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我国的媒体侵权责任与媒体权利保护

——兼与张新宝教授“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4 19: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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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 (进入专栏)  

   摘 要:《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学者把侵权责任法与新闻传播法相互结合进行研究,形成了媒体侵权责任法这一边缘学科。这一研究方式弥补了新闻传播法立法不足的问题,发挥了制裁媒体侵权、保护媒体权利和表达自由的重要作用。《侵权责任法》在规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同时,又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为正确认定媒体侵权责任、切实保护媒体权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媒体侵权责任法将会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继续发挥重要的法律调整作用。

  

   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的过程中,发生了该法是否应当规定新闻( 媒体) 侵权责任的学术争论。王利明教授和我都主张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媒体侵权责任,张新宝教授不同意这个意见,专门撰写了《“新闻( 媒体) 侵权”否认说》一文。[1] 另有学者撰文对此进行反驳,维护新闻( 媒体) 侵权学说。[2] 《侵权责任法》最终没有明文规定新闻( 媒体) 侵权责任。这场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新闻( 媒体) 侵权否认说是胜者无疑。不过,尽管《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3]但毕竟还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4]因而新闻( 媒体) 侵权肯定说也不能算完全失败了。

   更为重要的是,学者对媒体侵权责任法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告结束,而是在继续发展。基于上述看法,特写作此文,说明我对媒体侵权责任的一些基本看法,并为媒体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辩解。

  

   一、富有想象力的用媒体侵权责任法保护媒体权利、制裁媒体侵权行为的创举

   诚如《“新闻( 媒体) 侵权”否认说》一文所言,就是否承认“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这一问题而言,在大陆法范围内,无论是老法典还是新法典,不存在分歧: 不予承认。同样,在英美法系,侵害他人名誉权或隐私权的加害人虽然往往是媒体或者把侵权作品发表在媒体上,但是美国法官和法学家们并没有创立独立的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制度。[5]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对大众传播有特别的法律规制,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新闻法》、《新闻出版法》或《大众传播法》,不具备像中国这样的需要依赖媒体侵权责任法调整大众传播行为的特定国情和条件。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对于大众传播行为必须建立新闻传播法律制度进行规制,规定媒体的权利及其保护,规定媒体行为违法造成他人权利损害的侵权责任制度。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6] 如果没有大众传播法,媒体的权利就难以得到妥善保护,媒体的违法行为也难以依法追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使公众的权利受到损害。

   从改革开放之时起,一些有识之士在总结新闻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视新闻法制建设的要求,在1980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和委员就制定新闻出版法和保障表达自由等问题提出了意见。[7] 1987 年10 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 “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我国新闻界和立法机关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并且组织了新闻法起草小组进行起草工作。这个立法计划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这造成这样一个客观现实: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制大众传播行为,以划清媒体正当行使权利和媒体侵权的界限,从因在新闻媒体的主体地位、权利保护及侵权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

   《民法通则》于1987 年实施之后,我国民法理论和实务创造了一个新的办法,即应用侵权法来弥补新闻法制不健全的不足,协调媒体权利保护和民事主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新闻侵权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8]通过适用侵权法,认定具有违法性的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的大众传播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进而划清与合法的新闻行为之间的界线。因此,媒体侵权责任法通过界定媒体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法律界限,进而确定媒体传播行为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取得新闻法所要达到的法律调整目标。

   这样的创举是通过司法实践完成的。《民法通则》实施后,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意识复苏并迅速成长起来,很多人向法院起诉主张媒体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或其他人格权,形成了一个“告记者热”。这不仅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时也是民众敢于向媒体要求,不能不顾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违法实施传播行为。面对这类案件,法官不得不进行审理,而审理就必须有理论依据,理论和实践就这样结合起来,创造了“媒体侵权责任法”的概念,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学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促进了我国新闻法制的发展。

   应当特别指出,在中国,不仅研究民法特别是研究侵权法的专业人士研究媒体侵权责任法,而且媒体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闻法学者更热衷于研究媒体侵权责任法,并且积极鼓吹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媒体侵权条款,还起草了媒体侵权责任认定的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9] 欧阳修诗云: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话用在当代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法的研究上也很恰当,媒体侵权责任法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媒体权利保护也! 我作为媒体侵权责任法这个创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深深地为中国法学、新闻学专家、学者和法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丰富而自豪。

   中国的法学、新闻学研究人员和民事法官研究媒体侵权,更多的不是注重立法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大众传播法律调整的替代问题,即用媒体侵权责任法弥补新闻法制不健全的问题。尽管《侵权责任法》

   没有直接规定媒体侵权,但其第36 条专门规定了媒体侵权责任中的网络侵权责任,其他媒体侵权行为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规定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因而处理媒体侵权问题是完全有法律依据的,不能认为《侵权责任法》已经否认了媒体侵权。

  

   二、我国媒体侵权责任法在保护媒体权利和侵权责任认定方面所做的努力

   媒体侵权是大众传播走进社会生活后经常发生的侵权纠纷。据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新闻侵权纠纷是发生在1878 年的《申报》因报导清廷驻英大使郭嵩焘画像而引起的纠纷,但该纠纷并没有引发诉讼。民国年间,新闻侵权之事多有发生。[10]《民法通则》实施以来,随着媒体侵权纠纷的不断增加,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法不断发展,它记录了中国在保护媒体权利和制裁侵权行为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审理了大量的媒体侵权案件

   1949 年以来发生的第一起媒体侵权案件,是1985 年的“疯女案”。涉讼的文章是《民主与法制》1983 年第1 期发表的《二十年疯女之谜》,文章中所写迫害狄某的杜某于1985 年1 月向上海长宁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11]《民法通则》实施后至1988 年的两年间,出现了新闻侵权的第一个高潮,全国发生的新闻侵权案件达到300 多件。[12]据记者描述: 在第一个高潮里,以原告多是一些不知名的普通人为特点,中心在上海; 第二个新闻侵权高潮是1992 年,原告大多数是文化名人,中心在北京; 第三个新闻侵权高潮则以法人为原告的居多; [13]第四次高潮在2000 年之后,以官方机构及公务人员起诉新闻媒体为特点。[14]按此推论,当前的媒体侵权诉讼高潮应当是“第五次浪潮”,主要特点是互联网等新媒体侵权纠纷案件越来越多。

   我对北京的两个区法院进行了调查。自1991 年至2010 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 年间审结媒体侵权诉讼案件393 件,其中侵害名誉权案324 件、侵害肖像权案49 件、侵害姓名权案8 件、侵害荣誉权案6 件、侵害名称权案6 件。[1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媒体侵权案件的受案数据区分为三个时间段进行统计: 1998 年至2000 年共受理媒体侵害人格权案件29 件,2001 年至2005 年间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为168 件, 2006 年至2010 年的五年间又翻一番,达到286 件, 13 年共受理媒体侵权案件483 件; 媒体侵权案件占该院同期侵害人格权案件总数的比重分别为35. 8%、38. 6%和51. 4%。[16]

   各级法院的法官通过对这些媒体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划清了表达自由和媒体侵权责任之间的界限,对于合法的大众传播行为予以保护,对违法的大众传播行为认定为侵权,责令赔偿受害人损失,既保证了公众知情权,也保护了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

   (二)最高人民法院不断积累审判经验形成媒体侵权的司法解释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媒体侵权案件的审判经验,不断进行整理,并制定司法解释,使感性的审判经验变为规范性的司法解释,成为法官法,指导司法实践,规范媒体侵权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工作是通过两个部分进行的。

   首先是抓住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批复或者复函。例如, 1988 年1 月5 日作出的《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杂志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问题的批复》,就是根据人民法院受理以报刊杂志登载文章损害原告名誉权的媒体侵权案件应当如何列被告和如何管辖的规定,完全是针对媒体侵权案件做出的程序法司法解释。1992 年8 月14 日作出的《关于刊登侵害他人名誉权小说的出版单位在作者已被判刑后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复函》,根据杂志社刊登侵权作品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杂志社的不作为行为构成媒体侵权责任的规定。这类批复性司法解释积累了10 余件,如1989 年4 月12 日《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1990 年10 月27 日《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1991 年1 月26 日《关于上海科技报社和陈贯一与朱虹侵害肖像权上诉案的函》、1991 年5 月13 日《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一案的函》、1999 年11 月27 日《关于刘兰祖诉陕西日报社、山西省委支部建设杂志社侵害名誉权一案的复函》、2000 年7 月31 日《关于广西高院请示黄仕冠、黄德信与广西法制报社、范宝忠名誉侵权一案请示的复函》等。

   其次是经过长期积累,制定调整媒体侵权责任认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例如,《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部司法解释中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媒体侵权责任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解释,成为调整媒体侵权责任的规范性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无论是对具体案件的有针对性的批复、复函,还是规范性的司法解释,都集中在一点,就是以媒体作为侵权行为的主体确定媒体侵权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对这类独具特点的侵权行为进行法律规范,就是在规范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这些司法解释构成了媒体侵权责任法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主要渊源。尽管在这些司法解释中确实没有“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的表述,在“案由”中这样的“侵权案件”是不存在的,[17]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否认这些案件的存在,并且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解释。

   (三)法学理论不断探索形成了媒体侵权责任法的理论体系

应当看到的是,研究媒体侵权责任法理论的特点是,由人民法院提出问题,民法学者进行民法法理研究,新闻法学者从新闻法制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对于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大量受理媒体侵权案件提出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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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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