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柱:邻接权客体判断标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18-11-18 0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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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柱  

   【摘要】 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包括“无独创性”标准、“与作品或作品相近信息相关”标准、“传播功能”标准和“非创作性投入”标准。“无独创性”标准是邻接权制度的逻辑前提,“无独创性”标准优于“独创性较低”标准。邻接权客体与作品存在物理相关性、利益相关性和逻辑相关性,邻接权客体与作品相近信息也存在相关性。“传播功能”是邻接权客体的核心功能,传播功能的彰显能够促进邻接权制度的发展。通过邻接权制度保护“非创作性投入”具有正当性,“非创作性投入”标准具有补充性和政策考量性的特点,应当以“非创作性投入”的重要性和成熟度作为新型邻接权客体判定的考量因素。

   【中文关键词】 邻接权客体;作品;独创性;传播功能;非创作性投入

  

   在作者权体系的语境下,著作权法律制度是由著作权和邻接权共同构成的,邻接权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著作权的权利设定和制度建构要优于邻接权,著作权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逻辑自洽性也优于邻接权。诚如学者所言:“目前的邻接权制度,国际立法固步自封,国内立法杂乱无章,缺乏对邻接权价值功能的认识,无法构建出一个完善的邻接权制度体系。”{1}笔者认为,探索邻接权内在规律,寻找邻接权制度的完善路径应当从邻接权的客体入手,因为客体是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利益的载体,在权利体系的建构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知识产权领域,以客体为基础设定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也是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普遍采用的方法,关于邻接权的界定也是通过列举客体形态的方式实现的。对邻接权客体的认知水平也直接决定着权利设定和制度安排的科学性。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123条通过列举权利客体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规定,即“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民法总则》在“作品”之后,并没有对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所规定的邻接权客体进行明文列举,因此,邻接权客体只能归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笔者认为,《民法总则》之所以没有直接列明邻接权的客体,一是因为至今尚没有一个与“作品”处于同一逻辑层次的、关于邻接权客体的抽象概念;二是因为具体列举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具体客体形态,不仅过于繁琐,而且还会导致民法典的稳定性受到具体权利立法变动的影响。《民法总则》的做法反映出我们对邻接权的客体还缺乏整体性、共通性和抽象性的研究,本文着眼于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这一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一、“无独创性”标准


   世界各国普遍以“独创性(Originality)”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核心构成要件,只有具备独创性的智力创作成果才能作为作品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各国都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独创性的含义,也没有对作品独创性的判定标准进行揭示,对作品独创性进行判定这一基础性工作只能由司法审判来完成。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和学理阐释,作品独创性判定的进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品是否来源于作者本人进行判定;二是对作品所具有的创造性进行判定。由于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版权体系国家和作者权体系国家关于作品独创性的判定标准存在着差异,并由此导致了两种体系对邻接权的不同态度。独创性是认识邻接权客体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探讨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邻接权理论与制度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一)作品独创性认定的差异与邻接权的立法模式

   版权体系国家对作品“独创性”中“创造性”的要求较低。在1991年Feist案之前,美国法院在进行独创性判定时采用“额头流汗(sweat of the brow)”标准,该标准认为勤劳和努力足够建立起独创性,即使这种努力缺少想象力和判断力,这种观点在涉及电话号码簿版权保护的系列案件中很常见。在这些案件中,法官从编辑、整理不具有可版权性的材料所付出的努力、时间和金钱之中去寻找独创性所必需的要素。{2}Feist案改变了“额头流汗”标准,确立了新的独创性标准:一是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二是作品应当体现最低程度的创造性。按照这个测试标准,大多数编辑或撰写的成果会通过测试,但并不是全部。仍然有少数种类的工作成果完全没有创造性的火花闪现,或者相当微弱以至于无法发觉,这样的工作成果不能够承载有效的著作权[1]。Feist案虽然为独创性判定标准增加了“创造性程度”的因素,但只要满足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即可成为作品。美国版权法上没有“邻接权”这一概念和体系化的制度安排,但美国规定了“录音作品”、“广播节目”以及对表演者的保护[2]。《英国版权法》也在“作品种类及相关规定”中规定了录音制品、广播、出版物的版式设计。{3}567-571可见,版权体系国家是将录音制品、广播、表演等作为作品进行保护的,这样的立法安排与版权体系国家忽视独创性中“创造性”这一历史传统有关,尽管“额头流汗”的标准已经不再采用,版权体系国家关于独创性的要求仍远低于作者权体系国家。无论版权体系国家的独创性中的“创造性”标准有多低,录音制品等邻接权的客体也很难体现出智力创造成果的属性,难以满足“来源于作者本人”和“具有最低程度的创造性”的判断标准,无法将其归入到作品的序列之中,勉强为之将冲击作品的独创性标准,造成权利体系的逻辑缺陷。

   作者权体系国家对作品“独创性”中“创造性”的要求高于版权体系国家,“让某种作品具有独创性不仅意味着自己创作出某种东西,而且还意味着应当创造出某种具有想象力的特别的东西”。{4}117《日本著作权法》和《韩国著作权法》甚至明确规定作品是“思想或者感情的独创性表达”。{3}361,509作者权体系国家对作品中“人的因素”的强调、对智力成果创造性的重视提高了独创性中“创造性”的门槛,导致了一些在版权体系作为作品被保护的客体,无法满足作者权体系的独创性标准。版权体系国家将录音制品等作为作品保护的做法带来了录音制品等客体的“无独创性”与“较低标准独创性”之间的逻辑矛盾。版权体系国家尚且如此,作者权体系国家的作品独创性标准就更无法接纳录音制品等客体形态,在作品之外另辟蹊径就成为必然选择。作者权体系国家普遍建立了独立的邻接权(相关权)制度,对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等《罗马公约》确定的权利类型进行了规定。此外,其他形态的邻接权(相关权)客体也得到立法的确认,例如,《德国著作权法》还规定了版本、照片、数据库等,{3}171-176《意大利著作权法》规定了舞台布景设计、作品的名称和标题等。{3}302-312作者权体系国家在区分作品与非作品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邻接权制度,这种立法模式既维护了作品独创性的制度功能,又可以发挥制度的体系化优势,为邻接权人提供充分、适当的保护。将著作权与邻接权分立“体现出作者权体系在应对技术变迁过程中对自身的理论上的创新和逻辑上的自足”。{5}我国《著作权法》吸收了作者权体系的经验,建构了独立的邻接权体系,具备了进行客体理论探索和制度完善的立法基础。笔者认为,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基于作品独创性标准的差异对邻接权采取的不同立法模式对于揭示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具有启迪意义:首先,作者权体系下作品“独创性”标准的相对“高要求”是著作权与邻接权分立的根本原因,而版权体系对“独创性”标准的相对“低要求”导致了录音制品、广播、表演等客体被吸收到作品的范畴进行保护。可见,确立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首先应当对“独创性”本身进行确定。其次,版权体系将一些作者权体系下的邻接权客体作为作品进行保护,尽管造成了独创性标准意义上的逻辑缺陷,但也暗示了邻接权客体与作品的“相关性”。最后,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都通过著作权法对录音制品、广播等客体进行保护,表明了各国的著作权立法都肯定了这些客体的内在价值,启发我们从信息传播功能、保护资金和技术投入正当性等角度去发掘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

   (二)确立邻接权客体“无独创性”标准的正当性

   著作权体系是以作品为基点建立起来的,作品若要有效担当著作权客体这一角色,其自身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客体的本质属性和能够被识别的标准。“智力创作成果”应当是作品的本质属性,而识别的标准非“独创性”莫属,尽管对“独创性”内涵的界定还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明晰程度,但这并不妨碍以“独创性”为标准对作品与非作品进行区分,著作权法保护的非作品自然应当以“无独创性”为要素。以“无独创性”标准作为邻接权客体的要素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无独创性”标准以作品为参照系,旨在划分著作权与邻接权的界限。“无独创性”是从消极的方面对邻接权客体作出的限定,是对特定客体受邻接权保护而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一种解释。尽管“无独创性”标准不能从正面列举邻接权客体应当具备的积极要素,无法直接划定邻接权的客体范围,但是,“无独创性”标准对邻接权客体的“排除性”限定是对邻接权客体进行正面界定的前提。另一方面,“无独创性”标准符合邻接权的设置无损于著作权人权利的立法意图。邻接权是在著作权这一坐标确立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邻接权和著作权相比具有“第二性”的特征,邻接权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协调其与著作权的关系。“无独创性”标准的引入,使得邻接权在逻辑上体现出补充性、辅助性的特点。《罗马公约》第1条规定:“本公约之下给予的保护不触动并无论如何不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版权的保护。因而,本公约任何条款不可以作有损于此种保护的解释。”{6}49《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未经授权复制其唱片的公约》开篇即规定:“……关切未经授权复制唱片的广泛存在和不断增加以及这给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利益带来的损害,相信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此种行为还将有益于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和作品的表演者和作者……”{6}61邻接权客体的“无独创性”标准有助于著作权和邻接权在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上形成“差序”。

   (三)“无独创性”标准相对于“独创性较低”标准的优越性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条将作品定义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采用了“具有独创性”的方式对作品进行界定,并没有对独创性进行立法解读,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在承认作品类型差异的前提下,独创性当中的“创造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国的作品独创性标准本身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这既是对作者权体系立法传统的延续,也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激励创新、鼓励创造的立法政策。我国自1990年颁布《著作权法》之日起就建立了邻接权制度,形成了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和出版者权“四权并立”的权利格局。从立法上看,我国《著作权法》所设立的邻接权应以客体的“无独创性”为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区分著作权和邻接权时,常常以“独创性的高低”代替“独创性的有无”,“独创性不够”和“无独创性”这两种表述的使用也较为随意。例如,在论证“德巴足球赛”节目构成录像制品时,法院认为,足球赛节目在独创性上尚未达到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所要求的高度,摄制者按照其意志所能作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摄制者并非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足球赛节目不足以构成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央电视台在摄制“德巴足球赛”的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独创性,电视节目“德巴足球赛”应当作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予以保护[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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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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