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4: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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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要研究的主要是问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状况,遇到什么麻烦,遭遇什么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是人文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文学理论领域说,寻找解决当下文艺问题的答案是建设文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一味照搬古典,照搬马列字句,照搬外国,这都无济于事。必须是围绕自身问题,为了解答问题,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寻找古代或外国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些资源,经过深入的研究,然后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建设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有没有问题意识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不是说文学理论界没有问题、找不出问题,而是充满了问题。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年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照搬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理论,然后用他们的理论来剪裁我们的实践。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从他们国家的问题出发,去寻找答案、去建造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如果要学人家的话,首先要学人家这种针对自己国家问题,针对第一世界所发生的问题所作出的一种理论解答。我们要学的是这种精神,而不是把人家的理论观点、理论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这样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情况和第一世界国家相差太远了。美国不过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而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同时我们又有悠久历史可供继承。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要搞市场经济,很多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才遇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对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觉得现在的理论界开始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比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力图想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如果9亿农民富不起来,我们怎能说我们多强大,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这种水平,那么我们还是处在弱小的状态。今天有些年轻学者整天在喊消费主义,我们今天到了消费主义时代了吗?我们人均不过是1000美元,而在农村人均一年的收入只有6000-7000元人民币,这还是算好的(京津地区有的地方年收入还只有625元人民币)。他们什么都消费不了,连买件衣服都要考虑再三。我们现时就是这个状况。

   文艺学是在“文革”十年极端僵硬的状况下走出来的。应该说我们文艺学是在一步一步解决自己问题的,首先解决的就是文学是不是刻板地从属于政治?文学有没有独立性?文学是不是要永远听政治的指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这个问题,当时发表文学从属于政治、还是反对从属于政治的论文几百篇,都是由《上海文学》的评论员的一篇关于反对文学作政治的工具的文章引起的,许多人群起而攻之,坚持要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许多文章反对文学当工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周扬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也不再讲文学从属于政治,而是讲文学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胡乔木当时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彻底,是不行的。他认为以后不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了,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利多弊少,后来邓小平接受听了他的意见,在一次讲话中说以后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一下子就解放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了,因此,才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那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小说,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那是我们解决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接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人性、写人情。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吃尽了苦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他为此遭到了长期的批判,说是“黑八论”;王淑明提出了写人性,巴人提出了写人情,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有的人最后为了一篇小文章连命都搭进去了。当时,就要解决文学要不要人学作基础,要不要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是肯定人性还是否定人性,马克思是肯定人道主义还是否定人道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提文学从属于政治这种说法,文学创作就还没有坚实的基础,文学创作生产力的解放就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很多理论家,朱光潜、王元化,我的老师黄药眠、汝信,包括在座的钱中文先生等一大批人都出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最后周扬临死前写了篇文章,其中肯定了人道主义,结果遭到胡乔木的批判。周扬以前思想是比较僵化的,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才提出文学要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人的异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他自己有切身的遭遇。他在秦城监狱一住就是九年,称他是“阎王殿”的“二阎王”,遭到非人性、非人道的折磨。所以,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是肯定人性的。这个问题一直延宕了很多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还在遭批判,90年代中期文学的人性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再进一步,我们又遭遇到了一个问题: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之后,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于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这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了“文学是一种活动”,但没有解决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殊性。于是,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情感”,但是,只是情感,能是文学吗?如果情感不能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难道胸中的情感就是文学吗?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人回答说语言是一种本体,用的都是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种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文学的本身,除了语言,其他都是文学的外界的看法,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文学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语言,还有里面的人物、情节,特别是里面的感情,所以这种理论是片面的,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这种理论很多。1984年,我和王元骧先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钱中文同时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什么讲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呢?从解答“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要在政治和艺术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同时也能够符合文学的实际。我们说“文学是一种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包含了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具有思想倾向的,哪怕是休闲作品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点是无法逃脱的。第二个要素是:文学要让人愉悦,要让人欣赏,要让人精神上有一种超越感、自由感,这就是审美了。第三个要素是:文学是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因此文学是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是包含了三个要点的结合,它强调了文学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是力图实现在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完整的结合,这是符合文学的本性的。这首先是由钱中文老师提出来,后来我接着写了两篇文章,《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我比较了几种文学观念,认为这种文学观念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是大家也能接受的。当然,这个提法首先是符合文学自身的实际的。我们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这种回答兼顾了文学的几个方面,文学的形式、内容,周围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在这个思考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今天乌七八糟的反文明、反文化甚至反人类的东西。我们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有价值取向的,要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就要和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文化现象保持距离,甚至抵制、批评它。所以说我们是有问题意识的。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怎么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呢?马克思理论已经经过100年,从卢卡奇到朱光潜,多少学者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有人说审美和意识形态不配套,审美是康德的东西,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东西,康德的东西和马克思的东西是什么关系啊。其实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审美的确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在康德之后有很多发展,我就谈到过前苏联学者斯托洛维奇的艺术审美本质的观点,他已经不在康德那个意义上来用审美了,他是用马克思的价值论来讲审美,审美是一种评价,对象有价值性,人有情感评价的能力,人用情感评价这个对象,然后构成了一种活动,这就是审美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在1957年6月7日,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就发表了一个讲演:美就是评价。当时,6月7日提出这个问题,6月10日就被打成“右派”,他的那篇论文来不及发表出来,所以后来对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只讲三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的统一,蔡仪的美是客观的,以及李泽厚的美是实践的,而我的老师是讲美是评价,没有受到关注。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试图用我们思考的能力把马克思的东西、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给融会起来,来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也有人对钱中文老师的新理性精神提出批判,认为这个什么也不是。其实,钱老师的新理性精神包含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是相互关联的。钱老师提出文学的新理性精神就是为了回应现实的问题,现实文化当中的种种负面的问题,这些种种负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提倡新理性精神,这样才能起到制约的作用。后来,我把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理论教程》,用这个教材的学校已经接近千家了,另外据我们的统计,二十几本重要教材都采用“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逐渐趋于成熟的,里面可能有些理论的缝隙仍然没有完全论证好,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它论证好,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若干年后,中国会有一批既区别于古代,又区别于西方,是专门回答研究我们中国自己问题的理论专著出现。所以我觉得许明说得对,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要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改造、创造,回答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而最后我们对问题的回答是理论的形式,而这种理论的形式可能是自主的创新。

   也有人提出疑问,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权宜之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断然否认,并非是权宜之计。首先是从文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个结论;其次,它能被大家接受,这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文化环境当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不是我的发明,这是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不过是整合马克思的理论,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我是一直相信马克思的。比如一般人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据我所知,马克思给共产主义有10多种定义,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另外一个定义是更具有本质性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说的,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道主义就是人尽其才,自然主义就是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我们的国家如果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认为共产主义本质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文学有意识形态性,就拿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一部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比我们的电影的意识形态还强。就是那些看起来是谈情说爱的东西,里面也都是有意识形态的,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什么权宜之计。至于审美更是我心中钟爱的东西,我对审美有多种概括,审美是人生的节日,或者说审美使人成为人,审美是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决不是小事。没有审美,人不是人,人还是动物。有些青年学者提倡当下的文化主要是欲望,是欲望的满足。而我提倡审美。如果我们提倡精神的审美,提倡精神超越的审美的话,那么会使兽成为人;如果我们一味地提倡欲望的话,那就会使人变成兽了。这样看来,是要审美还是要欲望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审美是意识形态的变异,是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完全发自我的内心,怎么能是权宜之计呢?这是我对文学的一种理解。我对语言也是有感受力的。所以,审美意识形态的三点都是我的一种认识、理解,是我进入文学殿堂50年来从文学中感悟出来的。

   也有人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但文学概论没有必要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作为普通的文学参与者,包括作家、读者、文学专业研究者,不再关心文学是什么,而是关心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么,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不是会逐渐被边缘化?其实文学本质问题是任何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都要关心的,而且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要关心的,不关心文学本质问题是假的。比如有人整天研究文学的形式,在他的观念中,文学的本质观就是文学是形式,如果你不是这样理解文学,为什么你专门去研究文学形式本身呢?这不是让人感到很困惑吗?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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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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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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