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宝祥:文化乱象怎么办?

——把诸子百家的学问“请”出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23: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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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宝祥  

   五月的北京街头,夜犹寒。我顶着伞,迎着风雨,奔向两公里外的车站。这些年,一个人孤身在外,也吃过一些苦,但内心从不沮丧。我是个读书人,我只怀疑知识,从不怀疑自己。

   一个人在精神面临困惑时最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学问。对国人而言,诸子百家的经典,就是最好的学问。杜甫写过一首极有名的古体诗,题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好的两句在结尾,“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儒家后学向来有家国情怀,杜少陵也不例外。孔孟之道之所以绵延不绝,除了它思想内部的严密性与包容性,也得益于其积极入世、虑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

   人字,一撇一捺,既特立独行,亦大道至简。当下的人,尤其是身处大都市浪潮下的熙熙之人,常嗟叹生活之苦、人生之悲,试问:这种不痛不痒的苦与悲,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值几斤几两?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制度会拒绝个体的自我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份世俗的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生意义之最重要构成。杨光祖先生举过一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能看不惯芸芸大众攥着手机读《鬼吹灯》、《盗墓笔记》,可若是整个大街上、地铁里,人人皆手捧《论语》、《庄子》,似乎也有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人人手捧《论语》、《庄子》的前提,乃建立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君子之国,这不是什么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未来时,恰恰是人皆可为、势在必行的现在时。事实上,完好秉有个人之天赋德性的,正是部分人口中那个日渐远去、守旧庸常的先秦时代。

   一、与先秦诸子隔空对话

   张立文先生有一种提法:和合学,我觉得甚妙。“和合”的思想于先秦古籍中随处可见,能将其提炼并体系化,张先生也算贡献不小。近来读《墨子》,我便发现了“和合”原出的一种。《墨子•尚同上》有云:“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想和合。”不得不说,在“以小家见大家”的构想上,墨子与杜甫出奇得一致。可以说,“儒墨”在乱世之先秦呈“显学”之傲姿,实乃视野与气质决定之。

   日本、韩国文化遗存少,可他们的国民很识趣,除了挖掘现当代的文化资源、塑造引领潮流的文化偶像外,他们更很好地奉行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在想,他能硬着头皮说端午节归他,但他能昧着良心说屈原之《离骚》以及整部楚辞所代表的诗性传统也归他吗?舍易弃难,于个人发展来说或有好处,于文化选择而言却不见得好。“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墨家,因为超前空想的社会理念和严肃苦行的价值取向,一度遭遇“中绝”的命运,不可谓不遗憾。名家所推崇的逻辑思辨因其抽象性、非现实性,没能自上而下推及普通大众,没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能说不可惜。也许是我们枕在老祖宗的文化遗产上酣睡太久了,竟忘了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朽寄语;也许是百年血泪史的记忆还不够沉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老二”的麻木不仁还在持续,我们竟忘了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也曾缔造过一个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数学物理逻辑无一不包、体系完备的“文化轴心时代”!

   自秦汉始,到新文化运动前,整个中国文化无不受先秦诸子思想之影响。李白从老子那里取了“道”,又得庄子“境界”之美,这才完成了诗歌创作的飞跃。杜甫习孔孟的“仁人”教诲,又得儒家“格物致知”之教化,从而成就一代“诗圣”之名。道教在生成论上取法《老子》,养生延寿之术则拜《庄子》所赐。墨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但却在清代中后期呈疾风劲草之势,得毕沅、俞樾、孙诒让、吴汝纶、梁启超等一批大学问家之力挺。黄老之学在先秦生根发芽,直至“文景之治”才结出硕果,当然算得上功德一件。儒家的道德伦理发端于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孔子那里确立了第一个德性的范畴——“仁”,孟子发展之,提出“仁政”与“四心说”。董仲叔揉阴阳五行与法家之“术”于儒,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儒教体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更为这套学问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哲学论据。可以说,传统儒家纵贯千年的这套伦理与哲学体系,下不输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上可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亦远非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的中世纪神学体系可比。

   二、还原最纯正的诸子学问

   然而,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自它生发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遭受着现实和个体的双重改造。我读高中的时候,教材上仍采用阶级决定论、“唯物唯心”二分法来评定先秦诸子,老子被认为是奴隶主贵族阶层、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故而观念守旧;墨子则成了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整个奴隶阶级的全权代表,因而最具抗争意识。若真奉行这套标准,那主张“名实合一”、“非儒非命”的墨子难不成要被捧到天上,而坚持“天赋性善”的孟子、“心斋坐忘”的庄子岂不成了我们的首要斗争对象?

   在我们的青春年代,还有一类读物,它比教科书还“洗脑”。说穿了,就是连家长和语文老师都无法抗拒的“智慧背囊”与“心灵鸡汤”。幸好有动画片、小说和电影,否则80、90的两代人将彻底沦为低能的“单细胞动物”,既理解不了复杂的人类感情,更不可能获得独立的人格与意志。地摊读物的害处,不仅在于蒙蔽了我们感受生活的眼睛和内心,也在于损害和误解了古人的经典。墨子“非攻”,当真是反对战争、化敌为友?老子“无为”,当真是毫不作为、消极避世?儒家设了“三纲五常”、孔夫子就成了封建道统的代言人?

   首先,所谓“非攻”,含义有二:第一,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墨子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以“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为原则,认为战争对人民、对个体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坚决非之。第二,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攻击,而不是防御。古人云:“春秋无义战”,墨子不支持主动发起战争,但认同正义立场下的战略防守。《墨子》一书收录《备城门》、《号令》、《杂守》等防御术十一篇,就是最好的证据。

   其次,将“无为”解作“不作为”,绝对堪称学界的一桩冤案。“无为”是老子思想的主旨,乃本体之“道”在人生问题上的观照。陈鼓应先生将“无为”解作“不妄为”,最符合老子的本意。《道德经》中有12处提到“无为”。最有争议的一句,乃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理解这一句的前提是,对老子哲学中“负”的方法要有体悟。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把握事物深刻本质的关键,不在于无谓的知识与经验累积与增添,而在于固有知识与经验的消解与摒弃。任何高深的学问,都要经历“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二、三环节,凡是靠先决经验就能掌握的,绝不是真理与本质,而是粗浅的表象或知识。在老子看来,作为个体的人,只有超越现实的经验,才能真正地把握人生“大道”。魏晋玄学谈“得意而忘言”,主张淡化语言与符号的表征、认知事物的深刻本质,实际上也遵循了老子哲学“负”的方法。

   再者,“三纲五常”实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并不完全对等。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乃“仁”、“礼”二字。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仁”是“礼”的始基和终极目的。反过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习“礼”乃得“仁”的必要条件。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构成了“和合”的两个部分。“礼”侧重外在约束,“仁”则强调人格内化。当然,在孔子看来,“仁”与“礼”也有道义上的交集,譬如“孝悌”。孝道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在淳朴的西北农村,着素衣、奏鼓乐、哭坟堆的丧葬之礼,仍频频可见。不可否认,作为先秦显学的儒家,一度承担起了挽救“礼坏乐崩”之无序时代的重大使命,可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儒家的最大贡献仍在于树立了“仁者爱人”的君子人格,以及在“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之上,阐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适价值。

   三、中国哲学的两种固执

   我所理解的哲学,大致可以看作美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以及少量物理学、心理学的交集。这样定义,并不妨碍哲学之纯粹,哲学的对象有二:世界和人,然哲学的本质是人。哲学绝非以追求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相反,当个体在与世界周旋的过程中酝酿出强烈的个人意志时,哲学可以充当思维平衡的中介,起到良性的安抚作用。从源头上讲,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理性和原初欲求比动物还要强。因此,我们需要哲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传统的知识和学问。哲学会提供我们一间小屋,一面镜子,以及纪录生命活动的纸和笔。很多人喜欢写日记,如果有人能坚持一生,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有哲学天赋的,遗憾地是,人们大多被生活的繁务所绊,很少能完成感性到智性的飞跃。我拒绝使用“理性”和“知性”二词,因为它解释不了人的生存困惑和心灵问题,也无法准确地捕捉个体的瞬时反应和思维状态。

   哲学应该有两种本能的固执,那就是排斥政治化和程式化。我承认政治哲学存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坚决反对政治用强势的态度侵占个体哲学有限的发展空间。政治强调平等,如同哲学强调智性,艺术强调自由一样,在方向上可以保持一致,但也要寻求彼此范畴和意义上的独立,从国家伦理的角度出发,这种共存的方式再妥当不过。此外,也要反对将哲学逻辑化、概念化。西方的哲学和话语进入中国,有两个重要时期,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早期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还是后期的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维特根斯坦,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前卫知识分子的学术偶像。正如每个存在个体的成长一样,后工业时代的哲学也在成长。解读概念,是德国哲学的专长,他们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既偏又远,他们以为可以创设一个严密而独特的逻辑体系,让世界长久地围绕自己的那套理论运行。实质上,他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成功过,因为传统不会接受,先贤们首先不答应。人的个性、独立性以及崇尚美和关注情感的智性一旦丧失,就会走向麻木不仁的极端主义和纳粹主义,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哲学不应该摒弃人本主义,即便它不完美。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所谓的超人哲学,其实是一把真正双刃剑。过分地强调自我和生命自由,也会造成心智的恐惧和不安、弱化人的智性和道德判断。对于个体而言,人生的苦痛无需回避,事实上也回避不了,一味地推崇快乐主义,只会造成文化上的泛娱乐化;当然,也不要用逻辑分析的方式限制个体的自在而为,艺术审美和数理逻辑如同人的左右手,若有妨碍,那也是心智的问题,而非其他。所以,除了个人本位的道德哲学之外,我们还需要宗教信仰和“轴心时代”的学问。对于西方而言,可能是基督教和古希腊;国人而言,自然是儒释道三教和先秦诸子。

   四、从大陆新儒学和“新康有为主义”说起

   近五十年来,学者们对于港台新儒家的学术创新狂热追捧。因为他们起步早、受到的伤害少,所做的学问也就比较纯粹。然而这几年,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学者以“春秋公羊学”以及所谓“新康有为主义”为幌子,非要造出个“大陆新儒家”来,与港台那一派分庭抗礼。

   港台新儒家沿着宋明理学的路子往下走,本就没什么错。如果钱穆先生还活着,也一定会对蒋庆、陈明这些人的“政治儒家”表示反对。要知道,在宋明理学之前,没有哪一子能做到道统、政统与学统的“合一”,董仲舒、扬雄的贡献也仅仅在于开启了汉学的解经传统。儒家首先是学术流派,而非政治社团,先“内圣”而后“外王”作为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准则,这点毫无争议。而今,看看往日里视学术研究为第二生命的智者们,一个个被批评与质疑声弄得脸红脖子粗、上气不接下气,试问:被搁置了几十年的诸子学怎么办,我们还能否对纯正的德性之学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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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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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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