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新四沿”战略: 打开区域发展大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8 22:57:57

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   区域发展  

常修泽 (进入专栏)  

  

   【摘要】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实际,根据国际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章提出了以协调开放型为核心思想的“新四沿”区域发展战略,旨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谋求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新四沿”发展战略涵盖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一体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大陆和周边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项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京津冀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  “新四沿”战略 区域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国内外对此颇为关注。制定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要接中华大地的“地气”,而且要看清世界发展的“天光”①。这里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内部要“协调”;二是外部要“开放”。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其中,“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而且还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与诸多国家共同发展的宏大开放战略。它再次启迪我们,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20多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笔者当时的“协调开放型”思想,曾与青年学者戈晓宇提出“四沿”(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包含“丝绸之路”)开放战略。1988年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1182期,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为题,上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同年5月26日,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第21期)专题报道“四沿”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并在导语中指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②。这是旧话,但与如今讨论新阶段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又有某种内在联系。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迈入同一条河流。”③历史推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世界在变,亚洲在变,中国也在变,因此,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也应该变。针对当前世界新形势,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实际,在此提出升级版的协调开放型区域发展战略——“新四沿”发展战略。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一体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国家最大的战略支撑地区的实际。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有10个省市,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东部沿海地区共有人口5.2亿人,占全国的38%;面积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2万亿元,占全国的56.7%。显然,这里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撑。2015年3月,国家决策层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④中明确提出:沿海地区应“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这是对沿海地区发展的新定位。

   在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发展中,有四个“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四个“经济圈”最新态势如何呢?

   珠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有宽、中、窄三个不同的层次。宽泛的是指“泛珠三角”(9+2,即9个省加港澳);中间层次是习惯把珠三角与广东省互称;但严格意义的珠三角是指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等9个城市。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6778.1万,占全国的5%;面积56750.9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3060.5亿元,占9.3%。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已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单位面积产出超过其他地区而居首位。同时,其经济开放度较高,利用境外资金是沿海四大经济圈中增长最快的。⑤

   长三角经济圈。根据2010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范围包括沪、苏、浙,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共16个城市。据统计,该核心区共有人口10975万人,占全国的8.1%;面积110300.5平方公里,占全国1.1%;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97760.5亿元,占全国的17.2%。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截至2015年6月,笔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将安徽的一批城市和苏北某些城市纳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经济圈内有上海大小洋山港,在航运和对外贸易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以及隶属于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衡水。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10919.62万人,占全国的8.0%;面积218727.5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3%;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62172.2亿元,占全国的10.9%。京津冀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

   海峡西岸地区。国家已明确提出“海峡西岸台商投资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福建省,而且包括浙江南部温州一带、江西赣东一带和粤东潮汕一带,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区。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9042.6万人,占全国的6.6%;面积272149.4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7159.4亿元,占全国的6.5%。特别是这里与海峡东岸有“五缘”,即地缘、人缘、血缘、文缘、商缘,是两岸合作的基地。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有两个支柱:其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其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以珠三角经济圈(深、广、珠三角)为龙头,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1979)⑥;20世纪90年代,以更大的珠三角经济圈(整个广东)为龙头,同时启动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21世纪伊始,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同时启动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开发开放。21世纪10年代,“沿海”地区的龙头定在哪里?经过比较,笔者建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选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沿海地区发展的龙头。

   为什么主张以京津冀一体化作为龙头?除了京津冀本身所处的中枢地位和处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的战略地位外,主要有四点理由:

   第一,这是由新阶段“五环式改革”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之路:在地域上,由南而北、由边缘向“中心”,逐步推进;在领域上,由经济向全面领域逐步推进。前三十几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属于单向度的经济改革;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五环式改革”⑦(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新阶段。京津冀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大部分中国的财团总部集聚于此),而且是中国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尽管各地都面临“五环式改革”的任务,但是,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是重点首选之地。

   第二,这是破解结构难题、推动创新发展所必需。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调整结构”,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尤其在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依然相对滞后。虽然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48.2%,但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⑧创新方面也不理想: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⑨下一步,中国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体,同时,推进“创新立国”⑩。在这方面,北京市的服务业走在全国前面(比重已超过75%),在自主创新方面也一马当先。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全国的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这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打造“绿色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举措。促进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新潮流,现代化呼唤“绿色化”。本文的“绿色世界级城市群”命题内涵,不仅包括区域内城市密集、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性城市、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贸易中转大港、城镇人口至少达到2500万等,更重要的是,它应是国家乃至世界绿色发展的核心区域。但现在的问题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严重,特别是首都北京雾霾十分严重,成为海内外诟病的问题。中央和全中国人民都希望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并且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世界美丽中国”。

   第四,京津冀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形成一体化格局。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但据笔者在津京生活工作60年之体验,深感京津冀三地封闭、割裂化已成“痼疾”。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雷同,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一直存在。1996年笔者曾以《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为题,具体探讨了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推进京津经济合作?,但是积重难返,非有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人们希望把京、津、冀等环渤海西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域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极”。

   2006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继之,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为实现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笔者建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实现“四个率先”:其一,率先治理污染,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要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要共同控制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加大机动车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及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等。生态环境建设应率先推进。其二,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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