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古典世界的笔墨分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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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  

   评论一本笔者无力把握其精髓的著作,是啥感觉?我不清楚,我正在忐忑地体验它。

   《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是近年来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的刘刚、李冬君先生呈给读者的新著。书分上下,曰“希腊化世界”,曰“中国式天下”。上篇从“希腊族源记忆”悠悠谈起,下篇以“死的营造法式”轰轰作结,发轫于地中海上荷马式阳光的学术旅程,收煞于始皇帝令人兴慨万端的死因死缘。读者若读过作者其他著作,如《文化的江山》《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中国近代的财与兵》等,或能感知到他们思考的推进方向,并预测下一站。

   新书无疑是富于雄心的写作,看上去还是一种脱离时代的写作。——后一句亦可更进一解:为了回到古典世界,必须对今日有所舍弃;适度脱离时代,恰是回归古典世界的一项精神准备。

   将“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式天下”在理念、风味上的诸般同异呈现于一书之中,需要一种更大的视界和胸怀。当然,从题旨而论,两者确乎存在相提并论或分提综论的潜质,埃斯库罗斯早在为庆祝萨拉弥战役击败波斯人而创作的悲剧《波斯人》里,即多次比较希腊方式与东方方式间的差别。在作者提供的古典时间轴上,希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的文明,往来方式也绝非限于“鸡犬之声相闻”,它们甚至还有一种“神同步”,作者写道:

   西方历史纪年,始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天人之际”的盛会,是一个民族性的庆典。……中国的历史纪年,比古希腊早了半个多世纪,与此相应的是,此前,周公比荷马,此后,孔子比苏格拉底,大约都要早半个多世纪。它赋予中国文明一种少年老成的矜持和沉郁。周公的理智似乎比荷马的诗性更有胜算,孔子的伦理比苏格拉底的真理更富于人情,自有一番与古希腊文明异样的东方文化风味。

   作者强调,“我们在这里说的‘东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事实上,即使单论地理,历史上的“东西方”也是变动不居、边界飘移的概念,从未死守着地中海或大西洋。日本人曾自称“东人”,视中国为“西土”“西人”;在法显《佛国记》里,印度被称为“中国”,中国倒成了边地,此所谓“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有定名而无定位”。文化概念上更是如此,东西方不仅交错互动,偶尔还会交叉换位,向来被视为西方文化的希腊化世界,在西方世界竟曾被认作东方。

   比如,作者在“跋里”援引了萨义德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始于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有趣的是,该会议将西方文明根柢的希腊语、希伯来语都划到东方学里了。”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正教的教会首都,长期被西方人视为东方,但它同时也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一个附带结果是,俄罗斯人对于自己到底算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一直困惑莫名,西方因素与鞑靼元素,并存于其民族性之中。

   作者概括道:

   古代文明原以西亚为核心,向东西方传播,到了古典时期,古希腊、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崛起,在各自独立发展以后,三大文明,于丝绸之路中段会合了。古希腊文明从西边来,在西亚、中亚、南亚留下一个希腊化世界;印度文明随佛教从南方来,进入中亚和东亚;而中国文明,则打通西域从东方来。三大文明,相会于希腊化世界的帕米尔两侧的中亚,真正的世界史出现了。

   说得远些,在巴别塔的传说里,已隐含了世界史的轮廓。古典时期的东西方文明本来就存在关联性影响,丝绸之路亦非一条仅仅意在展示华夏风采的文明古道。作者提到,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犍陀罗艺术中最早的佛陀圆雕立像,有着浓烈的希腊风,该风格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接受,渐成中土佛陀的“标准像”。

   但是,东西方文明存在关联性是一回事,用学术手段(即使借用深具古典情味的诗性笔墨)把它精准地再现出来,又是一回事。且说,那得吞咽多少书啊!启蒙时代的英伦巨子约翰逊博士声称:“一个人写完一本书,至少要掀翻半个图书馆才行。”对于今人,这要求太苛刻了,我们不妨认为,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古典精神。在《回到古典世界》里,我感受到了这股精神,虽然,作者从不掉书袋。

   广博的阅读只能给雄心奠基,学者雄心终究要靠见识来开光、兑现;抱负属不可见之物,唯见识能逼其显形。比如,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注重逻辑,热爱智慧,追求正义和公平——作者写道:“公平,是荷马贡献的又一条神的法则,违者必遭神谴。”“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还曾特地强调希腊人“只服从法律”,用来说明希腊人为何钟情自由。但是,两位作者还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别具只眼地拈出了友谊,经作者提醒,我们恍然惊觉:阿喀硫斯“终于拿起了剑,不是为了暴君的请求,而是要为朋友报仇”。“友谊不是神谕,亦非来自神的正义,它源于人性,出自伦理”,“友谊高于王权,为王权而战是进行交易,为友谊而战牺牲在所不惜;友谊超越神的正义,神没有友谊,友谊是人类的奇迹”。这段临时插入的友谊旁白,读来不仅益智,还有励志提气之效。

   今人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总会不假思索地将其拟想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盛世。作者提醒我们:

   其实,在诸子异说的表象下,埋伏着“定于一”的杀气。异说乃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定于一”。

   争鸣带着杀气。

   比如,孟子对自己学术上的对手杨朱和墨翟,就有一种切齿之恨,“一句‘无君无父,是谓禽兽’,等于给‘杨、墨’判了死刑”。这种态度,肯定算不上值得赞赏的学术争鸣。但是,作者马上补充道:“别怪孟子狠,墨者非儒,同样是不留情的。”

   与国家间的相互敌视、各怀异心齐头并进的,乃是学者间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更典型的例子来自李斯,世人好言秦始皇的两大滔天劣迹:焚书与坑儒。其实坑儒属误打误撞,始皇的本意是坑杀那些骗得他团团转的方士,方士溜得快,颟顸的儒生才不幸被充来垫背。至于焚书,始作俑者乃是同属儒生的李斯。作者告诉我们,李斯不仅当着秦王面把儒生斥为“愚儒”,还历数了如下罪状:

   一是不师今而学古,批评当世,蛊惑人心;二是各自以私学议政,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诽谤君上。他指出,若不禁私学,则君主威势下降,遍地结党。最后,他重申:史官之书,不是秦国史记,皆烧之。除了博士官的藏书,天下所有私人藏书,都要烧掉。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当官差的人如果知道了而不举报,与犯人一同治罪。令下三十日,还没有烧书,在脸上刺字,罚筑长城。但是,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书,可以保留。想从政,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我们知道,李斯的同窗韩非在《五蠹》一文里,表达过更加骇人的见解,公然声称“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将异己学说一概视为格杀毋论的异端。就此而言,“百家争鸣”云云,乃是由思想的相对均势造成的扭曲繁荣,它并非制度性保障的结果,它随时面临破坏,参与者认同的规则只是“零和游戏”,各方都在竭力创造一个最终由己方观点一统江湖的大一统局面。对于孟子的辩风,作者也有如下妙评:

   孟子好辩,却一再声称是不得已,可他一旦雄辩起来,就沛然无御,有压倒一切的气势,看来他辩论的目的,是要取消辩论。

   相较而言,春秋时的风度更为可采,更值得后人忻慕。作者提到郑国子产实施新政:“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那倒是真有几分制度化言论自由的味道。孔子问礼于老子,两人差异明显,“老子不持有任何政见……老子和孔子,一个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一个‘吾从周’,守望价值规律。”但两人“相揖、相让”,确立了“一种春秋人风范”,即“‘立于礼’,即便相争,也要有一番敬意”。

   不禁想到作者于书中展现的学风辩风,也不乏让人油然生敬之处,我甚至愿以古风视之。比如,“笔则笔,削则削”,真理面前,不移跬步,只要内心确认,即直面对手,当仁不让,视乡愿气为“笔德之贼”。试读下文:

   只有在历史中,时间才是具体的,才与人生相关联。……孔子号称“祖述尧舜”,但他写史,还是要从“鲁春秋”开始。他对时间所做的选择,就是基于材料和证据。在这方面,司马迁放松了自己。

   司马迁理解孔子的抱负,继《春秋》而作《史记》。可他还有黄老思想,他祖述黄帝,以此为中国历史的开始,将帝系传说引入历史,建立了“炎黄子孙的帝王谱系”,难免恣肆。

   犀利、精准,又扑闪出适宜的分寸,并无咄咄逼人之感。所谓古典世界的文字分寸,笔尖须有锋芒,笔尾还得悬块玉坠,无论批评还是讥嘲,言外常含几分温润,一如古君子的行头标配:手中执长剑,腰间佩美玉,剑气辅以暖玉,点划之间,方能避免邪气相侵。因此,即使怀揣锉金斩铁之论,口气上也不妨如琢如磨,心志于道,言立于礼。

   缘乎此,作者对庄子满怀敬意,却不忘对庄子的好对手、常被视为次一等人物的惠施说句公道话:“列位或许要问,惠子与庄子辩,为什么庄子老赢呢?那是因为惠子的书没有留下来,只有庄子的书在,当然都是庄子赢了。”作者对墨子满心爱戴——赞曰:“其思辨的知性,触及形而上学之时间、空间以及原子论等,还涉猎与逻辑学有关的思维的概念、推理及其在几何学上的运用,以及对物理学中光和影、对经济学中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描述,颇似古希腊亚理士多德。在学理的系统性方面虽不及亚氏成熟,但其行动的知性、制造的知性,则远胜之。——但仍郑重援笔,指出墨子一大疏忽:“他告诉我们要奋不顾身去追求真理,却忘了提醒我们,即使面对真理,作为个体的思想者,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他是信仰的战士,但忽略了个人权利。”

   文字里有剑气,有琴音,还有玉光,此之谓也。表达上的勇猛精进,并不稍减态度上的体己谅人。

   这就说到表达的性情了。性情表达的两个现代性极端,一是以遵循学术规范的名义,约束所有个性化风格,当其臻于佳境,自然值得尊重,但庸常之辈又常使文字现出一脸苦相,似乎无论阐述还是论证,都是一种不得已的文字苦役。性情蒸发殆尽之时,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还葆有对真理的起码诚意。另一极端,则是滥用“性情中人”的招牌,将挤眉弄眼混同于生龙活虎,以戏说的名义厥词大放。

   内心企慕古典者,站在现代性的对岸,除了真知,不堪忍受别种拘范。他们无视现代学院体系下的严酷规矩,鄙夷轻倩浮滑的营销招式;他们另有一套笔墨操守和表达尊严,性情之于笔端,既非累赘之物,亦非倚重之物,无非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伟大的抱负。它参与政治,与政治一体化,要造就“哲人王”。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的第一次受难。在这次受难中,哲学没有显示奇迹——诞生王者。

   王道是期权,要做长线,利润在未来兑现;霸道是短线,如日常经营,要流水不断。而孟子行王道,用历史经验,为王权做预算。

   这不是学院派作者的表达法,但读来受用,就像看一幅古代书画,明知今人不为,但眼睛受用。

   作者在“天命无常之诗”一节里,就吴公子季札施行葬礼给予孔子的影响,多有生发,读来新奇。作者显然意识到该表述中的生鲜气,情动于中,不克自已,遂坦然向读者自陈心迹:

   这种灵与肉二分的意识,在孔子的思想形成以前就出现了。这在思想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过去,我们注意到孔子向老子问礼所具有的思想史的意义,但还不曾注意到孔子观季子行葬礼所具有的思想史的意义。行文至此,而有此一发现,我们的心里,实在很是欢喜。

   作为读者,读书至此,实在也“很是欢喜”。

   忽想对封面设计点一个赞。封面选用了法国画家雅克·达维特的名作《苏格拉底之死》,但见服毒前的苏格拉底上身赤裸,左臂高举,一指戟升,右手轻撮,作接毒药杯状,其逸兴遄飞、谈笑自若的超凡神态,堪称作者忻羡的古典世界的绝佳写照。画中那缕自上而下的美妙夕光,既把苏格拉底引向他向往的天国,也对读者构成了恒久接引:来,让我们重归古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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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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