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先秦诸子的“愚民”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18-03-09 01: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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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族意识也日趋鲜明和强烈,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怀疑和否定,转变为眼下的讴歌与激赏,所以少年读经典的主张有人提倡,儒学拯救世界的论调有人鼓吹,凡此等等,都是对“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观念的彻底反动,当然是大长了国人的志气,灭了亨廷顿之流的威风,岂不快哉!

   然而,对于某些学者毫无保留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遗余力宣扬“人文精神”古已有之的论调,甚至进而将儒家“民本”思想附会为近代民主思潮的做法,我是深表怀疑,不敢轻易苟同的。说实在的,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心情与动机,但却无法赞同如此看待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因为这不是科学理性的行为,也与历史的真相背悖。要知道,早我们近百年的梁启超比今天不少人的头脑来得更为清醒,例如他心目中的儒家民本观,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是根本不能与近代民主思潮相提并论的:“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证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也。儒家虽言得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先秦政治思想史》)

   说到底,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传统社会机制之上,它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存的统治秩序。这一点在先秦诸子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左传》上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不论是儒家、法家也好,还是道家、墨家也罢,它们都是“毛”而已,都依附在专制集权统治的这张坚韧的“皮”上。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们都很一致的强调现存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把治国管理的终极目标设定为维护纲常名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制集权统治功能这一点上,而“愚民政治”正是这一政治理念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注脚。

   检阅先秦诸子的著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鼓吹“愚民”,让广大民众成为一群浑浑噩噩的愚民,乃是当时各家各派的普遍共识。儒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民众是“下愚”,且无法改良属性、提高素质(“不移”),那么自然只好是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了。道家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即主张千方百计让广大民众变成一群只知道吃饭睡觉,不会思考动脑的混沌人,也就是将人的社会性消除到最低程度,只保留人的生物性,“无擢其聪明”,(《庄子·在宥》)“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第四十九章)并美其名曰,这是使广大民众“安性命之情”的正确途径。

   法家是极端的专制集权鼓吹者,提倡与推行“愚民政治”当然是比任何人来得更加起劲。他们所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篇》)

   其他像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是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孙子兵法·九地篇》);墨家之强调“尚同”,鼓吹“上同而不下比”,等等,也都是“愚民政治”不同形式的表述。这也说明,“愚民政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立场,所稍有区别的是,法家等人是赤膊上阵,公开兜售,整个儿“刽子手”的形象;儒家之流则来得比较含蓄一些,“半抱琵琶犹遮面”,不愠不火,留有余地,更多的是以“牧师”的模样出现。可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各家在此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区分,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先秦诸子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主张实行“愚民政治”?说白了,就是担忧恐惧民智大开导致思想多元,异端蜂起,对专制统治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以至动摇所谓的“国本”。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能由君主一人思想,由君主一人来定是非曲直,他说黑,别人就不能说白;他说是方,你就不能说圆,最好是跟上一句:“瞧瞧着东西方的有棱有角。”而绝对不允许有思想上的多元,所谓“两则争,杂则相伤”,(《慎子·德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除君主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做君主专制机器上的零部件,君主放在那里就在那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绝不容许有半点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最高明的统治,是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这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要消除民众的智与欲,消除民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之陷入无为之地,不能有为或者是想有为而不敢为:“绝学无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

   当然,作为当时最活跃的读书人,诸子百家人物都不是笨伯,他们知道,思想观念是人心深处的东西,最难了解和控制,然而它又最具生命力,势必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禁止人们的言行相对比较容易,但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则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使国家按自己的理论宗旨得到治理,使君主专制独裁体制永远牢固,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在推行“愚民政治”时就必须正本清源,从禁锢人们的思维活动做起:“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老子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言论概括了这种“愚民之术”的主要内涵及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三章)。在这样理想的“愚民之术”引导之下,普通民众个个“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庄子·山木》),管束起来自然是舒舒服服,得心应手了。所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先秦诸子鼓吹“愚民政治”的深层意图与本质属性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先秦诸子亟切推行“愚民政治”似乎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民众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后世之人越来越变得聪明,最终成为历史活动中的主宰呢。恰如孙中山所说乃已成为普世的价值取向,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很让专制集权体制的辩护士——先秦诸子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可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思想家所设计的政治运作模式,都必须合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都必须具备可操作的基础条件,不然终究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即使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招摇撞骗,兜售其奸,但终究要为历史所无情抛弃。这就是我们在考察先秦诸子“愚民政治”理论之后所获得的基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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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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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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