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等:空间转向、空间修复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17-01-12 21:03:06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空间修复   全球化  

戴维·哈维   周宪 (进入专栏)   何成洲   尹晓煌  

   周宪:近几十年来,社会学领域以及人文学科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深刻改变了学术研究和问题意识的范式,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毫无疑问,您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现在来看,您认为目前空间研究是否已经过了其全盛期?

   哈维:所谓的“空间转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试图摧毁各种宏观理论的尝试是密切相关的。福柯等理论家认为,宏观理论是错误的、误人子弟的,因此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程序,应该返回身体层面,细究规训措施,关注生命政治等等。空间概念一旦被引入社会学理论,通常就会扰乱各种元叙事,而这些叙事通常是某种历史化或者时间化的结果,或者暗合某种目的论。空间概念会破坏理论的统一性,将混乱因素引入普遍性理论框架。以经济学理论为例,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针尖上。一旦人们试图将经济理论空间化,均衡就会丧失。事实上,空间竞争就是垄断竞争。我成长于这种垄断竞争理论盛行的时期。市场上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可以解释这种过程的普遍理论。很多时候,理论的功能就是用来追踪并解释这种现象。许多学者借用空间概念来攻击普遍理论,试图证明普遍理论行不通。我对这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理论结论,这就是理论应做之事。经济学家对于空间概念制造的混乱非常担忧,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坚信均衡价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一种经济情况中,均衡价格无法达成,那么他们理论的核心就会崩溃,理论也就难以为继。经济学家往往因为无法解决空间性的问题而陷入绝境。如果将空间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挪用空间性概念来攻击元理论,试图论证那些元理论的不切实际。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以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在一开始就要融合对空间性的考虑。因此,我对福柯空间概念非常不满。我认为他关于“异托邦”的文章就是个丑闻,暴露了他对空间概念的严重误解。他与列斐伏尔关于“异托邦”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后者的观念相当实用,而福柯的看法则疯狂得令人吃惊。他竟然认为“殖民地”和“海船”是“异托邦”,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人们现在可以超越对于空间以及空间性的争论,意识到一点,即如果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充分认识,就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理论化。因此,空间和时间在任何我们借以理解世界的理论建构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将空间和时间概念当作破坏宏观理论建构的武器。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者通常的伎俩。他们挪用了我关于空间的某些看法,加上地理学家以及空间研究学者的只言片语,用以攻击甚至试图摧毁我们试图建构的东西。这令我非常气愤,所以后来我写了《后现代性的状况》一书,用以抨击所谓的“后现代转向”,探讨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运用,同时试图论证后现代境况中充满活力的空间与时间元素,并指出时间—空间压缩等话题的重要性。

   周宪:为什么您会选择使用“时间—空间压缩”而非“空间—时间压缩”作为您的理论创新术语?我好奇的是,您作为空间研究方面的开拓者,为什么采用时间—空间的顺序,而不是空间—时间的顺序。这样的词序安排是否有什么深意呢?

   哈维: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我也没有任何优先任何概念的意图。这更多地是一种写作策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时间性的概念比如说“加速”以及“日常生活”。此外,社会学理论通常也优先讨论时间因素,我这种命名法也算是对他们的理论的某种习惯反应,但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我会在别处挑战他们。

   周宪:在西方,存在着理性与直觉、语言与图像、时间与空间之间种种二元对立。而空间似乎与图像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您认为这一观点可以给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吗?

   哈维:列斐伏尔认为,人们通常是通过物质实践来理解空间的。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间是如何被再现的,比如说通过地图等等?空间是怎样被生活的,也就是人们对某些空间存有的感觉以及个中原因?比如说,当你走在城市中,在某些地方你会感到紧张,而另外一些地方你会感到放松或开心,等等。很显然,不同的人对同一地方的想象都不一样。例如,在巴尔的摩,很多人都会认为巴尔的摩的市中心是个危险地带,人们随时都有可能受伤,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踏足市中心。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巴尔的摩郊区比在市中心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这一思维模式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城市的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存有各种不同的概念与想象。他们会认为有些地方非常地危险与罪恶,而另外一些地方则是美好的。这些感觉会回馈到人们对于这些地方的概念想象中。如果你对某些地方产生某些情感,这些情感就有可能被概念化成一种模式,从而可能引发某种空间上的实践,例如建起一道墙。例如,当你去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旅游,你会看到在清教徒聚集区与天主教徒聚居区中间建有一道高墙,两边的人群因为迥异的生活方式而互相不往来。这种物质实践其实就是来源于人们对于生活以及生存方式的不同概念化。因此,我并不十分认为在视觉上,文化与这种空间模式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大多时候,视觉文化是关于如何发送各式信号的。例如,当你在巴尔的摩一个治安很不好的街区闲逛时,迎面走来三个穿着吊裆裤,手揣在腰包里的黑人小伙子,你怎样行动?你什么时候过街最好?如果不过街,你怎样与他们擦肩而过?如果你过街时间掐得不对,他们立马就能察觉你的敌意。如果你选择不过街,你又怎样应对他们的挑衅?而对于一个熟谙城市各种视觉符号的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轻而易举。

   周宪:您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提到,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成为了一种商品。城市中存在空间分配的不平等,穷人与富人在城市中占据不同的空间。您认为是否有什么策略或方法可以解决空间中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中国城市中存在的很多空间分配上的社会不公现象,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哈维:政府的行政决策可以有效地解决某些不公平现象。例如,同一城市的人口均应享有干净的饮水、有效的地下水系统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障。不过,诸如教育不公平这一类的问题则很难解决。虽说人人都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教育不仅取决于老师,也取决于同学以及学生所处的社区。在一个人人都不关心教育的街区或社区,接受教育显得尤其困难重重。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但在美国,部分惊人的不平等状况源自于行政上的决策。例如,美国的地方教育依赖于财产税,这也就意味着富裕的地区拥有更好的教学设施。虽然最高法院强制所有州政府为每位学生提供同等的教育支出,但在过去十年中地方政府总是以预算不足来进行推诿,拒不履行责任。从这一系列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公深深根植于空间结构之中。这些情况亟需解决。人们可以通过一些项目来部分减轻这种不公平的现状,例如通过给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前提是他们将孩子送去上学,但是上学并不意味着接受到教育。另外,人们也绝对不想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压抑多样性,这一点需要学校的协作才能得以保障。所以说,教育不公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类问题绝对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人们只有长期持续不断地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何成洲:最近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上海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部分城市纳入了统一规划发展计划。有趣的是,这四个地区有着不平衡的发展程度:上海非常发达,浙江、江苏较为发达,安徽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则相对滞后,国家这一政策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国家想要建立一个新型空间,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空间感。加之,近年来极速发展的城市间交通系统使这些地区的人民被更方便地联结在一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民众还是偏向于认同自己地区身份,对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抱着审慎怀疑的态度。我们知道,您认为空间、地点和区域三者之间是互相协作的关系,那么您觉得以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哈维:这种政府规划项目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例如荷兰政府就曾将阿姆斯特丹与鹿特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区域“鹿斯特丹”,其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合理分配交通可达性,为不同地区民众之间建立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其实早在四五十年前,人们就试图建立巨型城市区域,例如美国政府的波士顿—华盛顿特区计划等等,不过大部分计划最终都没能成功。英国上个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尝试。

   我觉得此类计划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日新月异的城市规模的理解与想象(the changing scale at which the urban is being thought)。城市不再是中世纪那种相对密集、被城墙环绕的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不断扩大的广阔空间。通常我认为,此类大型的城市规划项目与资本积累的运作紧密相关。传统的城市时空语汇已经无法描绘当今的资本积累模式。城市必须被重新定义,以适应极速增长的资本积累速度,满足为资本寻求投资机遇的需求。而数量级别的资本增长速度并不是狭小固定的空间所能承受的。空间必须被拓展。我认为这些计划背后的决策者应该已经意识到拓宽其空间视野的必要性。中国现在面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只能关掉国内1/3的钢铁厂或者水泥厂,或者必须新建一批设施。如果不能像修建某些小型城市那样新建一批大型设施,就必须创造巨大的市场以吸收过剩的生产力。因此,城市化的规模必须非常巨大。不仅如此,我还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重建丝绸之路,这也是我所说的通过“空间修复”来吸收过剩生产力的一种尝试。中国政府资助厄瓜多尔政府修建了一个大型水电站,但前提是厄瓜多尔必须雇佣中国工人,购买中国钢铁。这种策略在世界各地非常常见。英国政府就曾借钱给阿根廷政府修建铁路,前提是该政府要从英国购买钢铁、股票等等。这就是资本运作的常见方式,通过借钱给别人,前提是别人必须购买你的产品。

   目前,中国政府面临如何在本土消化富余生产力和资本的问题。中国政通过重组国内空间(例如将北方与南方联合起来,东方与西方合作,高铁计划等等),部分过剩生产力与资本已经被有效地消化。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在拉丁美洲建立洲际铁路或者所谓新型的巴拿马运河。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批评中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认为中国政府通过输出国内资本,达到消化富余劳动力的目的。但这却是必须的策略,否则中国政府就只能关闭其国内的大量钢铁和水泥工厂,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情况。中国政府显然不想这种情况发生。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举措基本符合资本继续运作的逻辑。而就我自身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状况。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下去,当然最终还是得由民众来决定此种城市是否是其想要生活的地方,建立这种巨型城市有何意义或者人们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何种样貌,是恶托邦式噩梦,还是温馨睦邻、亲近自然的美丽生活?有趣的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所有文化活动,都在倡导人们回归森林,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些文化运动都与现在的城市发展规划相悖。

   中国在过去三年消费的水泥超过了美国上世纪的消费总量,中国还消费了世界一半的钢铁,世界上60%的铜。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动力,如果没有中国,国际资本主义可能会深陷危机。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消化劳动力。所以我认为消化劳动力是个重大问题,也是政府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所谈论的这些计划可能会产生极其糟糕的环境以及政治后果。这样大型的计划使得有效管理非常困难。

   何成洲:您可否再详细解释一下“空间修复”(spatial fix)这一概念呢?

哈维:在英语中fix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安置的意思,在空间里装载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指的是解决问题,给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我们也说“技术修复”(technological fix)、“政治修复”(political fix);而药品词汇表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空间修复   全球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807.html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6.8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