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新儒家要行王道,应主动加入共产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3 次 更新时间:2015-08-30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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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君山  


原标题:当代新儒家的“返本”与“开新”——在湖湘新儒家论坛的演讲


所谓“返本”,更重要的是逻辑上追根溯源。不能够在逻辑上追根溯源,单独在文献上追根溯源恐怕也不能把握原典文本的本来意义,简单讲,没有“六经注我”的彻底,就不可能有“我注六经”的真实。所谓“开新”,就是用古老的原典思想对新时空、新形势、新问题作出解释,开新就是释新。开新必须返本,返本自然开新。一旦返本开新,新儒家的崛起自然而然,不仅崛起于神州大地,甚至也能够乘全球化的东风,磅礴于整个世界。所谓“知当世之要务为圣”,凡有志于中华复兴的新儒家志士,都应该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觉他,自度度他。

                                       ——题记



【按】2015年8月25日下午,由大同思想网主办,中道书院、天责文化共同承办的“湖湘新儒家”第四次讲座在湖南烈士公园内善卷书院举行。欧阳君山在善卷书院的露天讲坛发表演讲,主题是《当代新儒家的“返本”与“开新”》。幽雅的自然环境,席地而坐的摆设,让人完全回到了古代书院自由学术会讲的氛围中。欧阳君山激情澎湃、学理深厚的演讲,赢得了满场喝彩,为湖湘大地儒家文化的复兴注入一股强劲能量。这是主题演讲主要内容。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近一个世纪前,时年32岁的毛润之先生站在离咱们不远的橘子洲头,意气风发地问了一句话:“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百年过去,由润之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已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认为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从精神领域看,润之先生的问话可能仍没有过时,尽管执政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思想统一,但事实上,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极其严重,国人的信仰危机极其严重,完全可以讲,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依旧江山未定、沉浮未主。

这应该正是当代中国形形色色新式思潮或主义粉墨登场的大背景,就某不完全的观察,至少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新墨家,甚至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当然也有“言必称希腊”的新自由主义。此情此势,客气讲,颇显百家争鸣的意味;不客气讲,不过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有一定的必然性,借中共惯用的话语讲,意识形态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可种种以新相标榜的旧主义能够担当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重任呢?


借壳上市降低交易成本


坦率讲,对种种以新标榜的旧主义,我是保持警惕甚至距离的。如果我没有猜错,这正是马克思当年在评价文艺复兴运动时所指出的“请亡灵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从营销学讲,这就是加盟连锁,可简称为贴牌。没什么错,恰恰相反,贴牌加盟至少存在两大功能:一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是谁,我主张什么,我的个性特征在哪里,我是什么样的理念,牌子一贴,一目了然;二是社会更容易切入和理解我的思想理念,举凡思想大牌,社会上皆有一定的了解和群众基础,贴牌销售,能迅速煽动自己的顾客群。显而易见,贴牌加盟极大降低一个产品——可包括思想产品——的交易与运营成本,也是所谓“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或者干脆借之为“借壳上市”吧。


死无对证的思想贴牌


但贴牌加盟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不像物质产品的贴牌存在硬指标,可查可验可证,如果不符合某品牌要求的甲乙丙丁,就不予贴牌或加盟,但思想产品的贴牌存在一个固有障碍:死无对证!比方说,某人自认为新儒家,写儒家的文章,注儒家的经典,撰儒家的书稿,甚至提出一整套救世治国的儒家方案,乃至日常生活也儒服儒袍,全力弘扬儒家的思想与理念。可谁来认定这一切就符合儒家的理念呢?严格讲,只有孔夫子可以认定,因为夫子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算儒家加盟连锁的总舵主,可老人家辞世两千多年久矣,谁来对证?

即便孔夫子仍然在世,思想贴牌也存在难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个成功进行了思想营销的大思想家,当住世时,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蔚成风气,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时髦。正热气腾腾时,马克思本人却意味深长地当头棒喝,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加盟连锁掀翻于地,贴牌加盟的学人们,可不慎乎?!


学问乃大丈夫事


此中之问题实质在于:咱们要贴牌,可要贴的牌究竟是什么?品牌创始人死无对证,谁具有真正的解释权?贴儒家的牌,可儒家的孔夫子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贴道家的牌,可道家的老子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贴法家的牌,可法家的韩非子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贴自由主义的牌,可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诸如此类。苏东坡的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解释权是极其关键的!

如果站得更高,问题可能更加要命:为什么要贴牌呢?我们的自己在哪儿?思想上的人格依附难道真的不可避免吗?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人能思想到的东西,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咱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不是人?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咱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我的答案是:学问乃大丈夫事,贴牌加盟是靠不住的,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无论哪一种新思潮或主义,新儒家也好,新法家也好,新墨家也罢,新道家也罢,都不靠谱!借用马克思的话语讲,请亡灵效劳终是一场徒劳!


“道成肉身”的彻底性


但在种种以新相标榜的旧主义中,我对新儒家相对看好,准确讲,最看好。原因不在于“新”,而在于“儒家”。窃以为,在人类思想史上,儒家思想构成一个彻底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绵延不绝并一脉相承,说到底,恐怕还是因为“届庙堂之高”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彻底性。儒家思想的彻底性首先表现在逻辑的严密,但尤其表现在作为终极的均衡上,这就是儒家特别讲涵养和气象!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判断一个人当得不当得儒,或者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人君子,儒家不是看这个人言语上讲什么、举止上标榜什么、形式上符合什么,而是看这个人言行举止背后的涵养与气象。

一个人求知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人胸怀的完全打开,与众生通,与万物通,与天地往来,神情温婉,举止豁然。即便自然科学,目的也是为人类追求安身立命,这应该也正是大科学家一个个——典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最后都走向终极思考的原因。如果“究天人之际”下来仍是小肚鸡肠,不究也罢。

怎么说呢?现假设人类已掌握无限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乃至无限速度的宇宙飞船,把所谓外在宇宙从宏观到微观都摸索了一通遍,想知道的全知道了,甚至不想知道的也知道了,那又怎样——如果不切身心的话,不就宇宙如此这般吗?与尔何干!要害还是在于安身立命,知识的终极表现是且只是胸怀博大,见且只见涵养高深,其他都是浮云!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彻底性,她统一了“内圣”与“外王”,把求真最后落实到安身立命,落实到一个人作为什么样的人,相当于用善来检验真,实质上是求解了人的终极均衡状态,所谓大人君子,即臻于终极均衡之人。一个人胸怀博大,涵养高深,自我均衡,就是儒;一个人胸怀狭窄,涵养浅陋,自我不均衡,就不是儒,即便这个人自认为儒,臣服于儒,乃至儒言儒行儒衣冠,但也够不上儒,称不得大人君子。古圣先贤早就注意到此一现象,夫子曾明确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没有胸怀和涵养的儒充其量是“小人儒”,当代新儒家必须高度警惕“小人儒”!


什么是“返本开新”


那如何才能够成就“君子儒”乃至成为与时俱进的新儒家呢?没有别的诀窍,四个字:返本开新!这不是我的发明,单纯就“返本开新”的说法而言,版权有可能属于陈寅恪,他曾明确写道:“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认为可概括成四个字:返本开新。”但返本开新的实际努力,远在陈寅恪之先,儒家很早就有了返本开新,孔夫子虽然感慨“吾不复梦见周公久矣”,但从夫子一系列言行看,不能说夫子真的要退回到上古周代,现实上也不可能,夫子实际上是返本开新的。从孔夫子往后看,儒家理学之所以能够让儒家思想再一次发扬光大,关键原因也在于返本开新,无论周敦颐,还是朱熹,都扎扎实实下过返本开新的功夫。

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家思想也面临史上最严重的挑战,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不仅“全盘西化”压力山大,而且“打倒孔家店”声遏行云。此情此势,对儒家思想还情有独钟的学人们更是不得不大力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如熊十力、钱穆、唐君毅、汤用彤、牟宗三都下过返本开新的功夫。事实上,返本开新主要是现当代新儒家唱响的。


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但一般所谓的返本开新似乎主要是在文献学意义上而言,意思就是返归原典,把握原典文本的本来意义,进而结合实际阐发原典的时代价值。这当然也属于返本开新,但个人觉得,这远远不够,还有些表面化,更多还是“我注六经”的局面。真正要把握原典文本的本来意义,仅仅在文献上追根溯源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逻辑上追根溯源,站到“六经注我”的高度。不能够在逻辑上追根溯源,单独在文献上追根溯源恐怕也不能把握原典文本的本来意义,简单讲,没有“六经注我”的彻底,就不可能有“我注六经”的真实。之所以要在逻辑上追根溯源,也就像禅宗指月案所讲的那样,文献就像禅师的手指头,它只是一个“文字相”的指引,它本身并不是月亮,不应该盯着禅师的手指头,而应该看到禅师手指头所指的月亮。


新儒家如何“返本”


那如何才能够进入原典背后的逻辑链条也就是“返本”呢?注目礼理论是一个返本归源并正本清源的基本理论,就当代新儒家如何“返本”的问题,我结合注目礼理论简单谈三个基本路径:

首先,新儒家应该返归逻辑的主体和起点——“我”。

毫无疑问,任何思想理论都不应该脱离人的实践活动,但绝大多数思想理论都没有把一个真实的人在社会上的心理和成长过程包含在内。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特别重视历史,而且深得历史三昧,甚至以历史定义科学,非同寻常地强调“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发人深省。脱离人的心理和成长过程的思想理论,一开始就缺失历史性,不管如何天花乱坠,都偏离了科学正道。可如何把历史的过程包含到逻辑的演绎中呢?更明确地讲,如何把一个人真实的心理和成长过程包含到思想理论之内呢?注目礼理论史无前例地以“我”作为主人公,跟踪了一个真实的人在社会上的心理过程,描绘了一个真实的人在社会上的博弈进化,构成一场思想理论上的亲历“我”自己。作为“我”的演义,注目礼理论的逻辑的展开同时也是历史的展开,一开始就自然而然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或许构成唯一真实的思想理论。

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以“我”为逻辑主体和起点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古之学者为己”的说法,而且方法论就是“推己及人”,孔子明确表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熹在注解时说得更明白:“君子之治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我”用对待自己的东西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别人。事实上,儒家典籍中的“己”、“身”甚至“君子”,都构成“我”的代称与符号。下边的话是从前中华每一位读书人几乎都能够吟诵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显而易见,“修齐治平”就是一个从“我”出发的秩序演进体系。就古代而言,从“我”出发可能不言而喻,从而不需要刻意显明。但到了现当代,特别是与西方主流思想一对照,把儒家思想所隐含的主体和起点“我”显明出来已经迫在眉睫,不仅能够鲜明彰显儒家思想的彻底性,而且能够有力驳斥儒家思想属于集体主义而不讲个人主义的流行说法。

其次,新儒家应该返归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能够循环自证。

毫无疑问,任何思想理论都不应该脱离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则,这就是逻辑,从工具上讲,思想只能逻辑地思想,理论只能逻辑地理论,脱离逻辑的思想理论,势必陷入混乱的泥潭。可什么是逻辑呢?简单讲,逻辑就是严格严谨严密地思考,借用老百姓一句描写瞎子走路的话讲:“瞎子瞎,有个稳当法,左脚未踩稳,右脚莫去提。”从人类思想史看,人类迄今主要建立了两大逻辑成就,第一大成就是古希腊时代由亚里士多德所集大成的形式逻辑,第二大成就乃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克尔特-哥德尔所用数理方法所完成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它实质上构成形式逻辑的一个重要补充。那什么是最基本的逻辑或者说什么是逻辑最基本的法则呢?不是形式逻辑所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也不是充足理由律,而是由哥德尔定理所道破或者说所内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够循环自证!不能够循环自证比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都更加基本,如果循环自证允许的,一个人完全可以用循环自证证明一切,原因很简单,他自己就是证明。

一种看法比较流行,那就是认为中华没有哲学,中华之所以没有哲学,症结就在于中华没有逻辑。从历史比对看,中华似乎没有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早就系统论述过形式逻辑,中华也没有像由形式逻辑建构而成的知识大体系如欧氏几何,但中华并非没有逻辑,而是中华思想早已经注意到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逻辑的主体和起点就是“我”,进而把自己的逻辑奠基于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够循环自证。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从不能够循环自证起步的,应该正因为如此,儒家把一切都置于人际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处理。这当然是对的,正如有段子所数落的:“热闹不过人看人,着急不过人等人,难受不过人想人,温暖不过人帮人,感动不过人疼人,残酷不过人害人,阴险不过人算人,郁闷不过人气人,耻辱不过人戏人,为难不过人求人,生气不过人比人,成功不过人上人,人生就是人与人”——世界上有什么能超出人与人的范畴呢?

但这导致一种流行的误解,认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哲学都不过是一种单纯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只求善,不求真,至少不存在充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不仅是“言必称希腊”者的看法,也是一些现代新儒家的看法,好像方东美先生就明确表示过类似的观点。这里面包含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客观主义错误,的确是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超出人与人的范畴,至少就人类世界是如此。那有朋友可能还要问: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与人的范畴吗?如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就已存在,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与人有干系么?首先声明,个人承认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所谓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法也未免轻巧,最简单的,如果别人不承认呢?拿地球来说,基督教徒不就认为它是上帝一手所创么?有人可能要反驳:这是“宗教迷信”!可对方也言之凿凿:不只是进化论,包括大爆炸在内,都是“科学迷信”,一样没谱的事!

中华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了人类世界的一切都超不出人与人的范畴,他们不是只求善而不求真,而是求真最后也落实于人与人的范畴,不自娱自乐,不自说自话,不循环自证,如此而已。事实上,有文献表明,古圣先贤所推崇的“礼”就不单纯属于人伦秩序,而带有宇宙秩序的意味。《礼记·乐记》明确写道:“礼者,天地之序也。”《左传》也有力表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真正要认清儒家思想实质,必须返归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能够循环自证,这是新儒家不可推却的工作。 

第三,新儒家应该返归人与人的博弈均衡点——自我均衡。

由于“我”不能够循环自证,所以“我”不得不走出自我,及于人,追求别人的注目致礼。但别人也不是“孙子”,也一样是“我”,完全与“我”一样的“我”,也追求“我”的注目致礼。就这样,“我”争,别人夺,针尖对麦芒,博弈不可避免,按某的说法,注目礼争夺战不可避免。用润之先生比较政治的话语讲,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其实可用一个相对温和中性的说法,即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博弈,不是爱,也不是恨,而首先是博弈,种种感情,从爱到同情到嫉妒到恨,都是博弈的结果。

那人与人的博弈有没有一个尽头呢?借用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术讲,注目礼争夺战也就是人与人的博弈是不是存在一个均衡点呢?注目礼争夺战演绎“我”与别人进行博弈的全部可能情形,从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到以力养人到以理养人乃至最后归于爱人,即“我”不再以别人的注目礼为转移,反倒是首先向别人注目致礼——I Love You!这最后所臻于的爱就是人际博弈均衡,即只有仁爱才构成人际博弈的稳定态,其他都是临时,不可持续的,不可长久的,唯有仁爱天长地久,构成均衡。

儒家思想求解了人与人的博弈均衡,而且也明确表述为仁爱,甚至中华语文一“仁”字就写尽了玄机,《说文》写道:“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能够只考虑自己,而必须时时处处也想到别人,至少也应该像胡雪岩据说的那样:“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唯其如此,才是仁,才有均衡,才有稳定。儒家动辄仁义道德,这是不错的,只是平常的理解不太深刻,也不太准确,仁义道德并不是为道德而道德,它实质上是博弈的结果,意味着人际博弈均衡。润之先生说得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必须从博弈及利益的角度来认清儒家思想的仁爱,只有理论上真正认清,才能实践上的有力践行。

以上三点就是新儒家应该要返归的大本大源,个人认为,不循此三点返归大本大源,不太可能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而更可能沦于人云亦云,甚至鹦鹉学舌。由于大本大源未明,长期以来,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一些严重的偏差,比如前边提到把儒家思想当成是集体主义,实质上儒家思想根本上不是集体主义,而恰恰是个人主义,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儒家思想确实又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而是时时处处想到对方并强调人与人的博弈均衡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构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圆融统一。这是由人性决定的,由于不能够自证,每个人都不得不为别人活着,天生就有一股子为别人甚至爱别人的“君子瘾”要不然,别人就不可能注目,更不可能致礼。我解释注目礼在人性上的含义上,有时候会引用电影《霍元甲》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事实上,中华语文的一“仁”字乃至一“人”字本身就已经充分揭示:一个人其实意味着两个人。为什么说一“人”字本身也已经揭示一个人意味着两个人呢?一撇一捺,人是相互撑起来的。人天生就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这就是人性。


新儒家怎样“开新”


“返本”了以后怎么办呢?“返本”与“开新”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前后因果关系,开新必须返本,返本自然开新。那什么是开新呢?就我不完全的观察,现当代新儒家对“开新”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是结合西方哲学的思想,典型如熊十力;有些是结合现当代社会实际,典型如梁漱溟,似乎也没有一个定论。我这里且对开新作一个定义,所谓开新,就是用古老的原典思想对新时空、新形势、新问题作出解释,如不能对新事物作出合理有力的解释,要么说明没有成功返本,要么表示儒家思想原本就不彻底,缺乏解释力,在相当程度上,开新就是释新。唯有对新事物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古老的儒家思想才能够真正复兴,要不然,怎么复兴?岂不假大空?新儒家要怎样开新呢?我结合注目礼理论简单谈三点:

首先,新儒家应该对工商文明及全球化问题作出解释。

工商文明首先在西欧崛起并进而迅速全球化,直至今天导致极其严重的全球化问题,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新儒家应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要不然,就很难谈得上作为真正彻底的思想,而且儒家思想原本典型的天下主义,“修齐治平”最后是落实于“天下平”,对全球化及相关问题作出解释,理所当然。具体而言,新儒家至少应该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工商文明为什么首先崛起于西欧而不是中华?相应还有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科技为什么诞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华?

(二)如何看待中华古代史特别从春秋战国到秦一统天下的历史?当前的世界史与中华古代史有没有可比乃至相通之处?

(三)如何看待工商文明全球化?当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究竟是末世疯狂,还是黎明前的黑暗?

其次,新儒家应该对西方主流思想作出解释。

应该说,西方主流思想不只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事实上也构成人类世界的主流思想。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讲,近代开启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主流思想的全球化。尽管西方精英坚定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能够全球化的,据我所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现总统奥巴话都作过类似的表示,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和用汽车,地球生态系统早已经崩溃了。但西方精英普遍认为他们所发明的思想和所创造的制度就是普世价值,应该风行天下,其他的都属于邪说邪路。这就要求新儒家对西方主流思想作出解释,既要肯定其历史阶段性乃至历史必然性,又要指出其逻辑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具体而言,新儒家至少应该试着剖析以下三个问题: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怎样一个理论体系?肤浅性何在?局限性何在?错误何在?它应该如何超越、向哪里发展?

(二)西方主流政治学是怎样一个理论体系?肤浅性何在?局限性何在?错误何在?它应该如何超越、向哪里发展?

(三)西方普世价值是怎样一套话语?可取之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第三,新儒家应该对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道路作出解释。

在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双重进攻下,中华历史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拐了弯,乃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真正拐出来,中华近现代史是新儒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回首中华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不仅是新中国的执政党,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振兴中华的重要组织力量,新儒家应该对中国共产党的主义、选择及其行为作出解释。不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就是儒家思想的再崛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窃以为,凡志于儒家思想复兴或者说做新儒家的有志之士,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中共先觉先度吧!具体而言,新儒家至少应该试着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一)在中华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居庙堂之高”,为什么到现代突然被呵斥“打倒孔家店”?为什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思想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动员思想?

(二)“百代皆行秦政制”,为什么秦政到现代突然被打倒?以民主为旗帜的孙中山为什么走上了一党执政的道路?

(三)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什么在建政后也走上“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道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如何实现?

(四)毛泽东思想是怎样一种思想?“大跃进”是如何铸下大错?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如何继承毛泽东的遗产?

(五)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思想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什么?中共有没有重归中华道统的可能?


新儒家的崛起势不可挡


只要能够返本开新,新儒家的崛起应该说自然而然,不仅能够崛起于神州大地,甚至也能够乘全球化的东风,磅礴于整个世界——试看将来之寰球,必是王道之天下!某之所以认为儒家思想能够磅礴于全世界,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儒家原本具有“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的超级思想自信,《中庸》白纸黑字:“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第二点,儒家思想经历了中华历代圣贤之士的反复推敲和斟酌,的确是不刊之论。儒家思想虽然构成中华思想主流,但中华历史上的圣贤之辈,都不是简单皈依,他们对儒家思想都经历了质疑、审问、沉思、明辨并三番五次的推敲过程,绝非孔老夫子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乃至信从的,借用时髦的话语讲,他们一个个原本都是创客,都具有坚强的“我见”,与夫子有过尖锐的思想博交锋。比方说朱熹,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儒家思想的再崛起贡献卓越,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并非一开始就顺从儒家思想,可多方求索,还是认为儒家思想更务实,最后皈依儒门,乃至情不自禁地浩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岂是溢美之辞?乃思想较量后的诚服,予不得已也!

第三点,儒家思想经受竞争的洗礼,原本就是思想市场竞争乃至历史选择的结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有的,而且应该就是事实,班固在《汉书》中就明确记载:“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但百家真的能罢黜吗?儒术真的可独尊吗?中华民族真的可愚弄吗?而且一弄三千年?事实上,本土的道家曾登堂入朝,如西汉初期;外来的佛家也曾登堂入朝,如唐朝前期;本土的法家也曾登堂入朝,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纯用法家,最后为什么还是儒家思想胜出呢?更明确讲,为什么汉武帝最后要公开宣布独尊儒术而非其他呢?原因应该在于儒家思想本身的彻底、高明与力量!思想界原本也是竞争性市场,最终的胜出决不是人为捧出,更不是谁独尊就可以真正可以尊的。胡耀邦先生说得好:“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历史的选择更是硬梆梆的竞争,不是任何人为力量可以左右的。实际上,在中华历史的一些阶段,儒家思想也曾不享独尊之位,甚至受到朝廷的排斥,但最后都能够扭亏为赢,印证的正是儒家思想本身的征服力。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中共的思想理论建设看,无论邓小平时代乃至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毛泽东时代,前一个“巩固”都更多带有仪式性和礼节性。中共的真功夫实际下在后一个“巩固”,今后无疑也会更加侧重于后一个“巩固”。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必然要求。这就是新儒家的历史性机遇,新儒家如能够返本开新,与时俱进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真正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极其可能,中共就会主动拥抱新儒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儒家的思想融合,重续中华道统!

必须提醒的是,新儒家真的要经世济民,不能停留于书本和学院,更不能够孤芳自赏,而必须深入现实,主动走近执政党。好比刘邦时代的孙叔通,不做腐儒鄙儒,而是通经达变,在现实中治国安邦,所谓“知当世之要务为圣”。从更高的高度讲,新儒家如果真的以王道为己任,就应该先人后己,主动向执政党注目致礼。《大学》讲“明明德”、“新民”,也就是要求儒家君子自觉觉他、自度度他。新儒家必须积极入世,“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把中共先觉先度,为中共升华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某愿再一次呼吁,凡有志于中华复兴的新儒家志士,都应该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向天再借湖南人”的历史时刻,让我们湖湘志士们携起手来,枕戈待旦,滴水穿石,大智守愚,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为人类社会的万世太平而共同奋斗!

湖湘新儒家一定能够续写辉煌!

中华智慧一定能够光耀寰球!



【作者简介】欧阳君山,注目礼书院(筹)院长,世界创客大会发起人之一,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学者之一,以启蒙天下为己任,创建注目礼理论体系并著有“别了,西方思想”四部曲:作为本体论的《一通百通“我”之道——人的博弈进化全史》,作为经济学应用的《西方经济学是怎样被超越的——以“我”逻辑破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纠结为例》,作为政治学应用的《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和《从“中国特色”到普世模式——中共治国理政必由之路》。所谓“别了”,不是不讲,而是讲透。注目礼理论首先是西方化的,切入的角度是西方学术的角度,使用的工具是西方学术的逻辑,形式上也是西方学术的格式。但结论上看,注目礼理论完成的是对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政治学在内的西方主流思想的超越,更加符合东方特别中华哲学的意趣,既可称为“从西方走到东方”,实现了“援西入中”;也可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论证了“中体西用”。大丈夫当仁不让,注目礼理论振臂发出呐喊: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注目礼理论体系本体论部分目前已出版发行三个版本:《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注目礼——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人为什么活着——从求注目到得自由》。欧阳君山的演讲义正辞严,慷慨激昂,被赞为“最有激情的演讲家”,主讲课程《强势心态——每临大事有静气》、《甩手为王——组织如何实现“基业长青”》、《做人第一——销售就是谈恋爱》、《玉树临风——铸造企业品牌的大略与细节》、《注目+礼——员工心灵能量如何转化为企业效益》,微信号zhumuliz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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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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