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何谓“法学家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 次 更新时间:2015-10-27 23: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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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 (进入专栏)  

   【摘要】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8章,托克维尔在“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这个标题之下,重点讨论了“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法学家以及欧洲法学家的精神肖像。这样的“法学家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家精神”与法治观念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托克维尔/法学家精神/论美国的民主

  

   “法学家”是一个常见的概念,“法学家精神”则不然。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鲜见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作出过专门的论述。①“法学家精神”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或学术概念,也许是因为过于疏阔、空洞,外延太大,内涵太小,漫无边际,讨论起来有诸多不便,让人觉得很难作出扎扎实实的分析,也不容易得出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让研究者们避而远之。尽管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难,“法学家精神”依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探讨“法学家精神”,事关法律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就是在走向“法学家的心灵深处”,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法学家群体对于自身的察看。

   一般说来,法学家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法学家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实际上都是某种特定的“法学家精神”的外化。有什么样的“法学家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法学家;反过来大致也是成立的:有什么样的法学家,就有什么样的“法学家精神”。那么,到底何谓“法学家精神”?单从字面上看,“法学家精神”也可以称为法学家的品性。它主要在于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法学家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法学家到底应当置身于何处?法学家到底应当以何种立场、何种姿态面对政治与社会,并以法学家特有的方式作用于政治与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8章,托克维尔在“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这个标题之下,重点讨论了“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法学家以及欧洲法学家的精神肖像。托克维尔描绘的精神肖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它对于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一、历史上的法学家

   托克维尔观察的焦点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但他首先讨论的却是欧洲历史上的法学家。他通过对历史的察看,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500多年以来,法学家在欧洲一直参加政界的各种活动,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中世纪,他们为王权的扩大效了犬马之劳;从那以后,他们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这个权力。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在法国,他们以贵族的最危险敌人的面目出现。”

   法学家群体的这种“履历”表明,至少在托克维尔之前的欧洲,法学家的精神或立场是变动不居的:他们与各个时期的政权相互利用,他们与王权分分合合,他们与贵族或敌或友。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学家。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一个阶层或一个群体,并不因为享有“法学家”这种看似风光的称号,就天然地生活在道义的高地上;他们也未必总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甚至与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方向并没有什么关联;更不会因为他们熟悉法律,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或转世的“正义灵童”。因为——恰如托克维尔所说——“支配法学家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这个朴实的判断,剥去了一些人臆想出来的、笼罩在法学家身上的某种光环,露出了法学家的功利本性,把法学家还原成了追求眼前利益的“功利人”,实际上是对历史上的法学家群体进行了“脱魅”化的处理。

   托克维尔还注意到:“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如果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学家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典型的事例是,“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托克维尔在此暗示,法学家之所以充当了推翻君主政体的急先锋,主要原因在于:法学家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法律,或者说是没有在政界获得足够的地位。由此我们发现,“法学家反对革命”也许是一种表象,至少存在着明显的例外。托克维尔的观察告诉我们,当法学家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比较低下时,他们不但不反对革命,反而会率先举起革命的旗帜。单从这一点上说,法学家对于自身政治地位的追求,甚于对稳定的追求。按照这种规律,如果一个政权愿意赋予法学家较高的政治地位,是否就会极大地减少这个政权的敌对因素?从托克维尔的逻辑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的普遍性不宜夸大,它顶多只能适用于托克维尔之前的欧洲。

   按照托克维尔的这些论述,欧洲历史上的法学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学家精神”。他们与王室、贵族等政治力量一样,都是自身政治利益的追求者。既然如此,托克维尔刻意强调的“法学家精神”又是什么呢?

  

   二、法学家的贵族本性

   托克维尔说:“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这种本性的形成,是因为他们对法律做过特别的研究,“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这一切,自然使得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

   这几句话,隐藏着托克维尔关于“法学家精神”的核心观点:法学家具有贵族本性,贵族精神就是“法学家精神”的主要内容。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学家和贵族有很多共性:第一,他们都是一些保守的社会力量,总体上说,都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都不喜欢革命——尤其是当革命不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利益时。第二,法学家研究规范、热爱规范;贵族也一样,非常尊重规范——譬如中国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在跟楚国人打仗的时候,即使冒着失败伤亡的危险,也要坚持“不鼓不成列”的习惯,这就是典型的贵族精神。②

   如果要追问贵族与法学家对规范的尊重有什么差异,那就是:法学家偏于知,但却可能知而不行——有些法学家熟悉规范,但照样违反规范或者故意规避规范;贵族偏于行,但却可能行而不知——晓得该怎么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学家对规范的尊重,是“学”或“研究”的结果,贵族对规范的尊重,是“习”或“浸染”的结果。法学家心灵深处的贵族本性,使他们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法学家为什么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呢?托克维尔解释说:“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这就是说,法学家无论是充任法官还是律师,都是一些极其理智的人,而民众在诉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判断,则大多不够理智:有的显得冲动而轻率,有的又像在钻牛角尖,还有的因为愚蠢、无知而上当受骗。在这样一些“诉讼人”面前,法学家很容易滋生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对于民众的蔑视感。因此,法学家“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法学家为什么有底气否决民众的判断,甚至不惮于否定体现民意的议会立法,心理上的根源或许就在这里。

   托克维尔认为,法学家虽然习惯于反对民主、蔑视民意,具有贵族的部分本性,倾向于与贵族保持一致,似乎是贵族的同路人。然而,“当贵族政体为法学家关上晋升的大门时,法学家就会变成它的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在财力和权力上虽然不如贵族,但在活动上却可以独立于贵族,并认为自己的智力与贵族不相上下。但是,每当贵族愿意将其某些特权分给法学家时,这两个阶级便能十分容易地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家人”。

   可见,决定贵族与法学家之间关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如果掌权的贵族愿意把政治权力拿出来与法学家共享,那么,两者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可以“团结如一人”,但是,如果掌权的贵族在政治上排斥法学家,那就会遭到法学家的激烈反扑。看来,法学家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天生就喜欢在政治丛林中穿梭出没;离开了政治,法学家将会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法学家的这种特性,让托克维尔“偏于相信,一个国王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法学家成为自己政权的最有用工具”。托克维尔作出这个判断,也许是断定:君主作为政治权威发出的召唤,对法学家构成的吸引力,实在不是法学家能够抗拒得了的。看来,一个聪明的君主应当充分利用法学家的这种工具价值。托克维尔还相信:“让法学家参加政府,对国王比较有利。如果政府的专制是以暴力进行的,那么,在把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专制在法学家手里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这对于专制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无疑会产生较大的支撑作用。“因此我认为,一个君主面临日益高涨的民主而欲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和减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将大错特错。”

   托克维尔还说:“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这就是说,托克维尔眼里的法学家,主要是立足于权力,而不是立足于人民;法学家爱权力,甚于爱人民。

  

   三、法学家与民主政体

   尽管法学家热衷于追逐权力,具有贵族本性,对民主的轻率激情看不上眼,但民主政体还是更有利于加强法学家的政治权力。托克维尔说:“如果把富人、贵族和君主撵出政府,法学家在政府里就将总揽大权,因为那时唯有他们是人民能够达到的最聪明能干的人了。”因此,法学家虽然并不喜欢民主本身,但却极大地受益于民主政体——这种政体可让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独享垄断与通吃地位。

   民主政体下的法学家虽然蔑视民众,但是,人民却信任法学家,“因为人民知道法学家的利益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服务;人民听法学家的话而不气恼,因为人民预料法学家不会出什么坏主意。事实上,法学家根本不想推翻民主创造的政府,而是想不断设法按照非民主所固有的倾向,以非民主所具有的手段去领导政府。法学家,从利益和出身上来说,属于人民;而从习惯和爱好上来说,又属于贵族。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锁链,是把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环子”。如果我们相信这段描述,那么,法学家就是贵族派驻到民主政府中的使节,是贵族撤退之后潜伏到民主政府中的卧底,他们是贵族的化身,是贵族政体在民主政体时代的历史遗留物。在民主政府中,君主、贵族都黯然隐退或不复存在,空空荡荡的政治殿堂中,只剩下法学家在那里指点江山。换言之,在从贵族政体转变到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法学家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以“非民主”的方式与手段,成为了民主政府的领导者。

   这样的结局不仅是法学家的福音,而且更是民主政体的福音。托克维尔说:“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这句话,体现了托克维尔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民主精神需要“法学家精神”的制约,由于“法学家精神”主要就是贵族精神,因此,民主精神需要贵族精神的制约。

在西方政治演进史上,民主政体大多脱胎于君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替代物。但是,民主政体的长治久安,却有赖于君主政体下的贵族精神——“法学家精神”是它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托克维尔的这个判断,揭示了美国式民主的核心秘密。从学理上看,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式民主,可以称为共和民主。共和民主的实质就是贵族精神对于民主精神的限制。按照共和民主的理念及其制度,“民主是个好东西”,③ 但在这个“好东西”的旁边,还有另一个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好东西”,那就是贵族精神或“法学家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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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1年第1期 第183-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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