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4: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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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  

   新世纪一晃就过了5年,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在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现象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中外文化领域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开放、多元、多样,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主调。

   在这期间,文学艺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艺术的普及,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断减弱的情况,这在国内外好像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学创作似乎并未中断与萎缩,文学创作的体裁不断在增加,早期就出现了电影文学,现在又有了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市民口头创作、通俗歌词创作等,中国、外国各种文学颁奖活动此起彼伏,势头也似乎并未减弱。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多样化是其主调,出现了各种趋向的写作,有历史写作,世俗写作,个性写作,个人写作,欲望写作,其中特别是后者,显示了从精神滑向平面、削平深度、只求人的身体自然欲望的满足与发泄的倾向。

   面对社会、文化、文学中的重大变动情况,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而进行着反思,古代文学研究是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但文学理论尤其如此。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由于其对象的不断变化,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易变性,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与延展性,在其资源的支持上,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应当具备在不断变化中使自身获得丰富的品格。当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变革,在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理论的反思其实20多年来并未中断过,只是有时显得张扬造势,有时只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罢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中,就曾出现过多种文学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它们至今仍在发生影响。近几年来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从学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改革的必要,而后提出了文学理论必须走向文化研究的新方案。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学术背景的差异,于是引发了一场辩论。从论争本身来看,的确暴露了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严重危机。

   文学理论的深刻危机,表现在,一、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脱节方面,例如对于近十几年来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出现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作品,过去单一性的文学理论思想自然无能为力,即使形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思想,对于新近出现的相当部分作品,确实也不易进行阐释。理论不仅需要描述,还需要审美价值判断。文学理论对于目前的相当部分的创作,的确是显得捉襟见肘。对于很有冲击力的网络文学的未来走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在研究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需要寻求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而期待有所突破。二、表现在一些方面我们主要是大力引进,只以外国学者的思想为理论资源,外国的学术思想成了我们的风标。但是大量的模仿照搬,可能使理论成为机械复制。三、表现为顺应现状、迎合平庸、忽视精神的超越,因而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这几个方面,导致我国的当代文学理论缺失了应有的原创性和独创精神。我们需要有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进行阐发的文学理论,一种多样化的文学理论,具有充分学理性的文学理论,以不断扩大文学理论的边界和理论的更新。

   其实,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生机与危机并存。比如,近年来出现了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影视美学、摄影文学论、网络文艺学、超文本诗学,此外还有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即后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就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边界的拓宽,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的生长点,丰富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已经出版的很有分量的研究中外文学理论的专题性著作就更多,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生气勃勃的中青年学者。

   就当今发生的文化研究的转向来看,主要转向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方向,一是文化诗学,一是文化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两种趋向称作审美派和文化派,叫法不同,但与文化诗学、文化研究的内涵大体是一致的。进行文化研究,我以为这是非常需要的。现在许多带有一定审美色彩的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涌向我们,但其中不少现象并非什么文学,而是泛文化现象和物质建构,需要有人对它们进行及时的阐释,我自己就曾写过这类文章。就论者个人来说,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门类的研究,可以一身二任或多任,也可以在个人研究中使多种研究方式融会于一体,另成一种自有特色的研究格局。文学理论与泛文化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互为丰富,因此对个人来说,无所谓界限问题,倒是扩大了个人研究的资源、视野与自由。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即使是扩容了的文学理论仍是有其自身的界定的;而泛文化研究的种种对象汇总一起,如何成为学科,至今还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界限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由于现实文化发展的需要,目前好些高校纷纷在设置文化产业系,那些原来大力主张文化研究的老师,都已转向文化产业的开发,设置课程,编写教材,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已经名正言顺地归了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回顾我们走过的20多年的路程是有意义的,时代不断在变,个人也在不断适应。我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文学理论研究大致也是如此。

   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一直都在反省、自我批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作为一个学者,要不要说自己的话?要不要有自己的学术个性?要不要提出自己的见解,还是总跟在人家后面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现代派文学之争中,我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我并不否定,但以现实主义的原则去看待它,衡量它,态度比较保守。到了1985年我对现代派文学态度大变,当年有访问法国的机会,我主要是抱了一个去了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状况的目的去的。法国文化部接待人安排我们观看一些演出,我们专门要求观看那些不易领悟的“荒诞派”剧作,让?日奈的《女仆》一下就震动了我。该剧演出看上去很像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它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诞,是如此深刻,人与人之间的非人性关系,是如此不可弥合而震动人心。当时我们还看了其他多部荒诞派戏剧,这就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所以后来我的文章就写到,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在那里发展,出现了好些伟大的作品,但同时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就像一首首悲怆的交响乐,令人回味无穷。后来有的朋友说我是现实主义的保卫者,只重现实主义,其实这并未反映我的真实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几位同行接受了撰写一本《文学原理》的工作,大家对需要贯穿、统摄全书的思想即文学观念做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后来该书分五编,五编又分成五书撰写,我负责撰写文学发展论,文学本质问题的论述自然就落到了我写的这一书里。当时的文学观念像现在一样,有多种界说,如有坚持意识形态论的认识论文学观,有象征论文学观,有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文学观,有感情论文学观,有心理学文学观,有主体论文学观,还有文学什么也不是的文学观。1982年,我提出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1984年的几篇文章又提了几次,这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结果。这时我的几个核心观念大体已经形成,1985年到1986年,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上,探讨“审美反映”,此文融合了当时介绍过来的不少新思想,因此与一般流行的反映论是大不一样的。不过那时我还没看到卢卡契的著作,因为他的专门探讨审美反映的《审美特性》的中译本,是1986年底出版的。

   1987年我发表文章,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释。但我还觉得不够,因为没有把它放到历史发生过程中来看,于是次年我又发表长文,回溯到审美意识如何从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并成为人本质的确证。审美意识在口头文学中得到表达,成为前文学,但是留下的成品不多。经过长期的语言复杂化过程,特别是文字的生成,积聚了人类生存意蕴的审美意识,与语言文字结构相融合,完成了由前文学向文学的过渡,文学开始成为融合于语言结构的审美意识形式。后来随着社会不断的进化,分工的不断精细化,出现了各种成熟的社会结构,在整体上形成了意识形态体系,文学由此成为审美意识形态。现在有的学者说,找遍“马恩”著作,马克思并未讲过文学是意识形态,更未说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是思想体系,是理性的东西;审美是感性的东西,两者岂能合到一起?其实,意识形态是个极富包容的概念。马克思倒是讲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因此看到上面所说的这类指责,实际上使问题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本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注释学派上,这里篇幅有限,只好留待别的时候去讨论了。

   再比如我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也是我经过十分苦恼的思考后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朋友提出“人文精神讨论”,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当时我对这一问题正好积累了一些材料,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对20世纪的文学发展做过一些梳理,也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做过自己的思考。我读过关于20世纪的社会生活、运动的著述,亲身经历过声势浩大的反理性运动,对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思潮如何从理性发展到非理性、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中的缺陷与积极作用,都做过一些思索。同时看到现在所谓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如此枯萎,低俗、恶俗流行,心头产生了一种忧虑感。大家不要以为我如今不读什么书了,其实我仍然在读,一些时髦作者的东西我也读,只是读着读着,真要让我呕吐。因此我提出要用新理性精神,来重建文学创作的价值和精神。

   这当然是个大题目,我从文学、文学理论的角度试图来作些说明。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和文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我的这一观点,强调的是我们要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以并未过时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提出新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传统的继承、改造与创新。要在人与人之间强调交往与对话精神,人与人都是独立的,人都是存在于我与你之间,你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自有价值,我也是如此,这价值有大有小,但是要相互平等。真正的人存在于相互交往中间,存在于对话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与学术中,缺乏的正是这些东西,需要加强学术上的交往与对话,但是需要平等的对话。所以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要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要倡导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发扬过去被扼杀的个人自由进取精神,并与人际关系相互融合,使之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有的朋友也是同意我的新理性精神的,但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他把新理性精神说得绝对化了,当成绝对真理了,以为发展到他那里,理论就完成了,终结了,这不又回到原有的思维方式了?

   虽然我提出了新理性精神,但有些学者的研究比我还要深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在材料方面已积累了好多,还会继续研究下去的。因为我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理论的生长点,不仅文学、文学理论,就是整个人文科学都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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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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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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