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琪:信仰与逻各斯的臆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8 17: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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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琪  

  

   人在历史中的处境,往往伴随着认知结构的不断摸索。当一个人的认知攀升至某一高度的时候,就会触及到逻辑的天花板,理性的逻各斯所能服务的是天花板以下的演绎过程,而越过了那一界限,终极因的不可理性化或理性不及(non-rational)就开始挑战人的极限。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圣言(the word)、道(logos)是上帝无私的爱与恩赐的原因,作为人的个体负责领受而非认知,从来没有人能够通过自我的努力而将自己拖出终极的泥沼。当生存的内部威胁大大超过外部威胁之时,面对那种“不能继续生活下去”的绝望处境,领受先于“制造”(the receiving precedes the making),只有领受了上帝恩赐的意义发生器,人才可以制造和赋予计划与行动以意义,在各种具体处境中支付意义的账单。马克斯·韦伯叮嘱立场灌输之不可行,他深刻意识到,只要问题涉及到真正的终极问题,我们就得卷入神魔之战在人的内心之中的战场,时代已经袪魅,而如若一个人的宗教感足够忠实的话,“返魅”的道路会自动扫清假先知和假救世主的蛊惑。

   而重要的是——疑惑是属于全人类的,而非仅属于以色列或基督徒。不管无神论者多么坚决地宣称自己灵魂的纯粹无神性,或者多么坚定地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他仍然未能回答那个最终的问题——是否“物质”(或者别的笃信之物)就是终极真理?在内心的终极撕裂之战中,人能够抱着这根终极的物质木棍幸免于难吗?彻底而正确的理论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自由的地方。而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不管是一神论者、多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他都对疑惑不具有十足的免疫能力,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存张力有可能会将自身拖入虚无的深渊,从而面临一种终极的崩溃。当支撑自己活着的那个“意义”不存在了,生和死的异质属性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讯,同时自己也陷入了癫狂,时代的虚无感将其席卷入生命的荒漠。力图用自我永恒的意志代替基督教的永恒不朽,并不能应对时代虚无的洪荒。但更重要的疑惑在于,无信仰者还会对信仰“可能”、“万一”是真的犹豫不决,不信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无信仰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也不能使人忘记“那也许是真的”所产生的可怖感受。在信仰者那里,信仰是作为疑惑的反对者出现的;在不信者那里,信仰则是以疑惑的形式时常呈现于内心。而这恰恰成了双方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在疑惑与信仰之间的不断竞争之中寻获人生的目的,是人之命运归宿的基本模式。这也敞开了不信者通往信仰之路的大门,同时也命定了这其中的艰难困苦。困苦本身有了意义,为了要寻求永恒的救赎,自己就必须独行其道,在那个把自己“交出去”的阶段,没人能帮助自己。

   信仰,始终是以启示的模式闻达于人。Logos本来是希腊语中的词汇,是指在宇宙万物背后的强大组织力量,是肉眼不可见之物,它无所不在,却也是永恒的。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词汇,随着历史的演进分殊出了三种不同的版本。

   希腊人是节制的人种,他们从不会无节制地担忧终极意义。在希腊人那里,Logos是宇宙秩序中的逻各斯,是生生灭灭、周而复始的宇宙规律的解释典范。天体的有序运动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万物被描述成一个循环的过程,甚至现代词典中意味着激进的所谓“革命”(revolution)最初也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的循环过程,是一种不断复归的运动,未来从来不能带来全新的东西。万事万物处于宇宙逻各斯的掌控之中,即使人最终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但只要与宇宙逻各斯保持亲密的联系,人就能过上有秩序的生活。他们执着地相信通过神谕与占卜的活动可以触摸到未来的棱角,因为未来始终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

   基督教借鉴了希腊的Logos,并赋予的全新的意义。“太初有道”的“道”(the word)就是Logos的基督教版本。而这是一种信仰的逻各斯、启示的逻各斯。Logos首先意味着它是一种“不可见之物”,而可见与不可见事物之间的鸿沟,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首要障碍。这意味着人不能将看、听、摸等作为其生命的全部,事物也不能由其所看、所听、所摸等来决定,在这些感官造物背后,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那里存在着“逻各斯”,而与之接近的途径是“信仰”。“那些不可见实在倒代表真正的现实,这种现实能支持所有现实并使其成为可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可见之物是存在之根基所在,它滋养着人的生存状况,“信仰代表着这样一种决定:在人的存在的核心深处有一点,这个点是不能为可见和可触摸的事物所滋养和维持的;这个点会与那不可见的事物相遇,并且会感受到,那不可见的事物为这个点自身的存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沃格林认为活在“神佑之下的当下”(in the present under God),信仰从来都意味着一种 “存在之飞跃”(leap of being),那种横跨无限横沟的飞跃,是来自不可见世界对可见世界的昭示,这等昭示乃上帝救恩计划的一部分,诚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 of Alexandria)说过:“上帝给野蛮人送去律法和先知,给希腊人送去哲学;以便他们能洗耳恭听福音。”信仰或启示的逻各斯是上帝的恩赐,而人作为投身不可见之物之中的人,信仰是一种回应,信仰的行为就是与逻各斯相联系的确证。

   逻各斯的现代版本必须从黑格尔说起。沃格林深刻地洞见到,黑格尔的灵知与印度的《奥义书》乃一丘之貉,晚期《奥义书》走向佛教的无神论救赎,黑格尔的灵知则走向马克思的无神论救赎。“黑格尔企图将启示的逻各斯化约为哲学的逻各斯,进而将哲学的逻各斯化约为意识的辩证法。哲学据说要走向灵知——只有令哲学家对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麻木不仁、对可知的秩序真理在何处扎根于超验的智慧(Sophon)的厄洛斯(Eros)麻木不仁,方可做到这一点”(出自《城邦的世界》导论)。逻各斯本来为历史中秩序的权威结构提供了检验和划分等级的标准,而当黑格尔看到神学不能在历史的具体细节中证明天意的存在、企图用“理性统治世界”的话语来接过基督宗教的任务之时,思辨就取代了信仰,天意就成了“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历史终结的大门徐徐敞开,历史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绝对精神”规律性,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幼年,希腊与罗马是历史的青年和中年,而基督教——日耳曼各民族则达致了历史的老年,欧洲是“历史的终结点”,因为精神已达到现实,自由王国已经在尘世展现出了上帝之国的样貌。

   黑格尔用世俗的形象阐释了神意,而这之后发生了他自己可能也无法预计的后果。从17世纪开始,当有限的思辨获得了无限的意义,对上帝的信仰一步步被一种对此岸的无可置疑的信仰所取代。这种绝对进步的观念从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缘起,经由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逐步达致了现代的各种“政治弥撒亚主义”。说其是缘起于基督教,是因为它同基督教一样相信救赎和未来的可期待性,只不过——那个救赎的主体已由上帝撤换成了现代版本的各种先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进步宗教,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的本质是敌基督的,因为它要驱逐上帝,才能使得其进步宗教的救世主上位。那种基督教启示的逻各斯被转化成了现世中某种“不可见”的进步规律,人对进步规律的信仰将载着人类乘坐的这艘大船驶向未来美满的世界。从蒲如东、孔德到近当代的各种版本的实证主义,都越来越笃定人对可改造的现实的投入,那“可实现的”和“可完成的”事物则将人的注意力引到了他能创造的“将来”那里。人们过分地诉诸“技术”(techne),以 “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这样一种改变世界的手段来诠释信仰,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霍布斯和施米特那里,上帝都可以成为一个可讨论的对象。然而如此一来,人能认识世界的程度就只依赖于制造世界的程度,这就意味着人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不过是漫长历史当中的“偶然产物”,当极端的人为中心说成为主导、而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作为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偶在而非永恒。

   沃格林坦言,“秩序的戏剧一直在上演,但不是当着未来的面,而是当着神的面”,进步的未来,终究只是神佑之下的一份恩赐,而绝不是可信仰对象本身,信仰的扭曲与逻各斯的臆变是社会失序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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