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盛世下的“未统一”与“伪统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3 次 更新时间:2019-12-18 2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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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进入专栏)  

  

   前言:

   本文刊发于《西部学刊》2019年第10期,基本上无删改刊发。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本文写的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的最大颠覆性风险——“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

   所谓“未统一”,指的是汉朝前期并未将秦朝的全部领土都纳入统治,河套、岭南、闽中、浙南、川西、川南、滇北等地都在秦末大乱中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

   所谓“伪统一”,指的是当时西汉朝廷并不能有效控制全部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大部分名义上的汉朝领土掌握在诸侯手里,诸侯有坐大失控之势,跋扈骄横几成常态,汉朝统治集团存在内部分裂、解体的风险。

  

   主要论点: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面临的“未统一”与“伪统一”两大问题都会相互促进,甚至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死循环:由于“伪统一”,一国难以集中资源解决“未统一”问题,“伪统一”格局中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甚至可能私通外敌,以求保障自己的政治经济私利;由于“未统一”,中央政府也难以获得足够政治权威整顿内部纲纪,消除“伪统一”。如果“伪统一”格局下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不仅拥有高度自治权,而且朝廷还要给予其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诸侯获得的这一切特权优惠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成为法律明文的定制,解决“未统一”收复的领土也要照此办理;那么,朝廷直辖区从平民到决策层,对收复国土实现政治统一的追求都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丧失兴趣,因为那样一来,即使成功也只不过是给自己增加永久性经济负担和一大批政治地位凌驾于己的“人上人”,一旦失败更可能天下倾覆。对于已经初步站稳脚跟且休养生息、实现经济振兴之后的汉王朝而言,解决“伪统一”问题对破局开辟更加关键。

  

   ——汉朝开国时改变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的纯粹郡县制,实施了郡县与分封相结合的体制,自有其客观与主观因素,不失为汉初决策者在防范“土崩之难”与宗室“尾大之势”两难之间作出的理性次优选择。

  

   ——汉初分封制就总体而言发挥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李斯效应”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这一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成为“伪统一”。当时,汉朝的大部分国土、人民和经济资源已经落入诸侯掌控之中,而且诸侯拥有经济、行政、司法、军事等各方面权力,某些经济权力已经大大超越其封地范围而影响全国,诸侯对中央政府的潜在挑战能力空前增强。

  

   ——“隆一而治,二而乱”;汉初“伪统一”局面成形之后,同姓诸侯王叛乱事件接二连三爆发,民心动摇,必然只是时间问题了。

  

   ——借助同姓诸侯王“靖难”以防范王朝颠覆的安排犹如核武器,最理想状态是放在核基地备而不用,发挥威慑作用,防患于未然;一旦真的投入实用,通常后果是最高权力旁落、非正常转移,甚至整个秩序崩溃。

  

   ——在中国历史上纵向比较,“文景之治”中潜藏的颠覆性挑战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文景之治”最终完全有可能以类似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的大动乱而告终。消除“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问题,是汉朝奠定中国两千年领先世界基础、自身享国久远的关键之一。

  

   回顾此文在头脑中酝酿到写作进程,“伪统一”这个词汇是我在2013、2014年间提出的。2014年11月29日晚上,发了条朋友圈:

  

   “国民党选举大败,晚上在内蒙烤羊馆烤上一条羊腿,畅饮几杯啤酒。这场失败宣告了‘独台’路线的死亡,向国民党成员、同情支持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拋弃幻想,认清并与现实接轨;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未来国家陷入‘伪统一’泥潭的风险,实现真正统一的希望大增。干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与诸君共同努力。

  

2019.12.18

  

   从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刘邦即帝位,到汉高帝十二年(西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新生的汉王朝在这7年里完成了草创奠基和内部整顿。从汉惠帝元年(西元前194年)至高后八年(西元前180年),汉王朝全面转入休养生息。从汉文帝元年(西元前179年)至汉景帝后三年(西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文景之治”历时38年,汉朝休养生息和平繁荣步入高峰时期,成为中国步入大一统王朝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盛世也不例外;“文景之治”的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着一系列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其中之一就是“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

  

   所谓“未统一”,指的是汉朝前期并未将秦朝的全部领土都纳入统治,河套、岭南、闽中、浙南、川西、川南、滇北等地都在秦末大乱中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初步奠定了此后数千年华夏国家疆域的框架;但经过秦末变乱,若按领土面积计算,汉朝前期国土大体仅相当于秦朝盛时的2/3左右,分立出去的闽越、南越等多次给汉朝制造边患。特别是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后,成为进逼关中、威胁长安的出击基地,导致汉朝初期数十年北部边防一直处于严重战略被动之中,“文景之治”由此成为“匈奴武力威胁阴影下的繁荣”。匈奴占领下的河套对汉朝的威胁,犹如五代至北宋末年之燕云十六州;只是因为汉武帝较早及时通过强有力军事行动消除了这一威胁,方才没有让河套如同后世燕云十六州那样给中国历史创巨痛深。倘若不能有效解决匈奴威胁问题,长此以往,西汉完全有可能提前上演契丹入汴、靖康之耻和罗马亡于蛮族的历史。

  

   对于西汉生存及可持续发展而言,更令人忧虑的还不是“未统一”本身,而是西汉统治集团相当一部分成员、包括最高层成员已经丧失了改变“未统一”局面的志向。西汉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对劲敌匈奴政策的争论自不待言,就是面对武力与匈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百越,汉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今福州一带)举兵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东瓯向汉朝告急求援。武帝问曾任太尉的田蚡(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后出任丞相)如何处置,田蚡认为越人相互攻击属于常态,且反复无常,不值得汉朝出兵救援,并声称东瓯是秦朝已经放弃了的地方。[1]

  

   所谓“伪统一”,指的是当时西汉朝廷并不能有效控制全部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大部分名义上的汉朝领土掌握在诸侯手里,诸侯有坐大失控之势,跋扈骄横几成常态,汉朝统治集团存在内部分裂、解体的风险。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面临的“未统一”与“伪统一”两大问题都会相互促进,甚至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死循环:由于“伪统一”,一国难以集中资源解决“未统一”问题,“伪统一”格局中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甚至可能私通外敌,以求保障自己的政治经济私利;由于“未统一”,中央政府也难以获得足够政治权威整顿内部纲纪,消除“伪统一”。如果“伪统一”格局下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不仅拥有高度自治权,而且朝廷还要给予其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诸侯获得的这一切特权优惠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成为法律明文的定制,解决“未统一”收复的领土也要照此办理;那么,朝廷直辖区从平民到决策层,对收复国土实现政治统一的追求都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丧失兴趣,因为那样一来,即使成功也只不过是给自己增加永久性经济负担和一大批政治地位凌驾于己的“人上人”,一旦失败更可能天下倾覆。对于已经初步站稳脚跟且休养生息、实现经济振兴之后的汉王朝而言,解决“伪统一”问题对破局开辟更加关键。

  

一、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汉初决策者的理性次优选择


   “大一统”——自《公羊传》淬炼孔子思想提出这个词汇以来,“大一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思想界占压倒优势的共同理念,思想家们以“一”论说宇宙、社会和政治蔚然成风,儒、法、道、墨等各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大一统”理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成为公认的“大一统”的“王制”理想,天下国家不二,最高权力不二,帝王统绪不二,文化价值不二,成为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学派共同追求的最理想境界,并深深浸透华夏民族的骨髓,类似东方朔这样的说法是战国以至秦汉时期人们谈论理想政治时的常见语言:“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震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史记·滑稽列传》),为秦朝实现统一、为中国通过“周秦之变”实现从“诸侯时代”向“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即便是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的“大一统”思想理念,要想落地到现实世界成为整个中国国家实行的、成熟的具体政制,仍然需要经过实践探索,经历几番反复;“大一统”思想理念如果不能转化成为现实世界中可行的、成熟的、在残酷竞争淘汰中体现出独有优势的具体政制,这种思想理念也就只能在思想界昙花一现,而不可能传承久远、历经千年而不断发扬光大。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在全国实行了纯粹的郡县制,经过秦末天翻地覆的变乱,汉朝实施了郡县与分封相结合的体制。汉朝推行这一改变,自有其客观与主观因素:

  

   首先,秦始皇凭借郡县制诸侯国秦国的数百年成熟国家政权一统天下,与其功臣之间有着承袭自数百年传统的君臣上下关系;但刘邦的统一战争起步于秦朝覆亡之后项羽分封的既成格局,刘邦与其打天下的许多主要功臣之间并不存在秦始皇与其功臣之间那种绝对的君臣关系,而是秦亡后并列的诸侯,关系近似盟友、合伙人,因此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建立秦朝那种完全的郡县制,而是不得不用分封制来酬谢功臣盟友、合伙人。

  

   在公认的汉初开国三大功臣韩信、彭越、英布中,英布本来就是项羽分封的九江王,在汉楚相持的关键时期听从随何游说方才背楚投汉,投汉之后刘邦封其为淮南王,由其招揽旧部;彭越一直是独立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与绝对统帅、事实上的诸侯;即使最初靠刘邦登台拜将方才出人头地的韩信,也长期独当一面统兵作战。在汉楚决战之时,如果没有开出封王等条件,韩信、彭越等人不会带兵与刘邦会师。

  

其次,实施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不失为汉初决策者在防范“土崩之难”与宗室“尾大之势”两难之间作出的理性次优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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