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秦中亮: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6-11-02 23: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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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秦中亮  

一、《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

   晚清民初以来,学术界治诸子之学蔚然成风,开风气之先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钱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说:“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学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他本人早年治诸子学,也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钱穆认为,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应先考求诸子生卒行事先后,如果诸子的年代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也就无从说起。所以,他早年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即是一部专门为诸子的生卒行事作考辨的考据著作。

   据钱穆自道,《系年》一书草创于1923年秋。当时他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为学生讲《论语》,自编讲义,成《论语要略》一书。该书第二章,对孔子生卒行事多有考订。1924年秋,为三师学生讲《孟子》,撰《孟子要略》,先为孟子传,“考订益富”。

   钱穆早年治诸子,疑《易传》、《老子》,称“《易》与《老子》之思想不明,则诸子学之体统不可说也”。在考订孔、孟生卒世年之前,已撰成《易传辨伪》、《老子辨伪》二篇。《易传辨伪》未刊出,《老子辨伪》后易名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在《燕京学报》第8期上。《孟子要略》成书后,钱穆始专意治《易》,成易学三篇,其中一篇即辨《易传》非孔子作。他晚年在《孔子传》再版序中回忆说,抗战时流转西南,居成都北郊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为蠹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已全蚀尽,很难补写。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讲演。讲辞共分三部分,首先考察《易》的原始,专论《易》卦的起源及象数。次讲《周易》上下篇,阐明《易》起于商周之际,旨在说明周得天下盖由天命。第三部分讲十翼非孔子作,提出10条理由加以论证,还从“道”、“天”、“鬼神”等范畴来论证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

   先秦学术,孔墨孟庄荀韩诸家,皆有书可按,惟名家、阴阳家,记载散佚,最为难治。所以,钱穆在治《易》、《老》的同时,又兼治名家、阴阳学说,拟写《先秦名学钓沉》、《先秦阴阳学发微》两书。1925年10月,钱穆埋头整理在厦门集美学校所写的公孙龙《白马论注》旧稿,改写成《公孙龙子新注》,又汇编《惠施历物》与《辩者二十一事》等考辨惠施、公孙龙事迹旧稿,汇成《惠施公孙龙》一书。惠施部分由惠施传略、年表、惠施历物和惠学钩沉等组成,公孙龙部分包括公孙龙传略、年表、年表跋、公孙龙子新解等内容,特别是公孙龙子新解一节颇多新意。钱穆后来在致胡适的信中称此书“乃逐年积稿,历时数载,用心较细,所得较密。公孙子五篇新解,颇谓超昔贤以上。”

   1926年夏,钱穆在无锡三师为学生讲“国学概论”,讲义第二章即为先秦诸子,对诸子事迹及其学术源流作了提要钩玄的阐述。比如他在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的基础上提出了“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之说,以儒墨为宗疏理诸子,把先秦诸子分为三期,就颇多创获。此章内容集中反映了钱穆早年治诸子学的意见,虽然当时“限于听受者之学力,未能罄其所见,著语不多”,然而他治诸子学的大体意见,“略如所论”,一生未有多大改变。

   钱穆早年喜墨学,早在无锡梅村县立四小教书时,就撰有《读墨闇解》、《墨经闇解》二文。此为他治墨学之始。1923年春,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的钱穆对墨辨思想进行研究,写成《墨辨探源》一文的上篇。1924年,他在无锡三师任教,因读章太炎《名墨訾应考》各篇,有感于章氏墨学“非一人所能尽解”之言,遂对集美旧稿加以整理、增补,成《墨辨探源》一文,发表在当年《东方杂志》21卷第8号上。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又写有《墨辨碎诂》一文,对《墨辨探源》作补充。1929年,完成《墨子》一书,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他早年研究墨学的总结,书中对墨家得名的由来,墨子的生卒年月,墨学的思想系谱、别墨与《墨经》,以及许行、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诸家与墨学的关系、墨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皆有深入具体的讨论。

   1930年春,钱穆在苏州续姻,从“家遭三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新婚后10日内写《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一篇,列于书首。至此,《系年》一书大体完成。

   1930年秋,钱穆执教北平燕京大学,每周有三日暇,为“有生以来所未有”。所居朗润园,环境宁静,燕大藏书丰富,北平城学者云集,相互讨论问学的机会大增。在这样一个良好的著述环境下,他“重翻陈稿”,以半年之力对旧稿加以增补修改,成4卷160余篇,30多万字。又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体例,制“通表”4份,与“考辨”4卷起迄相应。表首列周王年次,并注西历纪元,下载列国世次,取舍一与“考辨”相应,诸子生卒,各详于其生卒之国,其出处行事亦各详于其所在之国。故《系年》实由“考辨”、“通表”二部分组成,“通表为纲,考辨为之目;通表如经,而考辨为之纬”。“通表”之后又作“附表”,有“列国世次年数异同表”、“战国初中期列国国势盛衰转移表”、“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三份,概括“通表”大意,以便读者浏览。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钱氏晚年曾说,自己一生著书无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不过,这部奠定钱氏在民国学术界一流学者地位的著作在出版时却颇费周折。

   如上所述,《系年》一稿大致在钱穆进入燕大任教之前就已大体完成,出版前已得到浏览此稿的史学大家蒙文通、顾颉刚等人的击节称道。钱穆入燕大任教后,又对旧稿加以修订增补。书成之后,由好友顾颉刚推荐给清华,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当时列席审察此书的有冯友兰、陈寅恪等三人。冯友兰认为此书不宜作教本,若要出版,当变更体例,便人阅读。陈寅恪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系年》“作教本最佳”,并盛赞“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由于审读意见的分歧,钱著最终未获通过。

   钱穆转入北大任教后,在北平图书馆珍藏书中得清人雷学淇所著《竹书纪年义证》家传本,择其相关者,一一补入《系年》中。同时,也为自己这部研究先秦诸子的用力之作的出版多方奔走。1934年暑期,钱穆离开北平回苏州省亲。8月9日这天,他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封自荐信,拟将书稿交商务出版。信云:

   云五先生大鉴:久慕高风,未接謦欬为憾。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属稿五六载,稿成藏箧笥又有年。素仰贵馆热心文化,阐扬学术,不遗余力,拟将此稿交贵馆出版。倘蒙约期面晤,谨当携稿前来,蕲聆教益。适之先生一函,并以奉阅。顺候 公祺

   钱穆敬上 八月九日

   回函请寄苏州曹胡徐巷八十号

   王云五收信后很快回复钱穆,钱随即携带《系年》稿前往上海与王面谈,谈后即把书稿留在了商务。经过审读后,当月18日,王云五写回信一函寄往苏州钱宅:

   宾四先生大鉴:日前屈驾,畅领清诲,欣忭无既。承交示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一稿,拜读甚佩。谨当接受以版税办法印行。出书后,依销数照定价抽取版税百分之十五为酬。兹遵嘱将《通表稿》另邮挂号寄上,请校阅一过连同补稿一并掷下,以便付排,为盼。此书格式,拟照敝馆《大学从书》版式,五号字排。俟《通表稿》奉到,当发交敝京华印书局排版,俾来日可就近送请先生校对。泐此奉布,顺颂文祉。王云五。(商务复信虞字第4573号)

   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系年》后,钱穆自任校对,从头逐字细读书稿,改定疏谬者10余处。1935年12月,钱穆这部考订先秦诸子的名著终于出版问世。从1923年秋他发意著《系年》,至1935年底该书最终问世,前后花了10多年时间。

  

二、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

   自乾嘉以来,学者考证诸子,成绩卓著,这为钱穆治诸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清人治诸子,也存在不少问题。在钱穆看来,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其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其二,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其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系年》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佚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200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他早年治诸子学的系统总结。

   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是《系年》一书的最大特色。历来考论诸子年世,多据《史记•六国年表》,有的也参照《史记》其他篇目。而《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史记》记载诸子及战国史事多误,往往也“有例可括”。钱穆总结出《史记》记载多误的10条规则:有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者;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钱穆认为不仅《史记》记诸子史实多误,而且《史记》三家注对《史记》之误未能辨伪发覆,实亦多误。再加之传抄失真致误(如字形近而误、脱落而误、增衍而误、颠倒而误),窜易妄改增误(后人改易而误、窜乱而误),后人曲说而致误。各种误因相加,“误乃日滋”,“纷乱不可理”。后世治诸子者对于这些伪误不加校勘、辨伪而引其说,其结果是误上加误。所以他不无感叹地说:“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

钱穆订正《史记》之误,所用之书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此书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共13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事。杜预等人,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远胜《史记•六国年表》。晋唐间的学者,如束皙、杜预、臣瓒、司马彪、刘知幾等都曾利用《纪年》提供的新材料纠正《史记》之失,取得了不少成果。魏冢原书,在两宋之际佚失。《今本竹书纪年》二卷,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面目全非。《纪年》言三代事,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均异于儒家记载,后人遂不信《纪年》,视为荒诞之书。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采《纪年》其文,以著异同。清人考证此书,不下十数家,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校订》、《竹书纪年义证》最为有名;近人治《纪年》,以朱右曾、王国维成就为最大。朱氏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氏辑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至此《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犹未能彰显于世。钱穆早年在无锡城中一小书摊购得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一部,取以校王国维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特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文,发表在1927年《史学与地学》第3期上,这是《系年》中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字。进入北平任教后,他多方搜集治《纪年》的专书,自言“于明代以下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15)他在《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记》五条证据,并根据《纪年》订《史记》记诸子年代、行事的伪误,颇多学术创获。钱氏自言:“余为《先秦诸子系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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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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