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21世纪中国对海权问题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13-10-15 1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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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  

  

   近年来中国所属海域接连遭到周边国家的蚕食,其根源正在于海权意识的淡薄。如今海洋意识的不强烈及对海洋权益的不重视和维护不足,正成为中国复兴道路上的“软肋”。随着中国日益快速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也在由传统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海洋国家,海权意识的觉醒已是刻不容缓。而海权战略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国防选择,亦是一种未来文明形态和国家前途的选择。

   华夏儿女以龙的传人自称,龙本应属于海洋,却搁浅于黄土高坡。中国人曾经长时间缺乏海洋意识,被告知自己的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鲜有人知还有38万平方公里的蔚蓝色国土,以及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水域。而近代中国屈辱史,很大程度上来自海洋,直到现在,我们的安全威胁同样来自海上。近年来,中国所属海域连续遭到周边国家的蚕食,究其原因实乃是海权意识的淡薄。

    

   搁浅的巨龙

   用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马汉的话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海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启了地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而无法抗拒的历程。五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盛衰沉浮,无不取决于是抗拒还是适应这个过程,大国盛衰的剧目一次又一次上演。这是伴随血与火的惨烈历史,更是人类由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基石是各国海洋实力的消长,核心则是人类海洋意识的不断成长。

   纵观中国历史的全局,中国也曾经一度是航海大国。秦汉时代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唐、宋两朝的海运更是繁荣一时,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世界领先。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沟通两大洋,抵达非洲东海岸,成为世界航海历史上的壮举,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此前未曾有过,比西方国家的远洋航行早了近百年。然而,郑和七下西洋不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更没有侵略目的,不惜耗费财力只是为了施展“天国的恩惠”。自明以后,中国的几百年中闭关、禁海,坚持的是一个向内的发展政策。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但这些话并没有让中国人及时清醒,随后的中国有海无防,海洋力量和海洋意识依旧微弱,无视世界经由海洋的贸易日益发达,直到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声惊醒。1840年,中国被“日不落帝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虎门销烟和洋务运动无法挽回颓势,北洋舰队在威海卫陷落沉没,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和平静已久的海面,定下了悲情的调子。

   面对西方列强的觊觎,一个闭关锁国、排斥通贸、忽视海权、积弱的中国以各种方式受到宰割,在19世纪的国际权力变迁中落荒而败。在进入共和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由于长期内争而无暇外顾,被迫采取本土防御或者近岸、近海防御的消极政策,并把自己体制和平性地诠释为“既无侵略意图亦无侵略能力”。

   近六百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会把后背对着海洋吗?今天,海洋意识的不强烈及对海洋权益的不重视和维护相对不足,又成为中国复兴道路上的“软肋”。一名福建网友结合近代中国遭遇的海上侵略评论称,“一个开放性的海权观,要比十支航母编队更有价值。中国海权最大的威胁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海权意识的淡薄”。他在发言中还表示,“海洋不但有丰富的资源,更系有国家的安全。所以,要有强硬的态度来维系海权,绝不妥协。中国不称霸,但更不能允许他国在我国土称王称霸”。

    

   沉睡的意识

   “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传承的是5000年的农耕文化,这是我国全民海洋意识薄弱的重要历史原因。这种长期重陆轻海的意识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海洋意识是任何一个民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的精神和思想基础。所以,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是海洋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高之国指出。

   古代的中国是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过分商业化会破坏人和土地的紧密关系,所以商业经济永远被农业经济附庸,被严格地限制,小农经济社会形成了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观。而与此相对应,学者们认为,海洋文明是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因为海外贸易与强大海权支撑的基本社会机构,保证着这种开放性社会与外部异质文明世界的接触。

   然而,这种海洋文明似乎是与中国儒家文化天然对立。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渥太华中国事务研究院院长倪乐雄认为,这两种文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道德规范到行为准则都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是一种伦理主义文明,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古希腊社会则是崇尚海上抢劫的海盗,见面的招呼语便是“最近做海盗吗?”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军事复合体”,从中世纪的胚胎一直发育壮大到今天,但中国古代社会把商业和军事的结合看成是小农经济社会的洪水猛兽。就像古代中原农耕区域不太可能维持战略性质的骑兵兵种一样,农耕同样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海军,农耕文明下陆军强大国家就强大,但海军是农耕经济社会的额外负担,很容易把国家搞垮,郑和强大的舰队之所以昙花一现,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古代中国足有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也没有促使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出现。

   此外,海上贸易线是海洋型国家的生命线,需要海军来保护,贸易攒来的钱反哺海军建设,海军又是对外贸易必须的先期投资。马汉的“海权论”告诉人们,强大的海军是建立在实实在在自由主义原则的海上贸易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苏联强大海军的短暂维持正是很好的反例。

   苏联海军在冷战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顶峰,但因为华约集团的社会经济不是建立在海洋贸易基础上,而是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因此不能长久地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苏联解体后,显赫一时的苏联海军一落千丈,作为海军主力作战兵器的航空母舰竟被当作废铁卖出,可见,古今内陆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制度不足以长期支撑强大的海权,只有农耕社会向海洋贸易转型时,才会获得发展强大海军最原始、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

    

   国人的后知后觉

   中国正式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归功于一种古老的行当-海盗。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的远洋编队在海南亚龙湾解缆启航,驶向西非海岸,去担负起为中国船舶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职责。这次远征东非海域,虽然只是一次临时性的护航,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海权格局变化,却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海上力量第一次在领海以外维护自己国民的权益。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生活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社会各界对建立强大海洋实力的呼声愈发高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呈现加速趋势,对国际能源的资源型商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随着中国日益快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地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中国正由传统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这是个不容置疑的历史趋势。

   倪乐雄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情形与17世纪英国走向商业贸易之路后,社会舆论呼唤强大海权的现象非常的相似,可谓如出一辙。历史的表像可以千变万化,但历史的原则不会轻易改变,海权的重要历史原则之一就是: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一旦生成,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

   正如美国人的逻辑-我们需要全球军事存在,因为我们的商业利益遍及全球。倪教授在研究了柯林斯、雅典、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美国等这些历史上的海权国家的兴衰基础上,得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甚至我们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真正的‘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次海权意识的觉醒,与晚期“洋务运动”时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海权意识在思想上停留在器物层面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济形态上同近代海军不兼容的、极其脆弱的“内向型农耕经济”为基础,军事态势上仅仅为了防御来自海上的入侵。而这次的觉醒是建立在对西方海权历史内在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国家海上生命线凸显、国家安全越出主权范围以及社会全面转型的自觉认知基础上。

   在国防意识中,海权由陆权之盾变为陆权之矛。对此,海军专家、徐锡康教授指出:我国由于长期受“重陆轻海”、“陆权”思想的束缚,在广大领域确立和认可符合新世纪时代要求的“海权观”需要一个过程,当务之急是让全民族认识到刻不容缓增强海上力量对国家利益的重大意义。

   我们现在海权战略的选择不仅仅是国防选择,而且是一种未来文明形态和国家前途的选择。这一选择最大的困惑是,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现在的世界大国,一方面为了永久的和平大家互相协作;另一方面,大家又磨刀霍霍,以反恐等名义大搞军事演习。从根本上讲,是康德“永久和平”因素和霍布斯“丛林原则”并存于世的反映,是各国对世界前景不确定的反映。

   “中国的海权一定要建立在全球现实的不确定上,而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基础上,在我们无法证明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永久和平迈进之前,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倪乐雄认为,切实可行的战略可以考虑核威慑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做法,即与潜在对手抗衡时,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能够做到“海上生命线相互确保切断”。这种战略选择对世界和平不存在威胁,在自身不追求海上霸权的同时,也不憋屈于他人的海上霸权,在约束他人侵犯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约束。

    

   附:中国海权战略与国家权益

   本刊记者 李楠

   21世纪是海洋大开发时代,也是“蓝色圈地”运动蜂拥而起的时代。中国要改变过去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的做法,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实现周边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要振兴中国,首先就要振兴海洋,建设海洋强国。

   如果说,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进而推之,正是因为向世界开放,拥抱无边无际的海洋,和世界各国开展贸易,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走向海洋方能拥抱世界。

   近两年,国家开始逐渐重视对海洋权益的保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中国一向强调中国特色和理论创新,新的海洋崛起之路如何走?应该设置一个怎样的海洋强国目标?从国内外形势分析,中国实施海权战略有何重要意义,国家安全与海权战略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土资源部原海洋办副主任、教授级高工,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名誉副理事长肖汉强。

   《经济导报》:在您看来,中国应该设置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强国目标?

肖汉强 :海洋强国的目标,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但国内专家们已经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首先全民要增强海洋意识,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和政协,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提高海洋意识,热爱海洋国土,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增强维护海洋权益的观念;同时,要像载人航天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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