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存:国族情怀 身体政治 私己爱欲

——解析李安电影《色•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0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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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存  

   华人电影导演之翘楚李安继2005年凭借电影《断背山》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2007年又以电影《色•戒》再次荣膺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这部影片又以其大胆、暴露的床戏,改编自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原著,小说取材于曾轰动一时的美女刺杀汉奸案的史实,以及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恋情等元素、话题,在港澳台地区引起追捧、热议和较大争论。看《色•戒》、议《色•戒》俨然已是2007年度华人娱乐业、娱乐活动的一大盛事。此片公映不久就已显露2007年度票房王者之相。透过热闹、浮华的表象,本文从国族情怀、身体政治、私己爱欲等三个方面以及三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对王佳芝色诱大汉奸易先生以便除掉他的爱国动机语焉不详,写得十分隐晦,以至于小说发表后有人指摘作者:“对她爱国动机全无一字交代”。张爱玲破例撰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回应:“那是因为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不作正义感的正面表白。”[1] 而在电影中,这一爱国动机无疑得到大大填充、强化、突出,大量有关情节的添加、延展、铺陈已大大逸出原著框架之外。这是李安打捞、还原那段特殊历史的艺术雄心和抱负以及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使然。

   《色•戒》中有李安的家国梦、家庭史、青春情,因此,展现抗战的时代图景和氛围是李安饱含国族情怀的一个深情致意。它涉及到数亿中国人在沦为亡国奴之际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表现了中国悲情和中国人的民族大义。其中蕴含了“中国人的百年尘埃”、百年嗟叹和百年荣辱。

   影片用1/3的长度充分表现了一群流落到香港的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冒险举动。他们均为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组建爱国话剧社,他们的募捐义演大获成功,当王佳芝在舞台上饱含深情地喊道:“为国家……为民族,为国家的万世万代,中国不能亡”时,台下齐声高呼:“中国不能亡!”大学生的激情迸发这场戏,正是李安念兹在兹的国族情怀的表露,这句台词是很能唤起中国人沉重、沉痛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的。

   大学生策划、组织暗杀行动,固然因为爱国激情,但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青春冲动,他们在香港街头醉酒后放歌狂欢:“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段戏融入李安较多的个人情感和心理动机,他说:“我第一次演完话剧,也是跟同学一起去吃宵夜,他们在前面唱歌,也是下着毛毛雨,和小说里一模一样。”[2] 他借此唤回自己如梦如烟的青春往事,是一个面临中年危机的导演的心理疗伤和熨帖。

   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邝裕民是个青春、阳光的形象,是热情、单纯、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所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他身上寄寓着国家、民族的希望,他在电影中代表理性的一面,是“戒”的化身,民族情感始终主导着他的言行,个人情感、欲望处于受抑制状态。在影片的前半部他是个灵魂人物,他的意图、方案、策略得到同伴的有效贯彻,他左右着其他人物和形势,在影片后半部他听命、从属于更高一级的组织者,成了淡出、飘忽的影子,光彩尽失。

   具体到王佳芝的爱国行为,国家、民族的召唤使她义不容辞,尽管带有“玩票”的业余性质,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她还是粉墨登场了。当她再一次欣然受命时,特工头目给她一粒毒药丸,要求她在危急关头服毒自杀,她面色凛然回答:“我能做到”。准备随时为国捐躯,这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在她赴命之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会有怎样的身体的枪林弹雨,情感的迷茫困顿,心灵的煎熬厮杀。这样特殊、离奇的爱国方式和行动,必然预示着非常的过程和结局。从与虎谋皮到猎人反成猎物,为虎作伥,到底是怎番情景?

   二

   热血青年的爱国锄奸行动集中于一点,就是以王佳芝的身体为诱饵、陷阱,使大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色迷心窍、心猿意马、无法自持时而杀之。而王佳芝也心甘情愿为抗日行动“献身”,这对一个花样年华的弱女子而言,不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壮举”。这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对个体身体的一次“征用”,是身体的国家化、工具化和使命化行为。在此,她的身体成为事关成败的焦点,各方力量扭结、博弈的汇合点,身体的展示、观看、搏击、哗变,身体的力量、它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的安置和征服,表征出身体政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细密、幽邃的运作机理,表征出身体和民族/国家、身体和社会、身体和历史盘根错节的纠葛。

   身体不仅是由自然基质构成的生理性、物质性、自然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载体,或者说这些方面是身体的构成性力量和内涵的一个方面,身体既是个人化、私有化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公共性,既是生理的、自然的存在,又是权力运作和政治博弈的场域,身体是各方力量、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P27)。物质的血肉之躯往往是各种复杂的权力、力量较量、角逐的角斗场。

   影片《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就是这样持续地处于控制、征用、规训、折磨、争夺之中,其中充满了控制/反控制、征用/反征用、争夺/反争夺的角逐、较量,更出现了爱国志士一方和王佳芝本人都意想不到的身体对快感的享用和身体的“叛变”。在以身体为焦点的政治较量中,爱国志士和特务头子易先生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王佳芝夹在两者之间,她的身体始终处于双方争夺、拉扯、分裂之中,她(它)的位置、立场、态度决定了力量的此消彼长,她(它)的游移、徘徊、挣扎加剧了较量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王佳芝在香港和易先生搭上线之后,下一步行动必然面临着“献身”问题,而作为麦太太的角色扮演者,她还是个不解人间风月的处女身,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是,必须对她的身体实施训练、演练、“彩排”。既然王佳芝的身体被以抗日爱国的名义征用,她只有默默服从和接受,她唯一的希冀是让她倾慕的邝裕民来实施,这样,除了肉体行为之外还有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但这个私人化的暗自渴望无法实现,“组织”给她安排的是嫖过妓的梁润生,这样安排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她大失所望,但依然心甘情愿服从组织安排。她在床上一脸的大义凛然。这个看似荒唐的安排,这个有性无爱的云雨之事,是她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和牺牲,是她的身体必须经受的革命风雨的洗礼,是这个为了“献身”而先“献身”的身体必须拿到的合格证和通行证。而这一次“彩排”和付出的昂贵代价,必然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强大的预期,香港行动计划的落空,使她产生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后来和易先生的床 之欢坐实了这种预期,好像正式的出演,更像一块石头落地——此前的付出毕竟没有白费,这是身体的逻辑。因此,小说中这样写道:“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而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4] 而在为了抗日救国毫无怨言地接受对她身体的安排、训练覆盖下,“没白牺牲了童贞”这样一个极其私人化的潜意识流露,是造成王佳芝后来意乱情迷,由抗日救国滑向私人爱欲或者说“小我”战胜“大我”的个人化的心理动因之始。

   不应忽视的一个细节是,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约会,在香港的裁缝店,王佳芝穿着新做好的旗袍从试衣室走出来,风姿绰约地站在他面前,曲线毕露风情毕现,她羞赧一笑,想换下它,易先生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她的姣好身躯,不容置辩地说出两个字:“穿着!”此刻,他以纯粹男人的目光凝视着女人的充满诱惑的躯体,在欲望主体审视着欲望客体的看与被看之中,情欲在悄然滋生。

   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床第之欢是身体大观身体搏击身体狂欢身体叛逆。当他和她彼此的身体扭结在一起时,诱惑、恐惧、疑虑、欲望……种种念想纷至沓来难以厘清,身体的纠缠发泄了欲求也发泄了压抑。两人在侵犯与被侵犯、主动与被动、诱惑与被诱惑、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施虐与受虐、主人与仆人、猎人与猎物的多重关系及其反转、易位中,释放出男人和女人的本能欲望,他们还原为纯粹的、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在这过程中,他暂时抛却紧张、惶恐、扭曲、阴暗、邪恶、诡秘,忘却自己丑恶的身份和堪虞的前途,这是他绝望的救赎;而她在本能的宣泄中激发了本能,觉醒了欲望,抛却了肩负的重任、使命和民族大义,这是她背叛的开始,背叛从身体开始,小说中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导演李安将这句话用直观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光影形象演绎得浓墨重彩。从身体的隐秘部位通向心理、情感的隐秘角落,王佳芝由性的享受而产生感情而背叛大义,这是身体的背叛,这是一个分裂的主体,身体占据了分裂的主体自我的中心,控制了主体。不能说王佳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意识到她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或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属于她。当暗杀行动的组织者迟迟不行动却要求她忠诚,忠于自己的国家,把汉奸拴在陷阱里时,王佳芝终于情绪失控,她大声质问:“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床第之欢,对于他是绝境绝望中的救命稻草,是把握“此在”的方式;对于她是必须全力投入以保证情妇角色扮演不失真的演出,“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导致弄假成真假戏成真,身体沦陷防线失守,对国家、民族不再忠诚,这是她角色扮演的吊诡之处。这里暗含了一个阳具崇拜意识即菲勒斯中心主义即男性中心主义意识。

   电影《色•戒》中的身体表演蕴含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它表征了在国势颓危、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女性个体身体的生成和打造过程。而根据台湾学者黄金麟的研究,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以“国”的生存作为无限上纲的身体发展形式,“这种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时代性的举措”;[5](P31)“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5](P41) 这种具有使命意识的身体转变成为极具政治张力的场域,同时作为国家工具,它也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包装。黄金麟认为,身体的臣属于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其国家化、工具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身体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因果关联是时代的主流。[5](P235,85,86) 文艺作品不同于宏观、严谨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有其独特性、偶然性的表现,把电影《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生成”安置在民族、国家、政党、性别、历史交织的网络中考量,毋宁说是在历史趋势、时代主流中,国家、民族对身体打造的一个失败的个案,她的身体在鱼水之欢后的“叛变”,使国家、民族对它的征用、规训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究其因,是因为国家对身体的宰制、布控、监管必然要打压、抑制身体的欲望,而王佳芝的身体因为被赋予特殊使命却要开发并放纵它的欲望,它的动物本能驱逐了“超我”的监管,身体的变节导致主体有辱使命。甚至说,在此,身体即主体。这样一个另类的身体故事叙述的是现代哲学中尼采、德勒兹的身体命题。

尼采的口号是,一切从身体出发。这是身体本体论的哲学。而根据巴塔耶的色情分析,“人的秘密绝不仅仅像黑格尔那样从自我意识那里去挖掘了,相反,它埋藏在凶蛮的身体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残酷对决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中”。[6](P15) 王佳芝的身体恰恰处于“撕裂的色情经验中”,表征了感性和理性、本能和理智的“残酷对决”,直至动物性本能驱逐理性的过程。张爱玲在散文《余烬录》中说过:“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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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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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枣庄学院学报》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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