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国强: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观念与理论基础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3 23: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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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国强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三十年整,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四次局部修改。三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主流政治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与此相关的宪法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体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一、八二宪法颁布以来主流宪法观念的发展

   (一)从根本意志到根本规范

   宪法变动频繁的时期,主流宪法观念往往会强调宪法背后的人民意志,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各个宪法草案报告中的“人民意志”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五四宪法制定时,“人民意志”在刘少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出现六次;八二宪法修改时,“人民的意志”在彭真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一共出现七次。

   随着宪法秩序趋于稳定,主张宪法是根本法,并以此为依据来规范政治活动成为政治观念的主流。198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将宪法看做是根本规范的观念必然要求重视宪法的实施,发挥宪法的规范功能。1992年,在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再次提到了“决不允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并进一步指出:“贯彻实施宪法,还要求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把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承担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很好地运用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得到更好的落实。”

   根本规范的理念同时也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都源于宪法的授予。李鹏在2001年法制宣传日的讲话中曾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宪法,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不得超越宪法。”迄今,主流宪法观念仍然强调宪法是人民意识的体现,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更加重视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并致力于完善参与的法律程序。只是在宪法实施的语境下,更加强调宪法作为根本法律规范的功能。

   (二)坚持审慎的修宪理念

   鉴于“文革”中政治秩序极度混乱和社会动荡,执政者试图通过宪法来追求政治秩序稳定的期望很高,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都体现了执政党追求稳定政治秩序的价值诉求。根据八二宪法修改时彭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将这部宪法的功能定位成“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并寄希望于通过确立一种约束政治活动的根本规范,来实现对稳定政治秩序的追求。

   这种追求政治秩序稳定的价值诉求直接影响了历次宪法修改。1988年第一次修改宪法时,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所采取的表述方式是“修改宪法个别条款”。1993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1998年12月,李鹏在修改宪法征求专家意见会上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经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1999年3月1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指出:“属于可改可不改的内容,可以不作修改”。2004年3月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也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

   回顾历次宪法修改,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坚持宪法修改的“绝对必要性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政治和法律格局的有序稳定,这种对于宪法修改的谨慎态度已经成为指导历次宪法修改的一个主流宪法观念。

   (三)从政治象征到法律规范

   八二宪法的修改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该宪法继受了苏联的宪法制度,同时其原理受苏联宪法学说,特别是斯大林的宪法观念的影响很大。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将宪法理解为是对某种政治事实的确认和宣示。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宪法理念中特别强调对事实问题的确认。毛泽东就认为宪法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因此,在八二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关的政治家和领导人非常重视宪法序言中对“四件大事”等历史事实的叙述,邓小平直接过问宪法序言的内容,彭真则亲自执笔起草。[1]

   毋庸讳言,从政治的视角看,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体制下,宪法不仅是法,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象征或者政治宣言。[2]特别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制定的宪法,往往需要对一些事实进行宣告和确认,通过以宪法规范确认事实的方式来寻求政权的历史正当性。但宪法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为政治过程提供根本法律规范,因此需要以法律的方式来实施。三十年来,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宪法的法律性逐渐被社会各界接受并强化,主流宪法观念逐渐将宪法看作法律体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需要在法律系统内贯彻实施的规范。而实施的方式主要是立法,实施宪法的主要机构是全国人大。[3]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规范在普通法律层面得以具体化并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的法律性逐渐被各级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乃至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

   (四)从确认改革到规范改革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探索改进。因此,改革过程中的法治建设的整体思路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国家层面的立法大多是以地方的立法经验为基础,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因此,立法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果的法律确认。

   随着宪法实施的深入,各项规范公权力的宪法制度不断健全,主流宪法观念逐渐由被动的确认改革发展到能动的规范改革。1993年宪法修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宪法修改是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这些表述和提法,体现了主流政治观念中以宪法来确认改革成果的主张。随着宪法上的程序法不断完善,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进行改革逐渐成为主流的宪法观念。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对与改革相关的授权立法和中央一地方立法权分配等问题的讨论体现了这种将改革纳入法制轨道的宪法观念。[4]

   (五)宪法叙事的理性化

   三十年来,主流政治观念逐渐以更加理想的态度看待宪法,在有关宪法的政论叙述中出现了理性化或者去情感化的特征。这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宪法观念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不可否认,政治叙事必然带有情感(甚至是激情)色彩,在中国主流的政治叙事的一个重要样本就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表述。五四宪法制定后,人民日报的标题是《首都人民热烈欢呼宪法的通过》,新华社的消息题目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广大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而八二宪法通过后,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人人学习宪法,人人掌握宪法》、《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等。1993年宪法修改后,新华社的新闻标题是《首都各界座谈宪法修正案与会者认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2004年宪法修改时,新华社的新闻标题是《从宪法修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此外,从历次宪法修改的草案说明中,也可以看出政治修辞运用更加趋于谨慎,概念表述尽量不带感情色彩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流宪法观念更多地将宪法看作法律规范,而不单是凝聚意志和力量的政治性文件,因此在宪法叙事中尽量回避情感色彩。这种变化也是中国政治过程从个人魅力型权威逐渐向法治权威过渡的必然要求。

  

   二、宪法基础理论的发展

   与上述主流宪法观念的变化同步,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趋势。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追溯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政治领域极“左”思潮的结束,执政党提出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要求:“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伴随着这种思想解放的进程不断深入,理论研究逐渐回到正轨,出现了学术观点的争鸣和交锋。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基本理论体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三十年来,宪法学理论研究也间接地影响着主流宪法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着宪法制度的发展。[5]

   (一)方法论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宪法学的研究完全摒弃了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立了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根本方法的宪法学。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根本方法的宪法学强调宪法在内容上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认为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理念的革新之一就是对阶级斗争思维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6]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将“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作为宪法的本质特征逐渐成为代替阶级理论的新学说。这种宪法理论研究可以称之为“政治教义宪法学”。[7]这些理论在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宪法规范采取政治化的解说性研究。在宪法制定或者修改的时期,这种政治化的方法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即政治势力和政治理念主导着宪法规范的生成,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也不免受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中国自五四宪法制定以来一贯采取政治动员式的制宪和修宪模式,政治理念对宪法学影响深刻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当时一些主流宪法学家兼具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比如张友渔、王叔文等。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也导致了宪法学方法的政治化特征。因此,宪法学者在宪法起草、全民讨论和宣传过程中的功能不是研究问题,而是普及宪法知识,宣传解释宪法背后的政治原理。[8]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宪法学的方法,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宪法学应当具有独立于其他临近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方法。[9]宪法学研究在整体上经历了一次由宏大叙事到精细化研究的法学方法的转型。这种方法论转型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将宪法看作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并突出其实践导向性。因此主张采取法解释学的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一种规范性解释,进而形成一个解释理论体系。晚近中国法学界兴起的宪法解释学或者规范宪法学正是以此作为学术努力的方向,试图建构中国的宪法学体系。这种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肯定,成为学界的主流学说。这种方法论的转型是宪法法律实施的必然要求。此外,法律实践中不断出现大量的宪法问题也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由此产生了对抽象宪法条文进行法律解释的需求。

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官方的政治理念采取一种谨慎的宪法变迁观念。在此背景下,宪法解释方法最初是为了回应现实变迁的需要而对宪法条文的含义进行新的理解,其功能定位是作为宪法修改的替代手段。1993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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