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立明:战后上海联合准备机构由分到合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5-08-10 15: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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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明  

  

   【作者简介】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联合准备机构是在中央银行相关职能缺位的情况下,为抵御风险和维持市面,由银行业或钱业汇聚集体力量,自发组织的一个同业互助、调剂盈虚并兼办票据交换的同业联合组织。联合准备机构一定程度上具有最后贷款人和资金清算中心之功能,因而被称为民间的“银行的银行”。1932年一·二八事变造成市面动荡,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简称联准会)和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简称钱库)由此应运而生。然而,目前对于战后上海联合准备机构的清理结束,并合组统一的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会(简称银钱准备会)等问题,尚无论著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试对此进行细致梳理,希冀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票据清算组织从联合准备机构中的剥离及其统一

  

   银钱业联合准备机构均附设票据清算组织,办理同业之间及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票据交换业务,是极为重要的金融辅助机构。附设于联准会的上海票据交换所还被称为“金融枢纽”,自然成为国民政府战后首先要接收、整顿的对象。为了扩大中央银行垄断金融的势力,中央银行副总裁、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陈行力主废弃原有的上海票据交换所,另设一新交换场所。财政部长俞鸿钧也表示基本赞同。然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贝淞荪(中央银行总裁)、李馥荪和张公权等则坚决反对接收,并得到宋子文的支持①。因此,最后只能实施一个相互妥协的方案,即对原上海票据交换所进行改组。尽管上海票据交换所并没有被接收,但金融管理当局却由此开始介入并控制了上海的票据交换事务。

   1945年10月8日,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即发出改组、合并银钱业票据清算机构的公函,明确提出:“中央银行有控制金融之责,对于票据交换极应加以管理,兹规定办法:①将原有银钱两业票据交换所合并;②四行两局及外商银行一律参加交换;③票据交换所应另组委员会,以中央银行代表为主任委员;④各行庄间交换余额的划拨结算集中于中央银行办理。”②随后,陈行将其拟订的这一改组计划密电财政部③。1945年10月18日,财政部批复:“在复员期间暂准照办,将来仍应偿付规定由国家银行主办,特复。”④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又将票据交换所改组及拟订的四项办法等致函中央银行。不久,中央银行公布实施《中央银行暂行委托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票据交换规则》,明确指出:依据财政部特派员规定原则暂设上海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并委托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及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合组之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全市金融业票据交换事宜⑤。10月19日,中央银行致函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指出:“照办法(即上述公函内容)第一项合并以后,本市同业票据交换事宜暂由本行委托票据交换所代为办理。”⑥很显然,金融管理当局首先把票据交换从银行和钱业的联合准备机构中剥离出来,在原有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合并,钱庄和外商银行也必须全部加入,改组后上海票据交换所成为全市惟一的票据交换机构,并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从而有利于加强对上海金融业的管理。

   改组计划出台不久,上海银行公会整理委员会即着手组成上海票据交换所委员会,以中央银行李骏耀局长为当然主任委员,所有会员除洋商银行俟将来复业后再行列入外,本国银行、钱庄各委员名单经陈奉陈特派员批可后,即于10月18日召开第一次上海票据交换所委员会,议决事项如下:“①为目前银钱两业似陷于停顿状态,票据交换刻不容缓,若即由本行(即中央银行)办理,因沪地银钱行庄过多,每日票据交换据以往经验,手续及时间两有不及,兹为适应环境事实兼顾起见,拟皆由本行委托银钱两业公会合并组织票据交换所代办交换手续。”“②交换号数皆定为40号,除四行两局及市银行各得1号外,并预留数号备外商银行复业后加入交换外,其余银行派得20号,钱庄业派得5号,由该两公会自行分配。其派得交换号次之行庄向本行直接开户,以凭办理交换余额之划拨结算。各该行庄每日交换所余头应由交换所立户如数存入本行。”⑦显然,上海票据交换所委员会的决议中都是以本行(中央银行)自居,足见中央银行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对交换席次进行了分配,最后经中央银行核准加入交换的银行有20家、钱庄16家。

   在金融管理当局的督促和各方配合下,交换行庄和代理交换行庄的审核、席次的分配、上海票据交换所重要职员的选定等均已相继完成。经陈特派员批准,经理一职由原经理陈朵如暂时代理,副经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指派胡耀宗暂行兼代,并增聘陈棣如为代理副经理。1945年11月1日,改组后的新上海票据交换所在原上海票据交换所旧址(香港路59号)正式成立。参加交换行庄36家,代理交换96家。12月8—11日,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大通、友邦、有利、华比、荷兰和荷国安达银行先后申请加入票据交换所⑧,使交换范围扩大到外商银行,上海票据交换所真正成为了全市统一的票据交换清算机构,“为票据交换史上开一新纪元”⑨。虽然,“上海票据交换所形式上是独立机构,但实际上由中央银行组织办理金融机构之间的票据交换工作,成为中央银行资金清算制度的重要内容”⑩。

   此外,在上海钱业公会的强烈要求下,票据交换所委员会还议决再分给钱业10个直接交换号次。因此,钱业在交换所的直接交换席次已经增加到了15个。最终确定上海票据交换所整个交换席位为50个,其中官办行局及市银行分得7个席位(中央银行为元号),“小四行”及商业银行分得24个席位,31—45号留给钱庄,46—49号留供外商银行,50号编为上海票据交换所,以便进行代理交换(11)。

   总之,在政府干预下,原上海票据交换所被改组为全市统一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票据清算组织,包括银钱业和外商银行在内,从而彻底结束了原先分裂的状态。实际上,新上海票据交换所已经完全受中央银行控制,例如,票据交换所委员会由中央银行代表为主任委员、各行庄间交换余额的划拨结算集中于中央银行办理等。因此,票据交换组织从银行和钱业的联合准备机构中被剥离出来,不再附属于联合准备机构,从而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基础,有利于联合准备机构的清理结束。

  

   二、上海银钱业分设之联合准备机构的清理结束

  

   战后,在将票据交换组织从联合准备机构中剥离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决定清理、结束上海银行业与钱业各自设立的联合准备机构。

   1945年10月18日,钱库执行委员会即决定奉令“停业清理”,解雇职工,并把各会员钱庄缴存的基金计伪币10万元及划头户存款伪币1000元如数发还(12)。10月22日,钱库临时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全体职工一律解散,并制定具体办法:“①本库全体职工截至十月底止一律解散。②解散费照前理事会议决办法办理,然每一职工不论阶级大小,一律再予加给伪中储券550万元。③本库所存生金如数出售,除本金及一切开支,并弥补损耗及解散费等外,尚有剩余之款,以三分之二归会员钱庄,三分之一归本库全体职工,作为酬给,计共总数伪中券11万万元。④经副襄理应负责至十月底止,办理各项移交。⑤本库全体职工解散后,各科须留数人,以便接洽办理各项事宜。另外,还决定,各会员钱庄所有往来户存款无论法币或伪币,限于本日一律结束,通函各钱庄办理。”(13)

   钱库决定清理工作定于1945年12月21日结束。在此前后,钱库的准备财产和拆放担保品均已全部返还各钱庄,各钱庄存放银行的资金也由各庄取回,缴存的基金仅剩五家未提取,且钱库库存的财产也只剩下一小部分未处理完,因此,钱库清理结束的主要工作基本完成。钱库还将所有生财、账册等项造具清册,并公推王怀廉、张梦周为保管委员,接收上项生财、账册等。同时决定,1945年12月21日止,所有留任清理人员一律解散。留派袁浩龙君经办善后未了事宜。所有未领本库基金及同业存款又未查明暂存错账各户等,提存福源钱庄,其他零星各户,如暂存钱业公学、代收经费等,移交公会接办。钱库储藏北会馆簿子栈、历年账册及传票等,除保存最近三年以内之账册以备存查外,其余由保管委员作废纸出售。钱库前所备存未用之印刷品,如支票簿及账簿、转账申请书等,亦由保管委员作废出售(14)。因此,钱库对未处理完的基金、存款及未用完之印刷品也进行了妥善处置。

   1947年2月13日,钱库召开了最后一次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对于该库清理工作完成后,应如何结束,决议如下:①本库账册及前存有价证券、定期存单以及一切重要收条、钥匙等,照清单所载,全部移交钱商业同业公会接收。②各庄缴存本库之准备财产及拆放担保品全数移交钱商业同业公会保管。③各庄未领基金及同业存款等,共计法币111743元,提存福源钱庄信托部。④本库一部分生财器具拨归钱庄俱乐部应用,作价法币1000万元,即以此数捐助钱庄俱乐部,又拨归公学应用,作价法币500万元,亦以此款捐助公学,余存各件,统归公会接收。⑤本库剩余现金法币1940018.46,应分派原有各会员钱庄225家,每庄应得法币8622.30,以资结束,即日起,通告各会员庄具条领取。”(15)

   可见,这次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彻底解决了钱库清理结束的善后问题,如账册、收条等单据、各庄缴存本库之准备财产及拆放担保品都转交钱业公会,该库剩余现金平均分给各钱庄,各庄未领基金及同业存款提存福源钱庄信托部以及钱库的生财器具、钞票箱等均作了妥善处理,这意味着钱库完全宣告结束。

   联准会的清理结束起步则比钱库稍晚,而且更为复杂,持续时间也较长。战后,联准会原有业务中,票据交换及代收业务,因新交换所之举办,全部由会移交。法币存款业务也全部由同业移存中央银行及新交换所。因此,1945年12月28日,联准会在《职字106号》通告中指出“本会业务,既因时代需要之今昔不同,必将大部陷于停顿,而职工人数,当时共有241人之多”,因而提出“本会现在及今后既并无收益来源,若再延不节缩范围,资遣职工,则本会现有资力,不久,终将完全告竭,届时若再谋节缩之计,则对资遣一层,必将无从办理”(16),因此,联准会议决节缩会务、资遣职工办法如下:“①本会为非营利团体,对于职工之资遣及给与,决照普通商业团体之例,格外从优办理,兹就本会资产项下提款约法币3700万元作为资遣及赠与职工之用;②本会10月份止,共有职工242人,其中已辞职他就者92人。此92人中,除暂留职员14人,工役11人办理未了事宜外,其余67人均给资遣散;③遣散之职工、已往新交换所职工和今后留用职工由会发给遣散费和年资赠金(发放标准略)。”(17)

上述办法公布的几天之内,联准会的遣散费及赠金即发放完毕,但一部分被遣散职工并不能在短期内找到工作,生活艰难,因而推派代表来联准会代经理处,请求将所给款酌予增加。鉴于此,1945年12月31日,联准会发出《职字110号》通告:“为特别体恤起见,特再商承常务委员决定,由会竭尽绵薄,稍予增益,对全体遣散职工每人加给法币六万元。”(18)1946年1月7日,联准会节缩会务并资遣职工事宜已基本完成,但还面临如何处理剩余基金及房屋等财产的问题。7月16日,联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1937年3月组成,李馥荪为主席)1946年第二次会议决定“所有余剩基金、房屋拟设管理委员会,拟具和约”,并议决“先交顾问律师徐士浩君审查,再付讨论”(19)。8月2日,执行委员会召开1946年第三次会议,李馥荪报告经徐士浩律师研究过的银联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约草案,分别修正后,定期召开基本会员银行大会决议施行。另外对联合准备会帐内未能结束各项,例如公单、公库证须函催、收回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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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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