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龙 罗金义:中国大陆关于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十年文献考察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2 次 更新时间:2015-10-20 2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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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龙   罗金义  

   一、前言

   众所周知,在1978年中国大陆采取开放改革政策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尽管政治学的一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政治这两们学科里得到保留,然而,它一直处于被革命理论虚无化的状态。1979年3月邓小平作出要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讲话(页180-181),从而恢复了政治学在学科设置中的合法性。但是,重新成立的政治学不仅要面对赶快补课的问题,比如学科重建,培养科研人才,引介外国的研究成果,尽快生产自己的成果,等等;同时它还要面临一些国际同行,尤其是东亚社会同行,在其没有被历史断裂的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政治学未来走向的一些根基性问题,其中就包括本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中国大陆的政治学从建国以来学科建设的停滞不前,到历劫余生,再起步抖擞上路,重新处理一些西方政治学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早已着手的学科基础建设工作,“几乎要从头做起,百废待兴”(汝信,页4),再到应对所有后殖民时代国家都在探讨的本土化问题,其面临的复杂处境可想而知。欲理解中国大陆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同情了解,尤其是相对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因其“政治”,其起步就更显艰难。然而,即使远在美国,那里拥有中国大陆以外最庞大的中国政治研究“工业”,但它在美国学界的尴尬位置、中国学人在当中的边缘处境,近数十年来多少大师都在反思和呼吁中国政治学应有自己的理论。因此,即使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现实限制,然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在大量引介国外同行的经验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这些问题:本土化的政治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本文旨在阐述和论析中国大陆有关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我们将聚焦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相关文献上。之所以选取这个时段有以下两个原因:一,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愈来愈多的从西方学习过的政治学者回到中国大陆工作。新回来的“海归”自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现实的研究上,所产生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自然加重了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对那种被指控为硬套西方理论以解释中国经验的“洋泾滨”方法的疑惑。于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二元思考变得更为突出,政治学界自然不会自外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碰撞的思考。二,中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政坛、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前所未有地集合多种矛盾的混合体,使得中国经验成为了知识界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面对这样一个有着高速经济发展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集合多种矛盾的混合体,任何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如果要做到真正的具有普泛意义,就不能忽略中国的经验。就此新兴、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西方(甚至美国)有关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也谈不上能提供甚么霸权论述。在这迄今还是比较苍白的一个领域,中国大陆学者是否能藉此在理论上做出贡献,将是任何本土化论述的一个尚佳历史契机。因此,本文将论析的对象集中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以期能展现以上两个重大气象如何体现在新一代的本土化反思。

   一般而言,涉及本土化论述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将本土化论题在自身的特定研究中表达出来,而其本身并不以“本土化”为其论题,但却实质地介入本土化的问题;另一类是反思性的,即直接以本土化为研究议题。本文以后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略及前者)。我们在中国大陆藏量最大的文献索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按“政治学中国化”、“政治学本土化”、“政治学+中国化”和“政治学+本土化”等检索词去搜寻收集原材料,筛选确实切题者,旁及其相似文献、读者推荐文献和被引用文献。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和文献类型的选取,我们在下面将围绕几个方面去阐述和论析:自主性的反思;对政治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如何理解体制与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资源与限制;针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验的反省;关于政治学理论、政治学方法论与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的思考。

   二、本土化的讨论

   我们此前强调必须同情了解中国大陆政治学响应本土化的讨论,因为就我们所检察的文献看来,相关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其实,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本土化研究的次领域上,也表现在整体的政治学研究当中――

   “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层,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帮助的,恰恰不是中国的政治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连新闻记者的作用也强过政治学者。作为搞政治学的,听了这话真是感到汗颜!”(王金洪等,页54)

   这种对学科现状的不满常被提及(张国清,页28;吕嘉,页46;王浦劬,页41)。整体研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本土化思考。要迎向我们所关注的本土化呼召,不仅需要深厚的学科素养为基础,同时也需要高度的自觉反思能力,它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其困难度可想而知。

   1.自主性的反思

   我们认为,本土化讨论首先是一种对自主性的思考,它是对学科本身是否独立自主的严肃反思。但这种自主性思考不一定得出“本土化是可能”的结论。结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一种一元的知识论,其命题的真理具有排他的普泛性,如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也可以是多元的知识论,认为真理是多元的,如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以及背后支撑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现象可以是纷繁复杂和多元的,但是解释它的知识则可以是一元的或者是多元的。这点本身已经触及到“本土化是否可能”这一核心论题。然而,无论本土化讨论的结论如何,无论它会否导致“本土化不可能”的结论,讨论中表达的自主性思考就是本土化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意识。它要求主动反省赋予自身的前提,更要求反省那些强加给自身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外部因素导致的(如一国的政治体制),还是内部学科给予的(如外国同行给定的权威研究范式)――前者导致学科被奴化,后者则导致学科被矮化,两者的结果都是一致的:没有自主性。本土化的思考很自然地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本土化是抗拒被殖民者的一种自我反思的说法。(王绍光,2002),对一切后殖民社会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它表达的不应仅仅是一种自我期许、自信和自觉(胡佛,2002),更应该是对自主性的追求。自主性的追求应先于本土化是否成立的讨论。

   在一份针对2000-2004年CSSCI 收录的政治学文献的统计分析,严强等(2006)充分表达了对数据背后的低度本土化的忧心。首先,被引用文献的语种,中文占全部的55.3%,而外文文献加译文文献则占约45%,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约33%)。严强等认为这表明政治学界在开放度较高的同时,“本土化程度较低”。其次,在政治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20本期刊中,有“高达”1/4是外文期刊,而且都是英文期刊,并且全都是美国的期刊,这一现象“再次说明我国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第三,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不仅前5名全都是外文论文,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占超过2/3强。这些资料不仅再一次表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程度较低”,还说明“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广泛地认可”。最后,作者不无感慨的发现,在被引用次数超过100次的图书中,真正是当代中国大陆学者自己的著作仅有1本,甚至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被引用次数排在前50名的著作,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也仅有三本(页88-92)。严强等以上的分析是以客观统计资料为基础的,它有力地让关心中国大陆本土化讨论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学术成果生产的动向。他们不仅给出了衡量本土化强弱的一个客观参照系,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定义,即本土学者对本土学术成果的重视和引用率。中国大陆学人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学术时表现出一种类似失语症的忧患意识:甚么时候大家写论文时较多地甚至只需要参考本土学者的学术成果,这就是作为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实现本土化的一个客观表现。本土学者不需要考究是否有一种知识本身可以放诸四海皆准,它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的经验、解决中国人自身碰到的问题,是否有一种植根于本土经验、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范式,等等;以上问题都会在本土学者只用看本土学术成果之日自然会得到解决。严强等站在国族或国族使用的语言的立场来思考甚么是本土化的问题,背后透露的信息在在引向自主性问题意识:中国大陆政治学界要自主、要发声,不管发甚么声,他者在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的视域中不能再成为矮化大家的霸者。

   在我们考察的文献里,运用客观可检验的统计资料来表达同样的针对自主性的忧思尽管不多(实证的统计方法的效用性恰恰是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本土化讨论的一个热点,详见下文),然而都高度关注相近的自主性诉求。例如,中国大陆政治学权威核心刊物《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杨海蛟就说:

   “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世界政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本土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依托和保障,只有如此,才能拥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安身立命之地。”(页26)

   这里以国族学术为诉求的自主性向往不用我们多作诠释。这种渴求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文献里都有相似的表达。当然,除了要求能独立自主、与西方政治学界平起平坐外,大多能同时兼顾向西方学习,取其所长的理性要求:“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吸收、借鉴和利用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和新方法,同时又要防止‘食洋不化’,照抄照搬,尤其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学,反对西化和自由化。”(汝信,页6)这种语重深长的、注重平衡的期许(葛荃等,页21、22;张英魁,页71-72;贺东航,页53;陈晓东,页45;陈明明,页23;杨海蛟,页23),当中更不乏预设本土化的政治学的强烈愿望(陈晓东,页45;葛荃等,页21;张英魁,页72;杨海蛟,页23;等等)。

   我们认为,反思自主性始终不能有一个先验的假定,即预设一种植根于本土经验的多元知识观一定是可能的,更何况作为发声工具的本土化思考本身是否成立尚未了然。在这点上,本文所考察文献大多没有这样明确的主张,尽管在修辞上却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通过本土化、自主性的思考,就意味着有这样一种多元的知识观的存在。

   中国大陆政治学界除了针对学科内部而来的宰制所发出的自主性诉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针对外部因素所给予的限制的自主性诉求。一些政治学者就明确提到经济学在学术研究和指导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陈明明,页21),然而这似乎只涉及政治学自身的薄弱和中国大陆政府偏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政策视野,与政治学学科自主性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其它政治学者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现实成为了自主性诉求的外部因素;这种因素,连系到政治现实与政治学发展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一起讨论。

   2.对政治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1865年4月1日,马克思向女儿表达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座右铭:“怀疑一切。”怀疑是自主性思考的开始。当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开始质疑西方政治学是否普遍适用于中国经验时,大家就给予自己一个自主性诉求,但是这绝对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更高的学术范式可以统合西方和中国的经验。同理,在我们考察的文献中不少有谈论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造成的中国政治现实。原则上,这些思考本身并不代表这二者有甚么问题;相反,思考背后的自主性恰恰可能让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可以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省,并拓展自身的研究,更好地为政治现实服务――出谋划策也好、当头棒喝也好。这个无一例外地体现在我们考察的文献中的议题,具体表达出甚么?

严强等的资料统计,就下列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第一,排在前50名的关键词中,数量最多的是以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关键词,约占三分之一,如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小康社会、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依法治国、村民自治、政治体制改革、以德治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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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政治学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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