最重要的是经典的阅读使人感受到愉悦④。克莫德(Frank Kermode)也旗帜鲜明地指出,经典的形成原因在作品自身,而非文学的社会机制作用。究其根源乃是作品的内在特质,它提供了经典所独有的愉悦性⑤。较之于克莫德,布鲁姆关于经典看法更复杂。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经典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存在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所以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告诉我们经典是什么。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经典的思考却又努力想总结出一些经典的特征,建立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诸如,“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⑥,他同时还用“美学尊严”、“美学权威”和“创造力”等概念来描述经典。布鲁姆相信,“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⑦他还提到,“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⑧阿迪尔里也提出了有关经典的三个层面。第一,经典作品必然有其彰显自身独一无二特性的能力,并有一套适合于作品情境的精炼语言来解释其特征。第二,经典作品具有某种表征性(或代表性,representation),它提供了所表征的世界的知识,揭示了可能态度的表征力量,或创造了某种艺术模式,或表达了过往文化的共享价值等。第三,通过文学批评,可以揭示出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技术创新、智慧和伦理意义⑨。

   显然,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的有关经典价值的理论。但问题在于,这种种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为什么?要回答这一难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能换一种思路来考量呢?我们能否把何谓经典的问题,转化为经典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就转向了经典的文化社会学反思。这一转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典的形成与其说依赖于作品自身的价值,不如说经典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话语建构,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经典只是自身的特性所致,为什么经典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呢?如果没有各种社会文化体制的支撑,经典又如何存在呢?

   二 经典的现代性编码

   文学经典的论争所以会在晚近演变成为一场“文化战争”,其根本原因乃是文学经典已成为权力关系和表征权利争斗的场所。虽然经典的舞台一直在上演各种剧目,但大幕的背后暗中进行着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经典所以重要,是因为经典在社会文化中承担了复杂的功能,所以经典从来就是各家理论必争的文化资源。

   那么,经典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功能呢?

   根据哈里斯(Wendell V. Harris)的看法,文学经典的选择至少体现出如下几种重要功能:(1)提供范本、理想和灵感,不同的经典选择体现了不同的范本、理想和灵感;(2)传播思想遗产,经典成为解释过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知识,以使当代人适应当下的美学、政治和社会的变化;(3)创造共同的参照系,因为没有经典就不可能有解释群体,典范性的经典也就是其他解释的参照系;(4)作家与经典的互惠,作家不仅是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力,而且有赖于他们所赞赏的作品或符合他们目的标准而进入经典之列;(5)将理论合法化,不同的理论学派正是通过遴选不同的经典作品来使自己理论合法化,比如精神分析和新批评或解构主义,各有各的经典和遴选原则;(6)历史化,特别是一些特定的作品在特定时刻具有某种特别的力量,而其他作品则没有,所以经典具有某种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7)多元化,有些时期的特定文学经典在支配的意识形态之外表达了非主流人群的观念,因而起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功能⑩。显然,哈里斯的说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文学经典的多重功能,也许正是因为经典的这些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所以无论当权者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家长或教育工作者,还是文化产业人士,从来都很关注文学经典的建构,尤其在现代性阶段。

   我们知道,中世纪以降,经典讨论还只限于对基督教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真实性的讨论(11)。但严格地说,经典成为问题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今天此起彼伏的经典论战,是一个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中才能说清楚的问题。以下,我们将结合现代性的诸多层面来解析经典是如何被编码的。

   社会学家霍尔把现代性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交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上出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上产生了市场经济,社会层面出现了劳动分工,而文化上世俗观念取代了宗教(12)。如果我们把这种现代性的理论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系,那么,经典的建构可谓与之关系密切。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必然提出民族文学的经典建构的任务。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揭示了经典建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发现,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与印刷语言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而印刷语言又和摆脱拉丁语的民族语言文化及文学关系紧密。“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13)这里,安德森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形成的关键所在,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享一种语言和文化。这里,我想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作为民族语言最重要载体的文学,实际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前引哈里斯所概括的经典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资源来深究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经典建构的基本语境。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其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机制的形成。哈贝马斯发现,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性的交往和组织形式,它的雏形就是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的文学公共领域,“城市里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会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4)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典   编码   解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169.html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2年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