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兆锐:密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15-09-12 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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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兆锐  

   约翰·密尔(旧译为约翰·穆勒,以下简称为密尔)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十九世纪变革时代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政治评论家。作为一位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也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学界更多关注于密尔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等思想,对于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为东印度公司或公司)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其实,密尔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与东印度公司密不可分,他全部职业生涯的35年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度过的。密尔在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东印度大厦工作,主要职责是起草英国政府与殖民地印度之间的公文急件,后期随着职位跃升,他一度制定和决策了殖民地印度的相关政策。下面,将从梳理密尔父亲结缘东印度公司入手,来探讨他少为认知的一面。

   家族的印度渊源

   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以下简称为老密尔)是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与大卫·李嘉图一起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为是杰里米·边沁的好友,这使得老密尔也成为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

   老密尔的《英属印度史》1817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并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作品已成为这一专业领域的权威著作,老密尔写作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试图对印度社会作一个哲学的分析,并评估它在‘众多文明’中的位置。毫无疑问,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愚蠢赞美,而这恰是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的标志”。

   该书详细描述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攫取印度殖民地的历程,尽管老密尔非常反感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特权,对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条例也进行了许多猛烈抨击。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还没有哪个政府像东印度公司那样尽其所能地对其印度臣民表示善意。③换言之,英国人统治印度肯定要好于印度人统治他们自己。

   作为长子,密尔眼里父亲的成名作是,“对我教育贡献很大的一本书是父亲的《英属印度史》。我现在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足之处,但我仍然认为,即使它不是人类写过的最有指导意义的历史书,也是一本对一个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人最为有益的书”。密尔毕生对于父亲这部书推崇有加(尽管也曾经指出其中的某些瑕疵),赞誉父亲是“第一个把理性之光投射到印度社会的历史学家”。

   这部巨著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变了老密尔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南亚史专家埃里克·斯托克斯说,《英属印度史》的出版,“促成老密尔和他儿子(约翰·密尔)在1819年后的就业,并在东印度大厦牢牢稳固了功利主义在印度事务中的影响”。⑥如果没有这部著作,或许就可能没有东印度公司的任职,他的家庭将继续处于贫困状态,这一职位给予他以及其家庭以经济保障。的确是这样,无论是老密尔还是密尔都不用再费力寻找其他工作,有了来自东印度公司稳定丰厚的报酬,使他们在接下来的五十年成功保持在一个舒适的水平。

   由于《英属印度史》出版引起的轰动,老密尔成功获得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任,尽管他在该书中也批评过东印度公司。1819年,他被任命为东印度大厦通讯部检察官助理,主要负责起草发往印度的公文函件,以供东印度公司高层作决策参考。

   凭着出色的才华,老密尔迅速晋升为这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一个实际上的印度副国务卿”。1836年,老密尔去世。密尔在其《自传》中这样评价父亲,“鉴于他的巨作《英属印度史》的主题,他是健全治国之策的创始人,这只是他一生中较小的功绩之一”。这部书最终成为选拔印度公务员的教科书。1859年(该书出版四十多年后),约翰·布莱特在英国议会下院说:“如果新任印度总督对印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我敢说,当他接到任命时,他闭门研究的肯定是詹姆斯·密尔先生《英属印度史》的第一卷。”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反对者,布莱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从侧面证明了该书的影响力。不过,由于老密尔从未到过印度,也没有与任何一个印度人交谈过,他的写作仅仅是依靠文件材料和档案记录来完成。因此,这一事实遭致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迪亚的严厉批评。

   必须要说的是,父亲在这部书中对印度的相关论述,对密尔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的确,密尔从《英属印度史》中得到了一个关于如何看待非西方民族的偏颇观点。

   比如,老密尔拒绝在印度(他在英国国内却大力主张)实行代议制,因为印度人民所处的文明阶段和道德政治局势,使得印度还不具备代议民主制的土壤。因为,每个国家在文明发展的阶梯上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位置,所以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与民族,最好的统治形式是不同的,因此,最好的政府形式未必是最适合的。印度文明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任何按照工业、艺术和文化的属性,印度拥有一个野蛮民族的主要标志。印度人都是人类种族中最受奴役的部分。一个简单的比较开明的独裁政府形式(即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通过欧洲人的荣誉感与欧洲的智慧,是现在适合殖民地印度管理的唯一形式。

   对于印度人的民族性格,老密尔的描述是:他们的奴性和怯懦的灵魂,以及如何在一个有吸引力之下、惑人的外表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欺骗和背信弃义的倾向。印度人是不诚实的,这成为西方人对印度人乃至对整个东方人长久以来的偏见。印度文化的这些弱点使得印度人是消极的、挥霍无度的、被压迫的、无组织的和容易遭到外来的侵略。此外,老密尔还把印度文化与大部分中东和远东文化相提并论。他把印度教徒描述为,与中国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明状态相差无几的一个文明状态。

   简言之,较高文明的标杆就是欧洲的文明,印度是不开化野蛮的,中国则是停滞的专制帝国,整个东方社会处于不文明的状态。这些观点对于日后密尔的整个思想体系,影响深远。六十年后,密尔在其代表作《论自由》中,也几乎用惊人的相同口吻来讨论野蛮的印度人。为此,威廉·托马斯分析原因说:“由于这本支配着密尔童年时代的著作(指《英属印度史》)是一部关于一个落后民族的征服史,密尔成年时期的职业便注定要参与对这个民族的管理。这种关系可以解释密尔对落后和进步社会状态的先入之见,这种见解在密尔的全部政治问题论述和大部分思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此外,密尔的弟弟乔治·密尔,1844年进入东印度大厦,在1858年因健康原因离开。另一个弟弟詹姆斯·边沁·密尔曾在印度作为一名公务员服务了三十年,应当说他比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更近距离地观察了印度这个国家,但是乔治·密尔和詹姆斯·边沁·密尔都没有达到他们父亲和长兄所拥有的重要职位。由此可见密尔家族与印度的渊源之深,非同一般。

  

子承父业

   好员工密尔的《自传》告诉我们,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幼年早慧,没有进过学堂,全靠父亲老密尔指导和自学成才,社会洞察力和学识远超同龄人。应当说,父亲对密尔的影响几乎是全面性的,从个人教育,职业选择到学术研究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父亲的身影。国外有学者曾评价说,老密尔是密尔性格形成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

   密尔在其《自传》开篇就明确写道,他是《英属印度史》作者詹姆斯·密尔的长子。正如迈克尔·莱文的分析:“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来向他的读者做自我介绍。比如可以按照信仰、民族、种族、职业或社会阶层的标准。”密尔刻意选择把自己归类为他父亲的附属物,可见其父的影响之深。

   也正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密尔注定要与东印度公司产生某种联系。父亲开始写《英属印度史》是在密尔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密尔是与父亲的这部书一同成长。从《英属印度史》中,密尔形成了对印度文化的早期印象或者说第一印象。多年后,密尔仍然热情不减地回忆这部书对他所形成的影响:“从这本优秀的作品中我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它对印度的社会与文明以及对英国的制度与管理条例的评判和专题论述,赋予我的思想以指导、推动和鼓励的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这些道理,对我以后的进步大有裨益。”

   在父亲的安排下,1823年,未成年的密尔在东印度公司印度通讯检查官办公室谋到一个职位。这种安排打乱了密尔的未来人生设想。因为,密尔的理想是做律师、竞选议员、做个政治家,把哲学家抽象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父亲的这一举动,使得密尔不得不在从东印度公司退休之后才有机会进入英国议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东印度公司就职意味着密尔一直会处于父亲的羽翼庇护之下,这恐怕是密尔极不乐意的。

   其实,父亲的安排也有自己的考虑。老密尔认为在东印度公司就职可以比其它职业得到更丰厚的薪水,稳定的生活可以让儿子从容不迫,有更多人生抉择的资本。密尔生活的时代,到殖民地经商或到东印度公司任职几乎成了生财之道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想赚钱,他可以经营海外贸易,或成为一个律师。如果他想冒险,则有东印度公司”。可以想见,老密尔早年的家境贫寒以及自己在伦敦捉襟见肘的生活经历,在儿子职业选择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到东印度公司当职员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若干年后,密尔在《自传》中颇有感触的谈到父亲为他谋职一事,“对于任何有资格取得文学或思想较高成就的人来说,为报刊撰稿绝不是长久的生计来源,不仅因为这种生计手段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如果作家有良知,他只会为自己的见解而不会为他人的见解而写作;而且因为以写作为生的作家的作品本身就不值得存在,也绝不是作家倾注心血的作品。作为塑造未来思想家的作品,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来完成,即使作品写完了,一般来说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引人注意而出名,因而不能指望此为生存手段。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得不依赖单调乏味的写作,或最好的也是依赖于写些通俗的作品;当要做自己中意的事情时,他们只能从必要的时间中节省出一点时间,但通常这点时间都少于公职的闲暇时间,而又使我们身心疲惫不堪”。

   密尔的这段回忆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一般而论,衣食无忧方可做出大学问。中西方历史上不乏做大学问的旷世奇才,但他们为了生计或趋炎附势,成为御用文人,或干脆做起了刀笔小吏。那些敢于直言己见的学者大多穷困潦倒一生,直到过世多年后他们的思想遗产才逐渐被世人所认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抉择,我们可能不会见到后来敢于毫无保留地阐述己见的密尔。密尔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见解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由于有了东印度公司的稳定工作和丰厚薪水,密尔从政愿望最终得以实现。1866年,他被选为议员,任职两年。任期内,他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做出过贡献,并且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

   进入东印度公司后,密尔从最底层职员做起,天资聪颖加之父亲的刻意栽培,仕途一路顺风,1856年,晋升为检查官。这是年薪两千英镑(当时是一笔巨款)的高级职位,在头衔上仅次于公司的最高统治者,负责监督除陆军、海军和财政之外的所有与印度殖民政府的事宜。

   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为密尔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自传》中,密尔写道:“使我通过自身的观察学会处理实际公务的必要条件,这个机会对于我作为那时见解和制度的理论改革者有相当大的价值”。

   的确,密尔从1823年的懵懂少年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行政权被取缔,人生最美好的35年,也是全部工作生涯都奉献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经历完善了他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中也经常以印度为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而他的印度观、东方观、殖民观等思想都能发现其父亲的烙印。比如,密尔认为印度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更多的善;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比所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要好的多。

密尔只做了两年的东印度通讯检查官,或许他希望在这个职位多待几年就可以晋升为东印度公司的最高层,但遥远印度发生的一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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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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