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函 爱华:近年来国外对茅盾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5-11-25 23:33:58

进入专题: 茅盾   研究综述  

木函   爱华  

     茅盾逝世与日本新闻传媒

   日本的信息传递是很快的,而且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十分关注。因此以日本传媒作为茅盾在世界影响的一个窗口,我以为是很合适的。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到4月13日,即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刚刚过后,计18天的时日,日本新闻媒体共计刊发的消息和文章是17篇的样子。就其要者例举计有:

   现代中国代表作家茅盾先生逝世(3月28日《读卖新闻》)/中国的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逝世(3月28日《朝日新闻》)/中国文艺界的元老(3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文艺界的元老(3月28日《每日新闻》)/松井博光:《不亚于鲁迅的存在》(3月31日《信侬每日新闻》等报刊)/茅盾先生追悼会的序列(《读卖新闻》)/茅盾先生追悼会的序列(4月12日《读卖新闻》)/胡耀邦主席印象作家茅盾先生追悼会上党代表致悼词(4月12日《东京新闻》)/陈舜臣:《茅盾先生的事》(4月13日《朝日新闻晚报》)等等。

   这些媒体的视点自然不会相同,特别是对社会和政治过分敏感的日本传媒,借茅盾逝世之机,多生异想,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审视,却充分地显示出日本公众眼中茅盾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历史位置。日本的公众认为,茅盾是与老舍、巴金等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要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可忽视茅盾先生大量介绍外国文学新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在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中的历史功绩。”在众多的文章中,松井博光的《不亚于鲁迅的存在》是颇值得重视的。这篇文章写于3月27日的北京,是作者受日本《共同通讯社》的委托写下的电文。因此在《信侬每日新闻》、《山阴新闻》(冈山)、《中国新闻》(广岛)、《山阴中国新闻》(松江)、《北海道新闻》(札幌)以及冲绳的报纸上同时刊发出来。文章告诉我们这是松井先生在医院探访茅盾后,怀着深切的情思写出来的。他以历史品评的目光指出:“在日本,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一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往往以鲁迅为中心来思考,而其它气势宏大的作家的身影却被淡化了。确实,鲁迅既是中国人的心灵的代言人这样一个象征的存在,同时也是高耸于世界的存在。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以鲁迅一个人便能涵盖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作家茅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不亚于鲁迅的巨大存在。”东京大学汉学家丸山升教授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观点。茅盾逝世后,他在3月27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毋庸置疑,茅盾是鲁迅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最高指导者,是文学泰斗中的泰斗。”竹内实先生列举茅盾一系列作品后指出:“只要把茅盾的作品收集起来排列好,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史。”

   回忆和纪念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对茅盾作品的品评始终是注意的中心。茅盾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巨匠,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能手。他的长篇《子夜》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声誉。在忆念这位伟大作家的时候,自然离不开这样的话题。对此,陈舜臣在《茅盾先生的事情》一文中说:“历史学家剪伯赞生前来日本讲演时曾说过,要想了解18世纪的中国,最好读《红楼梦》,它比任何文献都更有价值。而我想说,想要了解30年代中国,最好读茅盾的《子夜》。这部小说有许多人物登场,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象‘曼陀罗’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多彩的图画。”竹内好在论述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时说:“我想,中国文学可以为1932年诞生了这部作品而夸耀的。”关于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竹内实教授的话谈得更有意味。他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也以精湛细致的文体、笔触逼真地塑造了超时代与特定意识形态的人的本体。特别是对女性形象的栩栩如生的描绘,能与劳伦斯和谷崎润一郎式的细腻笔调相媲美。这一点与在思想上突出的鲁迅不同。我特别喜欢那部刻划一个照料性无能丈夫的妻子的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1960年访华归国时,我曾问过来北京机场为我送行的茅盾先生,是不是对女性形象有特别的好感。他当时给我的会心的笑容,实在令我难以忘怀。”对于茅盾晚年回忆录的写作,同样给以充分的肯定。松井博光认为文化大革命后,在杂志上连载的《回忆录》,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和有气魄的笔力,向国内外显示了他健在时的英姿。”

     比较分析: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

   茅盾及其小说不仅在毗邻的日本有一批为数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在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呈上升的势态。如斯洛伐克的马立安•高利克(Marlan Galik)、美国的陈苏珊(Susan•w•Chen)、前苏联的F•索罗金(前苏联科学院语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茅盾研究专家)、F•格鲁纳、美国的华人学者吴德安,韩国汉城大学博士朴云锡(著有博士论文《茅盾文学思想研究》、《茅盾研究:以长篇小说〈子夜〉为中心》等),高丽大学的金荣哲(有博士论文《茅盾初期小说研究》、《茅盾长篇小说的“时代意识”研究》等),白永吉(有硕士论文《茅盾初期文学研究:作家意识在小说中的展开过程》),淑明女子大学高玉均(有硕士论文《茅盾的〈子夜〉研究》)等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或比较,或分析,或考证,对茅盾的生活、创作道路及作品和文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茅盾研究的一些空白,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使对茅盾作品的评析更趋丰富扩大,从而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比较活跃而且著述颇丰的当推斯洛伐克的马立安•高利克教授。这位五十年代末曾留学中国北京大学的茅盾专家的一些论著,显示出欧洲学者对现代中国与欧洲文学的跟踪研究和深刻思考。无庸置疑,高利克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是十分用力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他的《茅盾小说〈子夜〉中的比较成分》,通过对茅盾文学思想和批评著作尤其关于欧洲文学史的神话的批评著作的探讨,在小说话语的比较分析中,论证了左拉、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他认为茅盾在股票市场的场景描写方面,在文学人物的刻画上(如刘玉英与桑多尔男爵夫人,李玉亭和齐格蒙德•巴式,都存在大量文字上的联系)以及在某些情节结构原则上几乎都在模仿左拉(如“最后决战”一段)。而“对《子夜》最有影响、而且题材最接近他的是左拉的《金钱》”。“如果没有左拉的《金钱》,《子夜》是不会写得出来的。”不过,茅盾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接近左拉之后,他又能抛开左拉,走他自己的路,这条路适合他自己的艺术气质和中国民族文学的需要。如茅盾和左拉都相信社会—经济的力量,但在茅盾的作品中,社会—经济的力量与以神话方式解释的自然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共同决定着不同人物的命运,例如吴老太爷和吴荪甫的命运。既而高利克又论证了北欧神话对《子夜》及其他作品的吸收—创造过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如《子夜》名字的选择(高利克在他另一篇论文《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中曾有进一步的论述)。茅盾在《子夜》中对某些场面的描写也可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到它的原型,但“茅盾的描写比托尔斯泰更少保守,更有生气,更少暗示启发,并更有象征性的作用。”如对年轻女性的描写。文章结尾高利克给予了茅盾《子夜》以非常高的评价:“茅盾的《子夜》作为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仍是无法超越的”。

   资料的考实,观念的创新,使高利克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而成为欧洲有影响的学者。从《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以及近期的论文中,他更是不断地吸取许多学派的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如《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茅盾的〈子夜〉:与左拉、托尔斯泰、维特主义和北欧神话的创造性对抗》都是高利克近期的论著。这里,比较文学的研究仍是他所专注的方法之一,但与此同时,也容纳着神话——原型等研究方法的因素。

   高利克认为,茅盾在《子夜》的构思和创作中时,也正是他在撰写《北欧神话ABC》的时节。在《北欧神话》与《子夜》之间,会引起研究者一种联想:这便是悲剧与悲剧形态的置换变形。如果说,北欧神话中呈现的是众神与恶势力争斗的悲剧,那么《子夜》则赋予它以现实的特征。但是,“神的曙光”这一主题笼罩着或者影响着差不多整个情节。在这部小说中,开头便将诸神的统治和1930年的上海联结在一起。这使得悲剧的主人公已从众神的悲剧衍化为人,为英雄的悲剧,从神话的境域转为世俗人间化了。高利克写到:在《子夜》创作中,“从《北欧神话》中借用来的悲剧和庄严的要素贯穿了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只是在最后时刻,‘夜、黎明和白昼’的母题参加进来,占据了主要地位,以缓和夕阳的沉重和朦胧”。这是茅盾的理性精神,以及文化与历史的时差,给予不同作品以不同的特色。高利克认为,茅盾最后将小说命名为《子夜》与最初的命名《夕阳》之间,除社会、时代和作家信念等基因外,也许与北欧神话中的“夜之子”的典故不无关系。“在北欧神话中,夜之女诺特,和她第三个丈夫‘黎明’,生了一个儿子‘白昼’,大概在选择‘子夜’作小说名称时,茅盾想起了这个典故——夜之子。”如果就文学与社会的趋实研究着眼,也许高利克的观点,有些玄远而难于被我们所接受,或者感受到了许多猜想的成分。但是,如果放在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在北欧神话与现实之间,观察悲剧形态以及神与人的衍化,却不无一定的意义。就此来说,高利克有他自己的批评视野,并且是开阔的,富于探索性。

     英语世界的茅盾和《子夜》

   长期以来,《子夜》一直被视为一本政治性小说。现代西方茅盾的研究者们的看法便大致如此。如夏志清曾说:“他(茅看)在本书的表现,仅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给上海画张百丑图而已。”普实克(Prusek)也说:“他在艺术上的成熟与其政治观及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葛浩文认为:“《子夜》在中国现代政治小说中之重要地位是无可忽视的。”甚至有的文章题目就是:《〈子夜〉,茅盾的政治小说》。

   将《子夜》视为政治小说或许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救亡与富国的双重主题的变奏下,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焦点核心。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又是唯一一部正面描写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复杂局势的小说。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阶段观念的日益强化,将《子夜》视为政治概念图解的倾向越来越强,越来越左。再加上茅盾当年写《子夜》时的那场大论战的戏剧式背景,使得《子夜》成为一部政治小说在所难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尽管陆续有了几篇为《子夜》主角吴荪甫翻案的文章,然而其中争论焦点仍然笼罩在政治性问题上。在这种背景下,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的吴德安博士撰文《茅盾的历史意识和〈子夜〉结构的关系》,从茅盾同时代的读者的反响和当时大多数评论文字以及《子夜》最初的大纲加以考察,认为“茅盾在写《子夜》时的历史意识更强于政治意识。”茅盾从研究经济入手,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前途作了历史的研究和剖析,显示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及发展前途的强烈的历史兴趣及要表达出来的欲望。因此吴德安认为“茅盾当时要写的就是一本历史小说,而非政治小说。”

吴德安概括茅盾的基本历史意识为,“当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秩序,中国社会开始处于动摇中,最能表现这样动摇的便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在努力为自己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而奋斗,他面对着两个传统社会转化来的力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集团主义,他们也同样在为自身存在而博斗。”在“恶循环”的历史意识的影响下,《子夜》在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的安排上也使用了“互为因果”关系的循环结构。《子夜》的中心人物是吴荪甫,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便是围绕着吴的事业和家庭两个圈子展开的。这两个圈子的人物和事件交错出现,并交替发展下去,在茅盾历史的潜意识作用下,这两个圈子的人物和事件也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恶循环状态,由此构成交错、连接而又多层次的两个环型结构。《子夜》的故事一开始吴荪甫到码头去接从家乡来的父亲吴老太爷到“玉女”四小姐的出走,这整个过程是互为因果的循环:吴维持一个传统大家庭——大家庭使各种思想的青年聚在一起——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传统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茅盾   研究综述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296.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