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重读茅盾的《子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 次 更新时间:2015-12-06 22: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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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本文所要讨论的《子夜》,是茅盾(1896—1981)于1931年至1932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 。写作期间,作者曾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交给《小说月报》、《文学月报》等杂 志发表,全书由开明书店初版刊行。1954年茅盾曾对《子夜》做过修改删削,以后通行 的多为这个修订本,但本文则主要依据开明版的初版本讨论。

   开明版初版的版权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933年4月,但作家本人曾说:“《子夜》初版印 出的时间是1933年2月初”[1]。这有很多证据。如在《鲁迅日记》1933年2月3日条下, 记载了当天收到茅盾赠送的“《子夜》一本”。而瞿秋白评论《子夜》的文章,则在19 33年3月12日就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曾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 ,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2]。此后,虽然《子夜》也曾遭到国民党书刊 审查机构的查禁,但始终畅销不衰。而在新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子夜》更是占 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视为现代小说创作的典范。历史似乎真的证明了瞿秋白的预言。直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有研究者对“子夜模式”进行反省,对茅盾创作《子夜》的方 式进行质疑。这些质疑性意见虽然招致很多批评,但随后的“讨论”太多拘泥于对《子 夜》地位的评定,严格地说并没有促进《子夜》研究的深入,甚至导致《子夜》研究的 冷落。倒是在近些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上海地域文化的研究中, 《子夜》常常被提及,但也只是作为一个参照,这是颇让人感到不能满足的。

       在现实都市与虚构的文本之间

   1933年《子夜》问世的时候,一些批评家已经指出这部小说“大规模地描写中国都市 生活”的特点(注:瞿秋白:《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年8月 13日。另可参见吴组缃《评<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1日。)。这自 然首先和作家本人的都市生活经验有关。从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任职, 到1937年底因上海沦陷而南下投身抗战文学活动,茅盾在上海几乎生活、工作了二十年 。第一个十年,他主要以理论批评和文学翻译活跃在文坛,第二个十年,则以小说、特 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为左翼文学的重镇。开始,上海还只是在茅盾的作品中偶然显 露一下(如《虹》),但到了《子夜》,这座城市则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主要叙事内容。

   《子夜》开篇描叙的“天堂般五月”里的上海黄昏风情,仿佛给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 底色,而随后登场的“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所经过的路线:沿北苏州路, 过外白渡桥,穿过南京路和河南路的交叉口,穿过西藏路,进入平坦的静安寺路……, 则都是实有的地名。如果你手里有三十年代的上海旧地图,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当然, 如果那地图附带了一些相关的说明就更好,那样,你就会清楚,吴荪甫迎接吴老太爷的 这条路线,正好在“现代上海城市的核心”租界区域之内[3],并且,又是金融和商业 机构密集的地带,映入吴老太爷眼帘的五光十色,并非幻觉,而是有现实依据的。由此 ,你也会体味到,小说写到吴荪甫们的汽车“在平坦的静安寺路开足了速率”行驶时, 提到“路旁隐在绿荫里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也并非随意拈来的 闲笔。这些洋房,就是一般所说的花园住宅。具有关资料介绍,上海的花园住宅,早期 居住者多为外国人,且多在外滩英国领事馆附近,后随着租界的扩张而向南京路、静安 寺路等地扩展,尤其是“1927年以后,由于市场一度出现对高级住宅的需求,一批数量 相当可观的花园住宅应运而生”[4](P168-169)居住其中者,富有的中国人比率大大增 多。《子夜》第一章写吴荪甫驶在静安寺路上的汽车向左转入一条“浓荫夹道的横马路 ”,然后开进了“一所大洋房”。显然,这位“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 王子’”的住宅就在这一地带。

   把现实都市里实有的地名写进小说,是《子夜》的一个特点。这当然算不上新鲜,一 些茅盾熟悉的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写伦敦,雨果、左拉等人写巴黎,都用过类似手法。 但这些地名对我们解读小说却不无意义,它们处于现实都市和虚构文本的交叉点上,是 沟通二者的纽带和桥梁。勾勒《子夜》里写到的地理形势,再参照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 空间,我们可以了解茅盾把握这座现代大都市的基本姿态和方式,以及他把现实都市转 换为语言文本时的关注重心。《子夜》共十九章,除第四章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大 都在上海展开。从黄浦外滩到南京路,从租界内的高级洋房到闸北的丝厂,《子夜》的 取景,没有局促在一街一巷,而是着眼于大规模大跨度展开的都市空间。但《子夜》绝 少细致地展开都市风景,许多街巷道路的名字只是一掠而过。茅盾似乎没有雨果那种在 小说里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鸟瞰图的兴致(注: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三卷专辟一章 ,描写俯瞰巴黎所见的景色,叙述巴黎城市建筑的变迁,被认为游离了主干情节,但以 诗请洋溢的酣畅笔墨广为称道。),也不像同时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们那样,热衷于在 大马路的街面、跑马厅的屋顶或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发掘诗情。如小说第九章情节展开的 地点在南京路,本是最集中地体现上海都市风貌的繁华商业街,游乐场、大饭店鳞次栉 比,但在《子夜》里至多只是闪现一下名字(如跑马厅和三大百货公司等),并没有得到 具体描写。

   但这恰恰可能是茅盾的自觉追求。《子夜》问世不久,茅盾曾撰《都市文学》一文, 对当时一些以“消费和享乐”为“主要色调”的“都市文学”表示不满,希望作家能够 有意识地从“生产的方面”表现都市的畸形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没落,描写“在生产关系 中”的劳动者[5]。他注重的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风俗画面,诸如资本家的客厅, 机器轰鸣的工厂,喧闹嘈杂的交易所,而非静止的街市风景。《子夜》里出现的上海地 名,多为一闪即逝的空洞符号,应该是出自于茅盾有意识的安排。而当某些地点被拿来 作为人物命运和情节转换的某种暗示的时候,也就会被赋予比较具体的描绘。如开篇那 段颇为有名的苏州河两岸的暮色风情,显然是小说主题和主人公命运的一种隐喻(注: 《子夜》的题目最初曾拟作《夕阳》。见《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6月。)。同样的场所后来在第十一章又出现过一次,不过已经不是软风拂面的五月傍晚 ,而是夏季第一场台风袭击上海之时,“外滩一带,狂风怒吼。夜来黄浦涨潮的时候, 水仗风势,竟爬上了码头。此刻虽已退了,黄浦里的浪头却还有声有势。”而这正当金 融资本家赵伯韬图谋从背后扼住吴荪甫、吴经营的丝厂里工潮一触即发的时刻,其对应 关系不言而喻。类似的环境和人物情绪、心境、命运的对应性描写,在《子夜》里很多 ,并且,对应的方式大都比较直接、明显,没有采取隐晦曲折的象征(Symbolic)方式。 在以往的《子夜》研究中,曾有不止一个学者谈到这部作品中的象征手法,但却都没有 对其象征结构、层次做细致的辨析。事实上,《子夜》的这类手法,严格说基本还处于 比喻(allegory)的层面。

   在《子夜》里,这种比喻式的表现并不限于空间景致的描写,甚至可以说是贯注全书 的一种写作原则。如第一章写吴老太爷受上海五光十色景象的刺激中风而死,就是一个 大的比喻,一则讽喻性寓言(注:关于比喻和讽喻,周振甫《文章例话》(中国青年出版 社,1983年12月)曾做过界定:“比喻本身构不成一个故事,讽喻已构成一个寓言故事 ,能起到借故事来喻意的作用”。二者有区别,但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本文在有限 定的条件下交叉使用。),小说又特意安排诗人范博文发表一通所谓封建僵尸来到现代 大都市不能不风化的议论,把寓言隐含的意义挑明,使暗喻变成了明喻。

   喻体和所指涉的内容的直接对应性,或者说明喻性的原则,导致了《子夜》在整体结 构上的求大求全。据茅盾自己说,他最初的构想,就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几个人物或几个 故事,而是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使一九三○年动荡的中国得一 全面的表现”[6]。追求宏大叙事方式,而又使用一一对应的比喻手法,自然只能写得 “大”而“全”,既要写都市,又写农村,甚至还计划写到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后因所 欲展现的社会场面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作 为左翼作家的茅盾“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才不得不一再 缩小规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把小说的主要活动场景收缩到吴荪甫的公馆,把矛 盾冲突尽量集中到吴荪甫身上,借事喻意,以小见大。但原来那种贪大的企图的痕迹都 留在了小说的文本里。如第四章写的双桥镇暴动,再如关于裕华丝厂工人罢工运动的描 写(第十三、十四、十五章),几乎都是有头无尾。瞿秋白在《读<子夜>》中说:“《子 夜》的收笔,我老是觉得太突然,”认为应该“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注:参 见瞿秋白《读<子夜>》。)。由此可见,以明喻的方式,表现宏大的叙事,并不只是茅 盾个人的追求,而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普遍要求。

       “新形式”的历史小说

   简要概括地说,《子夜》正面展开的是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奋斗、发达、失败的悲剧。 这位曾经游历欧美、精明强干并具有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工业巨子,有一个发展 实业、建立强大工业王国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雄心勃勃的拼搏,也获得了相当 的成功,甚至一气兼并了八个工厂,成为同业的领袖。但是,在公债交易市场上,他受 到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 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 上的“湿布衫”。三条战线,条条不顺利,“到处全是地雷”。最后终因在公债市场和 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

   吴荪甫的悲剧,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却被镶嵌在1930年的5月至7月这段 真实的时间里。并且,这两个月内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国民党内反蒋介石势 力筹划的“北方扩大会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湘赣的军事行动等,也都被写进了作 品。特别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几乎贯穿了《子夜》始终。

   《子夜》写作之前,茅盾曾系统研究过西方近代小说的历史和写作技术,其中讨论到 小说的故事时间。相对于那种隐没故事时间的作品,他特别指出,“至于标明发生在何 年何代的历史小说,那就有了确定的范围,丝毫不能移动了。在这里,作者应该实践他 的宣言,把正确的时代情形写出来”[7]。这虽然说的是历史小说,但应该也适用于《 子夜》。按照茅盾的看法,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把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次要 角色侧面描写,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角色重笔刻画,应该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历史 小说”,并且,这种历史小说,在表现时代内涵上远比那些演义历史的作品深刻[8]。 《子夜》虽然没有把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刻画,但一九三○年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 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欠缺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新形式’的 历史小说”。只不过因为是当代刚刚发生的事件,而《子夜》又以现在进行时态叙述, 所以不易让人产生距离感。

《子夜》文本里的故事时间是1930年5月—7月,而茅盾最初动笔写作大概在1931年初 ,相隔不到半年,茅盾真的如捷克学者普实克所说,在“现实成为历史之前”就敏捷地 把握住了它。但写作时辍时续,到1932年12月完稿,距小说的故事时间就有两年多了。 注意到这个时间距离很必要,因为这两年多来,中国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 二八”战争等大事件,当然都引起茅盾的关注,但都未能让他产生改变《子夜》故事时 间的念头。普实克曾说:茅盾即使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吸引他的也不是过去的历史, “而是那些历史事件所具有的能够说明当代某些倾向的价值”[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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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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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海口)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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