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昊:利益与形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之争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6-08-14 17: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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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昊  

  

   作者简介:

   高昊,英国埃克赛特大学历史系,英国高昊,男,安徽安庆人,英国埃克赛特大学历史系讲师。

  

   1840年以前的英中关系是史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多年来,中国的“世界史”并未把中国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而有关鸦片战争之前英中关系的研究,更是一个少有涉猎的课题。中国近代史学界虽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①,但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史学界,至今仍鲜有研究从英国殖民史的视角来探析1840年以前英中关系的重要变化。基于这一研究状况,本文利用大英图书馆的相关原始资料,重点探讨19世纪30年代英国方面有关中国形象的一场激烈争论,及其对这一时期英中关系走向的影响。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此间英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与政治背景。

   英国对华态度的转变大概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之交。这不仅由于马戛尔尼使团(TheMacartneyembassy,1792~1794)和阿美世德使团(TheAmherstembassy,1816~1817)使英国外交人士开始有机会直接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来到亚洲从事贸易。尤其是在1813年,当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已颇具影响,英国议会颁布了一条限制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的“特许状法案(theCharterActof1813)”。该法案规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东印度公司除在茶叶贸易和对华贸易上仍享有垄断特权,其他亚洲贸易将向英国个体商人全面放开。②这一新规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在19世纪一十至二十年代,大量英国“自由贸易者(freetraders)”③涌向亚洲,这使他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市场。尽管从理论上说,与中国的贸易仍属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范畴,但自由贸易者们已迫不及待地通过不同方式成功涉足中国市场。他们有的向东印度公司支付一笔费用,购买对华经商的特许资格,有的绕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其他国家商业代理人的身份直接在华贸易。④这些英国自由贸易者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格局——他们一方面通过从事鸦片贸易使大量贵金属从中国流向英国,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贸易的特殊性质引起了广东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双重不满。特别是根据清政府当时的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只能由广州十三行代理⑤,而与英国自由贸易者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业伙伴完全是沿海走私商人,这不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东印度公司管理英人在华贸易的权威。面对这种情况,东印度公司和自由贸易者之间的不满日渐加剧——东印度公司认为这些商人的到来破坏了之前相对稳定的对华贸易状况,而自己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却没有任何法律权利控制他们的行为。自由贸易者们则认为东印度公司不但不能为自己的在华贸易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倒使他们不能放开手脚在中国从事更大规模的贸易。19世纪30年代初期,当为其二十年的“特许状法案”即将失效,这两派英国商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为在此后的对华贸易中占据更主动的地位,东印度公司希望延续其垄断特权,并规范对华贸易秩序,使其回到易于自己掌控的局面中来,而自由贸易者一方则希望借自由贸易理论的盛行,一举击溃东印度公司,结束其在华贸易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说服并不了解中国的英国议会和民众支持自己的立场,两派英国商人各自塑造了一套完整却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从而导致一场关于中国和对华贸易的争论。

   应该说,在当时自由贸易理论盛行的环境下,代表垄断特权阶层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然而,为说明其在华贸易垄断的必要性,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引入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使欧洲的那套自由经济理论在中国“完全不适用(whollyinapplicable)”。⑥他们声称,关于中国市场的不开放,东印度公司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因为“只要中国的广州体制不改变”,那么单从英国方面开放中国贸易将不起任何作用。对此,阿美士德使团领导人之一的亨利·艾利斯(HenryEllis)指出,“由于中国法律使外国商人在华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我不认为英国在印度开放贸易所产生的那些积极效果会在中国重现”⑦,而“除非中英双方同时解除贸易限制,否则英国商人和厂商所企盼的两国深入贸易交往将绝对不可能出现”⑧。

   基于这种对中国贸易形势的诠释,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当前英国的对华贸易稳定且盈利,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保证东印度公司的体制在中国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下去”。⑨唯一一位参与过前两次访华使团的英国人、当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托玛斯·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认为,东印度公司已通过过去多年的合法商业活动建立起了一个健康的中英贸易机制,它“不仅稳定而安全地为英国政府带来收入,而且向英国大众提供了足量的日常消费品(作者按:主要指茶叶)”。⑩而且,斯当东强调,正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华人员的长期合法贸易活动,使他们赢得了广东政府及人民的信任。所以,东印度公司不仅能在贸易中获得中方的种种优待,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政府和十三行商人的一些态度和行为。(11)为证明这一观点,议会中支持东印度公司的人士在1830年组成一个特选委员会,专门论证该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积极影响。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指出:“在东印度公司主理的茶叶贸易中,中方不仅报价合理,而且每年在茶叶上市之前,都特别让英方优先选择质量上乘的茶叶,这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由于东印度公司常年进行诚信贸易,中国方面对西方商人在整体上都保持着良好的印象。”(12)

   在声明东印度公司过往成就的基础上,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又进一步指出,放眼未来,唯有东印度公司有能力保证“对华贸易繁荣且相对稳定的局面”。(13)为证明这一观点,他们努力营造一种印象,即一旦当前的体制终止或改变,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商人群体在中国的贸易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例如,艾利斯评论道:“如果我们宣布东印度公司将不再代表英国国家,也不再对任何个人的行为负责,那么中方对我们的信心将大打折扣。到头来,受损害的将是整个外商群体的利益。”(14)马丁对此补充道,“一旦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商业利益受损,政府的财政收入定会大受影响,到时候,这些负担很可能会转嫁到公众身上,这对英国国内的工业发展和人民福祉都不是什么好事”。(15)总之,根据这一系列论证,东印度公司人士一致认为,只要“中方垄断(作者按:指广州体制)”保持不变,英国自由贸易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他们对在华贸易的种种设想。而就整个中英贸易而言,东印度公司是“所有英人利益的最有价值的保障”,而不是双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16)鉴于“对华贸易事关重大,我们对于当前这一稳定安全的贸易体制绝不可轻举妄动”。(17)

   然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想说服崇尚自由贸易的英国人相信有些“过时”的商业垄断体制并没有那么容易。为争取议会和公众的信任,东印度公司人士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即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了解。通过把自己塑造成解释中国的权威,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有意将中国演绎成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他者”——鉴于中国人的经济、政治理念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所以西方的自由贸易理论绝不可轻易照搬到中国去。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使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国际贸易。东印度公司人士指出,“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着力打造国内各地区间的物质交换和商业联系”(18),这使得“在中华帝国内部,各种生活必需品乃至奢侈用品都应有尽有”(19)。因此,“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帝国内部的资源已经被这里的人民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了”。(20)在此基础上,纵观中国历史,“不管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谁也没有把和外国人进行贸易当作积累财富的手段”。(21)

   其次,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使中国人在政治上倾向孤立,并对国际交往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解释说:“早在中国人有国际交流的概念之前,他们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22),这使得中国人有资本“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公开且高傲地宣布自己完全不需要和世界其他地区相互依存”。(23)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国际交往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益处。因此,相比西方人认为国家间的交流和合作有益于双边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国政府坚信限制中外交流是保证中华文明纯粹、完整的有效方式。

   再者,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还被用来解释一些西方人并不赞赏的文化现象。例如,对于广受诟病的所谓“专制”体制,斯当东根据自己数十年的在华经验辩解道,“不管中国人的这些习惯在我们外人看来是多么没有道理,它们实际上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24)这种“下级对上级无条件负责的机制”,在斯当东眼中,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根据费舍尔的理解,正是这种独特的机制,使“偌大一个中国如此有效地运行起来”(25)——因此,这只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特殊之处,却谈不上孰优孰劣,更不应作价值上的判断。

   东印度公司人士精心建立起这套关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话语和形象,是因为他们崇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的政府与法律,而不是逆其道而行之。相对于当时一些西方人将中国渲染成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度,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坚称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highlycivilized)”的民族(26),所以外人完全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对此,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明确指出,“出于公平,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有权利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内务,这包括在对外商业交往方面的限制。中国完全有这样的自由,她不用对任何国家负责”。(27)基于这种认识,东印度公司人士强烈反对采取较为强硬的方式推进中英双方的商业交往。他们认为“任何通过践踏中国法律迫使中国人与我们贸易往来的方式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还将使本来有利可图的商业交往变得糟糕”。(28)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又利用其特有的“中国经历”,塑造出中国人民爱讲道理(willingnesstoappealtoreason)的正面形象。例如,费舍尔曾宣称“中国的教育使人们温文尔雅。他们很讲事理,也乐意在对的道理面前改变自己的行为……中国政府一贯都热衷向人民展示自己行为的合理之处”。(29)通过树立这一形象,东印度公司人士进一步证明了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最好的方法不是挑战或无视其法律的权威,而是“对他们的制度和规定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并以和善的方式与中国政府交流”。(30)

   虽然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在表现中国形象方面一直试图表现客观且诚恳的态度,但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来暗示自己是解释中国的唯一权威,从而将自由贸易者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一位东印度公司人员曾匿名写道:“只有我们才了解中国人。只有我们才和中国政府能建立联系。除了我们在中国的雇员,谁也无法了解这个特别的国度。”(31)诸如此类的言论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这场论战中颇为常见。应该说,它们表现了东印度公司所乐意普及的双重中国形象——一方面,尽管中国的文化和体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受到外人的尊重而不是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太过特殊,只有对它有深刻了解的专业人士才有能力与它交涉。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过去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唯其在华雇员才能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所以,这一长年行之有效的交流体制绝不可轻易调整。正如斯当东一语道出他们的真正目的——“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业领导地位不仅应该维持,而且应该认真且坚定地长期推进下去”。(32)

面对东印度公司精心营造的一系列中国形象,自由贸易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针锋相对地建构起一套话语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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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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