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柱:茅盾散文的“个人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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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柱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茅盾的散文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的。他没有鲁迅的泼辣,冰心的典雅,也没有周作人的洒脱,林语堂的幽默。茅盾自己认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①那么,他的“个人笔调”究竟是什么呢?早在1935年,郁达夫在评论茅盾的散文时说:“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之所长。试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实的记载一比,就可以晓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②而茅盾对于郁达夫的评论,也颇为诊视,他说:“从《太白》发刊以后,我就打算——借郁达夫先生的一句话:‘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我打算写写通常所谓随笔,以及那时很风行的速写。”③他还进一步说:这些文章,“就好象‘日记账’,文字之不美丽,自不待言;又无非是平凡人生的速写,更说不上有什么‘炫妙’的意境。读者倘若看看现在社会的一角,或许尚能隐约窥见少许,但倘要作为‘散文’读,恐怕会失望。”④郁达夫的评论和作者的自述,比较完整地概括了茅盾散文的个性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平凡人生的速写

散文历来被骚士墨客当作描写风花雪月的消遗品,成为文人学士逃避现实的逋逃薮。而茅盾早在1922年就曾经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⑤这句话,虽含有自然主义的因素,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强调“文学是人生的反映”还是正确的。他的散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艺术结晶。

第一,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茅盾是位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外族入侵、国内政治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黑暗时代。他曾经感叹:“世界的民主潮流是这样的澎湃,然而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却那么不争气。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蝇;文化掮客,帮闲篾片,嚣嚣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声,闷在瓮底,微弱得不可得闻。在此期间,应当写的实在太多,而被准许写的又少得可怜,无可写又不得不写,待要闭目歌颂罢,良心不许,搁笔装死罢,良心又不安。”⑥茅盾的散文,就是在这种“良心不许”和“良心又不安”的心情下写作的。正因为如此,茅盾的篇篇散文都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明确的写作意图。譬如,《见闻杂记》中的许多篇什,就是写战争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茅盾是惯长于写小说的人,并不研究经济。然而,他认为写小说也无非是写饮食男女,生之大欲。因此,物价之高涨,颓废淫靡之加甚,在他看来就是旅途见闻杂记的最好材料,这是很有见地的。即使象《新疆风土杂忆》纯粹描写新疆风土人情的作品,作者的初衷也是很有针对性的,这就是要消除新疆督办兼省长的盛世才在青年中的影响。当时,一方面盛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如软禁杜重远、赵丹等);另一方面盛还戴着亲俄联共的假面具,与蒋介石还有矛盾。特别是杜重远为盛所欺,写过两本歌颂盛的小册子,造成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茅盾为了消解这些影响,于是写了这篇《新疆风土杂忆》。但遗惑的是这篇散文初次发表时,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或改或删,歪曲了原来的面目。

第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茅盾描写平凡的人生,不光是一般地表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且还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认为描写正确的时代的方法,只要一句话:“处处抓住时代精神”。⑦因而,他从散文创作一开始,便正确把握了时代的脉博,选择了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联的题材,作为他散文写作的基本内容。

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爆发的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茅盾在惨案发生不久,就接连写下了《五月卅日下午》、《暴风雨》、《街角的一幕》、《疲倦》等一系列散文,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镇压民众的反革命罪行,为“五卅”运动呐喊助威。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写下的《严霜下的梦》,和寓居日本西京写下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叩门》等一系列散文,虽然反映了作者一时间彷徨、苦闷的情绪,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是茅盾写作的重要动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敌人的过分强大;从主观上讲,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也不能排除“左”倾空谈主义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讲,“左”的错误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严霜下的梦》通过几个怪诞的梦境,不仅表现了血与火的斗争,而且对“左”倾空谈主义进行了批判。对于这篇作品,茅盾自己有个解释,他说:“散文《严霜下的梦》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⑧《虹》这篇散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当作者写到虹的出现,赞美它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时,却突然笔峰一转:“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那么,何以“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呢?于是,作者通过幻觉,恍惚看见了穿了锁子铠,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涌现在这半空的彩桥上,“他是要找他曾经发过誓矢忠不二的‘贵夫人’呢?还是要扫除人间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借虎威的‘鹰骑士’?”文章的结尾,作者点明了题旨:“象中世纪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什么怪好听的旗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这样的新式骑士,在‘新黑暗时代’的今日,大概是不会少有的罢?”这里的“鹰骑士”,暗指‘左’倾空谈主义者,那么虹也就成了“虚幻”的象征体了。过去,对这篇散文中虹的理解,往往偏重于“美丽的希望”的象征,而对作者真正的原意被忽略了。

在三十年代风雷激荡的战斗岁月里,正当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大肆泛滥时,而茅盾所写的散文,却以思想敏锐,格调高尚,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诸如:反映战斗的革命风暴、农村经济破产、大都市的畸形生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等等,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

在四十年代,诸如:描写大后方国统区黑暗的《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描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化人撤离香港的《生活之一页》、《归途杂拾》、《脱险杂记》等,无不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至于,反映延安解放区生活的《风景谈》、《白杨礼赞》等篇,更反映了时代的潮流,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茅盾的散文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历程,也是一部不可磨灭的伟大史诗。

第三,有崇高的理想情操。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光是一般地反映了生活,还要揭示出革命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去鼓舞人们建立新生活,推动历史的前进。茅盾认为:“真正的壮健美丽的文艺将是‘创造’的;从生活本身,创造了斗争的热情,丰富的内容,和活的强的形式;转而又推进着创造生活。”⑨茅盾的散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五卅”时期,茅盾写下的《疲倦》一文,用了象征的手法,针对统治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提出了“更换房子主人”的设想。意即推翻统治者,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文章为揭示革命发展方向,开了先河。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④茅盾虽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的执着追求。他“诅咒这抹杀一切的雾”,“既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希望革命风暴的再次到来。

到了三十年代,由于茅盾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时期所写的散文,诸如:《冬天》、《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迹》等,以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色彩。他憎恨、诅咒这一黑暗时代,又坚信光明即将到来。在《雷雨前》一文中,作者以“灰色的幔”象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以雷电象征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呼唤“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在《黄昏》一文中,表达了作者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思想。“夕阳”西下意味着旧的一天的结束,也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在《冬天》一文中,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冬天的寒冷越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在《沙滩上的脚迹》一文中,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作家坚持前进的战斗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行动力量的战斗者的形象,他辨认过禽兽的足印,战胜了坐待天明的念头,看清了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的伪装,拆穿了唱着迷人歌曲的妖娆人鱼的鬼把戏,摆脱了鬼怪布下的“光明之路”的迷魂阵,怀着自信,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翼翼地辩认真的人的足印,坚定的前进!这篇作品与鲁迅的散文诗《过客》有同工异曲之妙,有很大的鼓舞力量,堪称现代散文的精品。

四十年代,茅盾以饱醮着革命激情之笔,写下了《风景谈》、《白杨礼赞》、《开荒》等,闻名遐迩的优秀篇章,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创造新生活。茅盾的散文,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如同一根红线贯彻在作品的始终。

  二、社会分析的色彩

如果说,描写“人生”、反映“人生”,还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所共有的特征的话,那么,强烈的社会分析色彩,便是促成茅盾散文特殊性和深刻性的重要标志。茅盾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卖豆腐的哨子》、《红叶》、《樱花》等等,而写了几篇随笔。当时国内文坛尚无所谓‘小品年’,而‘性灵’、‘个人笔调’之说,亦未有人大声疾呼。我是向来不大懂得‘性灵’这个微妙的东西,而且素来喜欢发点议论,所以《卖豆腐的哨子》等篇虽然是偶书所见,仍旧充溢着‘俗’的议论。”“‘一•二八’以后,我常在《自由谈》上投稿。《自由谈》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谈》到底是‘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得不是又象随笔又象杂感——乃至有时简直竟象评论。”“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灵’,有了‘个人笔调’之说,我还是因为‘需要’而大胆写着随笔。其间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我的随笔写来写去总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11)这里,茅盾多次谈到他的随笔“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说明他对“议论”的特别重视。所谓不脱“俗”的议论,实际上体现着他的散文包含着强烈的社会分析的色彩。

第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作者往往从宏观着眼,站在时代的高度鸟瞰全局,然后又从微观着手,深入社会的一角,采用横切剖析的方法反映生活,以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譬如,《农村杂景》这篇散文,作者的意图是分析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的。这是一个大课题,而作者只是从作为点缀农村“风景”的三件东西谈起:“爬虫”(火车)、“铁鸟”(飞机)、“小火轮”。作者当然不是抱着自然主义的态度来观赏“风景”的,正是这三件东西,却关注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命运。作者在作品中分析说:沿着铁路来的“爬虫”怎样象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农村的货物,农民手里的钱,通过这些“爬虫”、“铁鸟”和“小火轮”,象输油管那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流向国外,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在《陌生人》一文中,讲了“洋蚕种”和“肥田粉”这两种“洋货”。当农民还不理解这些“洋货”时,小商人就采取抬高“洋蚕茧”的收购价格和压低“肥田粉”的销售价格,与“土蚕种”和“豆饼”竞争。而当农民接受了这些“洋货”,并占领了市场时,小商人又拼命压低“洋蚕茧”的收购价格和抬高“肥田粉”的销售价格。农村的金钱,又从这一个裂口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这种“大题小做”,以小见大的立论方式,避免了文章的冗长和作空乏的说教,易为群众所接受。

第二,揭破现实,对准矛头。所谓揭破现实、对准矛头就是指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武器,去观察、分析一切社会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譬如,在《农村来的好音》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新闻界散布的“农村经济复苏”的谬论。作者指出:所谓“农村经济复苏”,不单是指政府多收粮,或小商人多做了生意,而应该指农民生活究竟改善了多少。实际上,由于物价的猛涨,钱从农民们手里经过很快就没有了。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农村经济复苏”的虚假现象。同样,在《见闻杂记》中的许多篇什,描写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国统区的虚假“繁荣”。其中,在《兰州杂碎》一文中,记述了1940年兰州市场上所谓“兴旺”的景象。譬如,新开张的洋铺子纷纷出现,贷物的阵列式样宛如“上海气派”,人造丝袜一类的消费品应有尽有,真是所谓“愈‘战’愈‘兴旺’”。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一文中,也记载着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传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一切便是宝鸡“繁荣”的指标。在《“雾重庆”拾零》一文中,描述了雾重庆的“繁荣”市面。诸如,酒馆、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兴隆景象。在《贵阳巡礼》一文中,描写了市面上要什么有什么的假象。

那么,市场“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兰州杂碎》一文中,通过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作者接着指出: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由此可见,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是市场虚假“繁荣”的根本原因。

不少作品,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进行鞭挞和讽刺。譬如,在《第二天》一文中,作者真实地记录了日军进攻闸北区,飞机施放硫磺弹,焚烧北站、商务印书馆等三处大建筑的罪行。然而,国民党却借口租界的“中立性”,对日本的侵略不敢进攻,姑息养奸,以便日寇卷土重来。在《看模型》一文中,作者辛辣地讽剌了精心制作的中国形势模型,原来只是儿童玩具展览会的阵列品之一。模型中的万里长城排列着不少军队,枪口朝外,俨然是向东北进攻的样子,它只不过是用来哄孩子的。茅盾这些散文,宛如一把犀利的解剖刀,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使其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第三,突出重点,深入剖析。茅盾散文的社会分析面很广,有对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但以经济生活分析为最多。这是因为:一方面,同作家的经历有关,茅盾生长在浙江农村的一个城镇,对农村的情况向来就很熟悉,三十年代匿居上海后,对大都市的工商业情况,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些都为他的散文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尺度,抓住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现象进行解剖,也就抓往了主要矛盾。茅盾在三十年代,写下的诸如:《故乡杂记》、《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大旱》、《戽水》、《桑树》、《农村来的好音》等等,都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集中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破产的。譬如,在《故乡杂记》一文中,作者记录了一个叫“丫姑老爷”的人物(即《春蚕》中老通宝的原型)。这是一个靠有六七亩稻田和廿担“叶”过活,向来小康的自耕农。他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去。他使用的田地不让它有半个月的空闲。那“丫小姐”(他的妻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活儿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可以兴家立业了。其实不然,近来也拖了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老实的“丫姑老爷”诉说道:“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都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命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这个村坊里还算“过得去”的自耕农,尚且如此,那广大的贫苦农民更是可想而知了。作者在本文中感慨地说:“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荣不下于一个中等县城……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这些简直就是为茅盾的小说“农村三部曲”、《当铺前》等作注释的。《“现代化”的话》、《人造丝》、《大减价》、《上海的大年夜》、《交易所速写》、《“佛诞节”所见》等,则描写了上海民族工商业,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变得萧条败落,并且更加殖民地化了。譬如,作者在《上海的大年夜》一文中,说到1934年上海商店过不了年关就有五百多家。颇为繁荣的南京路据说只有两家半是赚钱的,那两家就是“三阳南贷店”、“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就是“冠生园”,可见商业之不景气。这些又简直是象为《子夜》、《林家铺子》而作的素描。至于,四十年代写的《见闻杂记》等,又莫不与经济生活有关。

  三、恰到好处的表现手法

茅盾的散文,虽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很浓的社会分析色彩,但我们阅读以后,并不感到枯燥乏味。与此相反,不少作品至情至理,饶有情趣。茅盾在谈到自己的散文写作时说:“而这‘做’字就很难。太尖锐,当然通不过,太含浑,就未免无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所以就我自己经验而论,则随笔产生的过程是第一得题难,第二做得恰好难。虽然因为被逼着也写了这么几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12)茅盾是历来反对文艺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的,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因此,用“做得恰好”来评价茅盾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适用的。

第一,借物抒情,象征手法。在茅盾的散文作品中,借物抒情,运用象征,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这是作家所处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所谓象征手法,就是指借助某一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情感的一种艺术方法。它使作品更具生动形象,蕴藉含蓄,耐人寻味,因此也更富有表现力。茅盾在散文作品中运用象征手法,前后是有所发展和变化的。丁尔纲曾经把它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十年代末期,称之为“苦闷的象征;第二个时期,是三十年代中期,称之为“时代的象征”;第三个时期,是四十年代初期,称之为“理想的象征”。(13)这种划分,从总体来看,还是可取的。二十年代末期,茅盾正处在“矛盾”的复杂思想阶段,表现在《卖豆腐的哨子》、《雾》、《虹》、《严霜下的梦》、《叩门》等作品中,通过象征的手法,常于绘景状物之中,透露出缕缕孤寂怅惘的情丝,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彷徨、苦闷的情绪。工于意境的创造,沉缅于内心积郁的抒发,是本时期象征手法的重要特色。三十年代初期,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困素,茅盾的一些散文,仍然采用借物抒情、象征的手法。但是,时代在变化,作者在前进,表现在《冬天》、《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迹》等作品中,明显地带着时代前进的印记。同样是象征手法,三十年代同二十年代比较起来,三十年代的散文显得意境开阔,格调高昂,思想明朗。作者倾注在作品中的情绪,已不再是苦闷和迷茫,而是昂奋和乐观,充满着理想的战斗情怀,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到了四十年代初期,表现在《风景谈》、《白杨礼赞》等作品中,虽仍然运用象征手法,但同二、三十年代相比较,又有着显著的区分。这就是完全扬弃了隐晦曲析的手法,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含意明确,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色彩,完成了从内向到外向型的转变。茅盾对他三、四十年代写作的这几个散文作品有个解释,他说:“我知道中学教科书中选了《白杨礼赞》和《风景谈》作为教材;我愿推荐《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脚迹》;这两篇,也是象征意义的散文,但所象征者,和《白杨礼赞》与《风景谈》之所象征,时代不同,背景也不同,方法也不同。可以说,《白杨礼赞》等两篇只是把真人真事用象征手法来描写,而《雷雨前》等两篇是用象征的手法写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14)茅盾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三、四十年代茅盾同是使用象征手法,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又有严格的区别。

第二,形式多样,富有变化。茅盾写作散文,不受既定模式所囿,形式多样,富有变化。在现代散文作家中除鲁迅而外,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散文,有的偏重于叙事(《谈迷信之类》),有的偏重于抒情(《白杨礼赞》),有的偏重于议论(《青年苦闷的分析》),有的则溶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樱花》);有的类似小说体(《不幸的人》),有的类似通讯体(《南行通讯》),有的类似独幕剧(《街角的一幕》);有的是杂记体(《故乡杂记》),有的是故事体(《马达的故事》),有的是回忆录(《回忆之一页》)等等,不一而足。

茅盾的散文,不仅种类繁多,体裁丰富,而且即使题材内容相类似、或比较接近,作者也善于从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的形式来描写,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诸如,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这些标题:“故乡杂记”、“雾中偶记”、“兰州杂碎”、“新疆风土杂忆”、“旅途杂拾”、“乡村杂景”、“海防风景”、“‘西湖书院’之风光”等等,说明作者描写事物的角度是很有差别的,给人以赏心悦目、别开生面之感觉。

第三,绘景状物,乡土气浓。茅盾认为:“人物有个性、地方也有个性,地方的个性通常称之曰‘地方色彩’”。还说:“一个作家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认明他所要写的地方色彩。”(15)茅盾的散文,就是具有很浓的乡土气息。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环境描写颇具个性。在茅盾的笔下,大都市的建筑美,江南农村的田园美,西北高原的宏伟美,都写得栩栩如生。即使同是黄土高原,西南的云南、贵州,西北的陕西、甘肃也是很有差别的。譬如,在《“天府之国”的意义》一文中,描绘的成都平原是:“如果用一个烂熟的形容词,就是‘锦绣’。这不是一片的绿色,这是一丛一丛色彩的集团,有圆形、也有椭圆,错综相联;每一集团,又是一层一层的,橙黄、翠绿、绀青、层层相间,好象是大小不等一套彩色的盘子堆叠了起来。在这之间,时时也有赭色的圆形隆起,那又似一张大花毯上撤了几堆牛粪,从‘雅’这方面看,未免煞风景。然而因此却更显得色彩的繁复。”原来,那一丛一丛色彩集团、层层而下,如抱如偎的全是梯田。橙黄的是成熟了的稻子,翠绿和绀青则是不同类型的蔬菜,而中间又有色彩较深的那是一簇树木。写得绚丽多彩,细致逼真,完全符合成都平原的地方特色。

二是风俗描绘楚楚动人。民间风俗的描绘,也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地方气息,还可以开拓眼界,增加情趣。譬如,在《香市》一文中,作者回忆孩儿时代,江浙农村“香市”的热闹场面:每年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也就是“借佛游春”罢了。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喇叭声,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可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这种热闹的场面再也没有了,从而起到了有力的对比和批判作用。

三是运用方言简明亲切。语言总是同地域、人种、风俗有关。茅盾的散文、特别是描写故乡的散文,往往运用一些江浙一带的方言土语,从而给作品以简明、亲切、真实和地方气息很浓的感觉。譬如,在《故乡杂记》一文中,作者用了“倒灶”(倒霉)、“气数”(寿命)、“落来”(以下)、“里厢”(内地)、“触霉头”(不吉利)、“答答地方”(到处)、“抵桩”(预备)、“野眼”(看野景,指思想分散)、“帮岸(指河边用石砌或打木桩的堤岸)、“定规”(一定)等等。这些方言,如果改换成别的词语,那不光变得文字冗长,还一定会索然无味,失去了原来特有的乡土气息。当然,运用方言土语也要恰当,用得太滥或太偏,也是要防止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茅盾的散文注重描写“人生”、突出理性分析和富有个性特点的表现手法三者的统一,是现代散文中最为“实用”的一种写法,这就是茅盾散文的“个人笔调”。

注释:

①茅盾:《茅盾文集》第10卷后记。

②郁达夫:《中国现代散文导论》(下)。

③茅盾:《速写与随笔》前记。

④茅盾:《印象•感想•回忆》。

⑤茅盾:《文学与人生》。

⑥茅盾:《茅盾文集》第10卷后记。

⑦茅盾:《小说研究ABC》。

⑧茅盾:《回忆录之十:创作生涯的开始》。

⑨茅盾:《我们这文坛》。

⑩鲁迅:《摩罗诗力说》。

(11)茅盾:《茅盾文集》第10卷后记。

(12)茅盾:《茅盾散文集》自序。

(13)丁尔纲:《茅盾抒情散文的艺术特色》。

(14)茅盾:《茅盾散文速写集》序。

(15)茅盾:《小说研究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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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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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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