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0-04-06 22: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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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周宪,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艺术理论和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子邮箱:zhouxian@nju.edu.cn。南京 210093

   原发信息:《文艺理论研究》第20191期

   内容提要:在中国,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及其资源建设的相对薄弱,影响了本土西方美学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倡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很有必要。比较文献学研究一方面描绘出西方美学经典在西方发展流变的知识图谱,另一方面描画西方美学经典在中国传播接受的知识图谱。通过这两个知识图谱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揭示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有何特征、热点、嬗变和盲区。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可以针对性地弥补“短板”,改变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资源建设状况,全面提升本土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准,争取中国学者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西方美学/经典/比较文献学/知识图谱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学经典及其中国传播接受的比较文献学研究”[项目编号:17ZDA021]阶段性成果。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大潮,西学译介开始以日译本为中介,开始了漫长的“理论旅行”。这时,西方美学也开始了登录中国的历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积淀,遂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已深入中国现代美学知识的肌理之中,成为本土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资源。

   西方美学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是多重的。一方面,它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和创新提供了资源,并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西方美学也演变成本土美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吸引了许多美学爱好者。相较于西方美学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只有短暂的一个多世纪,不少西方美学经典业已成为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文献,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知识构架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及其资源建设工作,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比如,我们对西方美学的了解仍有一些盲区和空白,有不少西方美学经典我们未曾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国内美学界所撰写的不少西方美学论著,由于缺乏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存在着以下现象,诸如参考文献雷同单一,历史描述和问题设计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普遍,批判性的观点创新不足等。因此,在今天努力创造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提倡基础性的西方美学文献学研究,推进西方美学经典的系统译介,提升文献资源建设的水平,就变得十分紧迫了。

   本文聚焦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问题,关注如何在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中展开经典文献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要搞清楚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总体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本土对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找出“短板”并补齐“短板”,进而提升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水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并赢得中国学者更多国际学术话语权。

  

   西方美学文献译介及其问题

  

   晚清以降,中国美学界译介了不少的西方美学经典。从学术史的长时段角度看,一个多世纪的西方美学翻译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对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多限于日译本,且缺乏系统引进,还处在零星介绍阶段。王国维即是一例,其美学研究就引用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和文献,使西方美学成为重构中国美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系。他独创性地在西方的“优美”和“崇高”之间,提出了一个中国美学范畴“古雅”,这就把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置入了跨文化比较的结构之中。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出现了较多、较为系统的翻译和研究。这一时期由于不少学者留学欧美,直接接触到西方美学原著,这就改变了此前流行的依赖日译本转译和研究的局面,很多学者直接从西文原著着手翻译。加之清末民初一大批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西方美学遂成为一些高校的相关课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直接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民国时期一方面培养了西方美学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知识界和出版界对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美学译介甚至研究都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俄苏美学的译介一度成为热潮。但随着1957年中苏交恶,俄苏美学也不再流行。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西方美学的不少文献被翻译成汉语,形成了自民国以来的第二次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高潮。这一时期随着各种形式的“文化热”和“美学热”,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本土“美学共同体”,开创了西方美学研究及经典译介和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百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曲折坎坷,使得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系统性和持续性有所不足,经典文献的资料积累和规划都显得比较薄弱。

   从著述类型上看,西方美学的译介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专著翻译,即完整的一卷本或多卷本著作的翻译,前者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后者如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专著翻译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单本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二是以译丛或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如1980年代中后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译文丛书”,2000年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世纪美学译丛”等。其二是读本或文集翻译,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西方学者编撰的美学读本或文集的翻译,比如李普曼《当代美学》,另一种是中国学者自己遴选翻译的译文集,比如宗白华的《西方美学名著译稿》,或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四卷本等。其三是单篇论文的翻译,刊行于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或书籍中。在1993年以前,由于中国没有加入日内瓦国际版权公约,未经授权的译文翻译较常见,如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史编译出版的《美学译文》辑刊三期。中国加入公约后,对版权授予和侵权高度重视,这类未经授权的西方美学论文的翻译便越来越少。

   历经一百多年好几代人的遴选、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最重要的人物和著述有不少已有汉译本。这些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对推进中国的美学研究和知识生产,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老一辈美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缪朗山、罗念生等,他们身兼数种角色,既是西方美学的研究大家,亦是系统译介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著名翻译家。他们的出色工作,为西方美学经典文献引入中国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今天,一些有关西方美学经典的知识学和学术史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促使我们反思一百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来改进和完善这一基础性的工作。

   一个多世纪的西方美学译介和研究可圈可点,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首先,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相当薄弱,所以我们对西方美学经典的总体情况仍缺乏完整的了解。在已经译介的文献中,哪些属于经典?哪些是一般性著述?哪些西方美学经典已经进入中国?哪些没进入且我们全然不知?本土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研究水准如何?已有汉译的那些经典,其原始版本和汉译本情况怎样?不同译本有何差异?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非常确切的答案。最重要的问题是,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是否因为文献不足而造成一些局限?

   美学学术史的大量事实表明,在本土的西方美学译介中,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学者读过什么、知道什么并对什么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对译介目标的选择。再加上译介往往是个人的事情,缺少团队合作,因此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近代以来,本土从事西方美学翻译的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可称之为博学型学者,另一类则可名之为专一型学者。前者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兴趣多样,因此所遴选的西方美学经典亦丰富多样;后者的视野和兴趣则相对狭小,只对某些类型的文献感兴趣,且一辈子就执着于某几个文献的译介和研究。另外,还有很多人所共知的原因,导致了西方美学经典的翻译有所局限,比如译介者西方语文能力,接触到的文献版本和国外研究资料的限制,国内特定的社会政治气候等,都对西方美学经典的汉语译介工作造成了复杂的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很难说我们已经完整准确地描绘出了西方美学经典的“全景图”。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美学经典译介甚至研究中亦有值得反思的现象,时至今日,特别有必要从文献学和学术史角度来加以反省。首先,从西方美学经典译介的来源文献的历史分布来看,“重现代”而“轻古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平衡现象。西方古代美学远离当下,在现有的学科体制内,科研项目、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等均不如现代美学更有吸引力,加之古代语言的难度(如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和古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古代文献不易获得,所以译介西方美学的古代文献往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凡此种种现实情况,必然导致了西方美学经典古代文献译介方面的明显不足。

   再一个问题是西方语文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平衡现象。晚清和民国初年时多借重日译本,改革开放以来却是严重依赖英译本,这都带来一些复杂的知识学问题。由于中国外语教育多年来一直是英语独霸天下,而其他西方语文均为所谓“小语种”。同时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文献的获得也相对容易,因而英语也就成为西方美学经典翻译的主要途径,往往是有英文译本的其他语种文献才有汉译本,所以形成了本土西方美学经典翻译的一个特殊景观。一方面,原文是英文的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翻译,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种;另一方面,有英译本的其他西文美学经典,也比较容易译成汉语,而直接从各“小语种”翻译的美学经典相对困难。这种从英译本转译成汉语的现象,就带来了很复杂的知识学问题,即英语学界对某一文献的译介、理解和阐释,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学界对该文献的理解和阐释,误读、误解和以讹传讹的情况时有发生。直到最近几年,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出现了从西文原文(如德文或法文等)重译这些著述的新趋向,这个还原性的工作其实很有必要,但难度很大,因为“小语种”人才相对较少,而有兴趣从事艰苦的美学翻译的就更是非常有限了。所以,如何鼓励美学研究者多学一门小语种,超越英语主导的局面而回到西方美学经典的原文翻译,乃是未来西方美学经典译介甚至研究的一个难点。

   从西学知识学角度说,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总目及相关文献的目录学研究,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中也是很薄弱的,所以本土学者对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学术史和文献学缺乏深入了解,由此造成了两种最常见的西方美学经典翻译现象。其一是多倚重于一些有双语能力的美学家,他们翻译什么决定了很多人了解西方美学经典的视域,因此西方美学经典译介工作带有一定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其二是跟踪追逐西方学界的风向变化,西方当下流行什么美学理论,就赶紧跟风翻译介绍,失去了中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主动选择权和批判性反思。凡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本土西方美学的译介和研究亟待改进,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必须从头开始做起。在青年学者中,犹有必要提倡扎实的西方美学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并切实改变读几个汉译本就斗胆放谈西方美学的局面。

  

   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美学界,西方美学的研究大致有三种知识生产类型。第一类是西方美学史研究,这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吸引了大批学者,也产出了数量可观质量却并不高的西方美学史著述。第二类是西方美学的专题研究,聚焦于西方美学的某个专门问题,比如古典美学中的“美”“悲剧”或“崇高”,或是现代美学中的“现代性”“先锋派”或“艺术终结”问题等。第三类是专人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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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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