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由移民引发的文化扩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8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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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  

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国家,移民对于中国历史来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学者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专家所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移民史。然而在这样一个历经漫长岁月且有多次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国家,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如果按照中国历史上移民的方向和决定因素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趋势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分别为先秦(公元前220年前)、秦朝至元末(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368年)、明初至太平天国革命(1368至1850年)和太平天国革命至20世纪上半叶(1851至1950年)这四个阶段。

在先秦时期,人口总量还比较少,最多不超过3000万,而且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人口密度较低,此时基于人口压力而进行人口迁移还基本不存在。而不多的迁移活动多数是政治因素的移民,如殷商时期一系列的迁都活动、西周迁徙商的遗民活动、分封诸侯国时造成的移民等。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条件较低,特别是农业生产落后和粮食储备条件较差,移民规模和迁徙的空间距离受到较多限制。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个世纪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移民大事件都发生在最后三个历史阶段中。

继先秦以后,在从秦朝至元末这150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人口压力与持续不断的统一分裂战争以及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冲突成为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首先,随着秦汉时期北方农业经济与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北方人口得到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的人口中心。根据《汉书.地理志》中的汉代人口记录估算,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其余的五分之一人口则分布在广袤的南方地区。而在隋朝,北方人口的优势依然十分突出,北方地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5%左右。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数量的相对稳定,必然导致北方人口密度增加,人口压力较大。

例如,在宋代,北方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9人,比汉代每平方公里46人增加了50%。这一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迫使部分北方农民开始向南方迁移。其次,从秦代以后,统一与分裂的政权斗争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旋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铁律与因天气冲击而导致的民族冲突社会动荡使北方人口生存受到较大威胁,大规模人口开始向南方迁移。这里较为有影响的人口流动如晋代“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宋代“靖康之难”后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作为此时期大规模移民的结果,人口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到14世纪时,仅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其余80%人口生活在南方,这与秦汉乃至隋唐时期的人口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接下来明代之后的两个阶段,人口流动又呈现出了新的变化。此时,南方人口变得稠密,原来由北向南的移民过程不复存在。而且即使面对太平天国战争这样造成至少7000万以上人口损失的历史冲击发生,以往由北向南的大规模移民也未发生。此刻,由统治者主导的边疆移民成为大规模移民活动的主要内容,如明代边疆地区屯田活动以及近代东北移民“闯关东”等。此外,晚清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城市移民不断涌现,这也成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重要特征。

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结果是“文化扩散”的产生,即文化伴随着人口的迁移在不同地区或人群之间相互传播,比如宗教、技术、语言的扩散等。就中国历史而言,例如作为中国文化最典型代表的儒教,虽然在春秋时期源于山东、河南地区并且在秦汉以后进一步在北方地区发展,但是到了宋代“靖康之难”之后,随着北方移民(特别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断涌入南方,儒家的中心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并形成了新儒学。据统计在明代超过76%的新儒家思想家都是来自东南四省份(包括福建、江西、江苏和浙江),仅仅16%的新儒家从北方四省(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产生。这与早先孔子弟子 95%均来自北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战争和社会动荡引起了文化的流动,从而改变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地理上的分布,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被改变。此外,从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距离变化来看,在晋代以前,中国汉语言的边界以秦岭、淮河为主要分界线,但是在晋代以后的三次大规模移民后,这一边界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反映出地区间文化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演变。

那么在大规模移民基础下形成的地区之间文化差异的改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呢?首先,大规模移民引起的文化扩散(特别是技术的扩散)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农业耕作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农业生产力获得显著提高。如东汉以后北方农民南迁改变了南方水稻粗放经营的局面,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而且促进了北方作物特别是小麦在南方的种植。

又如明代从美洲引进的美洲作物,特别是玉米,在中国内陆的传播过程,也是移民所引起技术扩散的重要结果。其次,大规模人口移民引起的文化扩散对地区之间学术传统与教育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又为后来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如永嘉之乱以后,大量文人迁移到了南方,从而使东南地区学术文化鹊起。特别是随着新儒学在南方的发展,文人数量不断增加,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书院在南方地区也广泛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特别是隋唐以后,科举考试得以确立后,从北方移民到南方的大宗族,定居之后马上兴建私塾,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在地区之间的传播。而且近期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自宋代到明代之际,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变化对地区之间的科举人才差异有较强正向相关关系。如果两地之间文化差异增加一个单位,宋明时期两地之间进士数量相差2.8%左右。再次,大规模的边疆移民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地区稳定,而且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地区制度建设,进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如清代雍正皇帝对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将原来的土司制度转变为流官体制。随后大规模的内陆人口迁移,特别是汉族的迁移对西南地区的商业制度的建设贡献良多,大量会馆的建立不仅方便汉族商人在西南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也为当地后续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移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移民活动不仅使迁移者通过流动获得了新的发展生存机会,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流动促进了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扩散与传播,而这种扩散与传播不仅为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大的统一的国家提供了条件,而且与此同时,也为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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