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抗战后的上海渔会与渔业经济(194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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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渔会诞生于北京政府时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沿海省市得到较为普遍的发展。上海作为渔业经济的重要中心地区,渔会也在法律规范及集体理性下得以建立,并在抗战之后恢复重建,与传统渔帮、渔公所相比,渔会组建体现了鲜明的政府意志,但也内蕴有渔民之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战后上海渔会具有较明显的都市型渔会的特点,在与政府交涉,争取与维护渔业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在行业内部的渔业金融、经营秩序、渔业教育等方面也有所建树。不过,受制于渔会内部组织问题及抗战之后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渔会尚难承担振兴渔业经济的重任。

  

   关键词:战后  上海渔会  渔业经济

  

   在沿海省份及江湖渔区,渔民以捕鱼贩鱼为业,形成与农耕、都市社会不同之渔业经济生活圈,清朝康熙年间开海禁后,沿海渔业渐趋发展。从业者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也按不同标准分群与结社,各类渔帮、公所由此建立,朝廷对此并不过多干预。在北京政府时期,政府颁发渔会章程,推动渔民组建与商会、工会、农会类似之渔会。渔会承继原已存在的渔帮、渔业公所的行业传统,但在整合机制和职能定位上又自具特色。在政治和法律上,渔会是获得政府认同的职业团体,与其他社团一样是现代社会之中职业群体集体理性与组织自为之产物。因此,渔会虽系政府主导建构,但对渔业行业具有整合及管理作用。长期以来,因受史料发掘之局限,渔会并未受到学界的关注。近年,一些学者利用档案材料,对青岛渔会、浙江的渔会进行探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研究仍十分不足。(1)上海市渔会自1934年正式成立,数年即遭沦陷,在抗战后方恢复重建,在组织治理及经济职能方面有所展布。本文主要运用所收集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史料,拟对抗战以后上海的渔会组织及其在渔业经济发展中之效能进行探讨。

  

   一、渔会的法律建构及上海渔会的治理结构

  

   在前近代的沿海区域,渔民就依区域或渔船类型自组有鱼帮或渔公所。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解除后,渔业经济得到发展。据清人沈同方在《中国渔业历史》一书中的记载:清代宁波地区的鱼帮众多,按船类区别有溜网船帮、张网船帮、大捕船帮、墨鱼小对船帮、春对渔船帮、秋对渔船帮、冰鲜船帮、钓船帮等等。(2)此类鱼帮划分较细,还谈不上职业上的整合。类似于工商行会的渔公所较鱼帮更具行业组织的特性。据载,清雍正二年(1724年),浙江镇海张网渔民首先发起成立南浦公所于宁波。同年,镇海北乡帮渔民另组北浦公所,定海张网渔民也加入南浦公所。乾隆年间,象山东门帮大部分渔民组建太和公所等,浙江地区陆续建立渔民公所二十余处,其它地区也建立不少渔民公所。如浙江温岭县的渔民在清初加入镇海、舟山各帮渔会组织的南浦公所,到咸丰年间转入台州渔业公所。到1914年时,在定海县设立温岭县渔业公所。1915年,又有护渔护商性质的里笤渔业公所成立。(3)不论鱼帮还是公所,其主要事务在于排解各帮内部渔事、海事纠葛,照顾病疾伤亡渔民,防匪护渔和交涉鱼价等,在渔民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由于渔民群体对渔会缺乏监督与参与的制度渠道,不少渔业公所向各种渔船抽取名目众多的费用。有学者就认为,“渔业公所为封建式之渔业团体,与在欧洲中世纪之行会相似”,有实施同业救济之责,但“此种公所,表面虽为渔民组织,然渔民知识幼稚,实际常为豪绅鱼棍操纵其间,勾结官厅,从中剥削渔民……”。(4)此类作为说明,渔业公所虽为渔民之集体组织,但如无恰当之规范监督,无渔民自主参与之制度,也会背离渔民之整体利益。

  

   晚清民初,政府出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渔业生产的目的,颁布一系列关于渔业与渔政的法规。1905年正月,江浙渔业公司就颁布自订的渔业公司渔会章程,渔会章程凡十二条,宗旨是“欲合江浙沿海渔户团结一气,休戚相关,故公司力任保护开通之义务”。(5)1922年,农商部公布《渔会暂行章程》,通令沿海各省转饬渔民遵章办理,并要求原有渔业公所均须改组为渔业公会。(6)1923年10月,又公布《渔会暂行章程施行细则》,作为暂行章程之补充。(7)《渔会暂行章程》的颁布意味着渔会被纳入到国家社团立法体系之中,并取代渔业公所成为渔民之合法团体。1928年,农工部修订《渔会法暂行章程》为《渔会条例》,规定渔会为法人,渔会不得为营利事业。渔会以县为区域,在渔业繁盛之处设置。渔会由各县区域内及各港埠内之渔业人民组织之。(8)作为法人的渔会具有政府授权,拥有法律范围内之组织自主权,在区域之内居于组织垄断地位。此时渔会成立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推动,只有山东、浙江、江苏等少数省份建立为数不多的渔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在内的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渔会虽非全国普遍设立的组织,亦被纳入整顿范围。1929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渔会法》,是年11月11日公布,次年6月又以农矿部部令公布《渔会法施行细则》,通饬各省切实办理,并派员指导各县建立渔会。《渔会法》明确规定:“渔会以促进渔业人之知识技能,改善其生活并发达渔业生产为目的。”其具体任务有:改良渔业事宜,举办渔业教育事宜,筹借渔业资金及租赁渔船渔具事宜等。(9)渔会的政治及法律合法性得以保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沿海渔业区域建立渔会。根据1932年前后的统计,浙江有6个县成立渔会,江苏有14个县成立渔会,福建和山东各有3个县成立渔会。(10)到1934年,江苏省只有20多个县成立了渔会,浙江各县成立渔会者仍不足10个。

  

   上海的渔会在1934年3月正式成立,上海市冰鲜、鲜鱼、咸鱼等水产同业组织均为其团体会员。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渔会停止会务,无形解体。沦陷期间,汪伪维新政府实业部水产产销管理局委派张振芳等9人为筹备委员,筹组渔业公会。公会有团体会员23人,个人会员分业务为鱼行业72人,渔船业24人,鱼介贩运业188人,养殖业28人,其他9人,选出理事7人。1943年5月10日,伪上海特别市粮食局通告,水产业等改组原有各公会成立同业公会,上海渔业公会遂被改组。是年6月9日,上海特别市水产业同业公会成立。(11)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类职业团体进行整理,上海渔会也进行组织复员与重建。1946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令派唐承宗等9人重新整理渔会,对渔会的职员进行甄别。是年11月6日,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通过《上海渔会章程草案》,设常务理事4人,理事10人,候补理事5人,唐承宗当选为理事长,设常务监事1人,监事4人,候补监事2人,。会员容纳渔船、捕鱼、鱼贩、养殖等各类从业人员,合计会员有19773人,分布全市。其中,以鱼市场、十六铺、吴淞为多,会所设在东长治路302号。(12)

  

   整理过后,上海市各县基本成立了渔会。在各郊县,渔会的组织系统渐趋完善。郊县渔会成立情况如表1。

  


  

   渔会的治理结构主要是指渔会内部的组织设置及运作机制。会员是渔会的基础,渔会会员构成,是判断渔会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的《渔会法》第五条对渔会会员作出规定:“凡居住同一区域内年满十六周岁以上之渔业人或营水产之制造及运输保管各业者得连署五十人以上为发起人依本法组织渔会”。何为“渔业人”?1929年《渔业法》中的定义是:“渔业之人和有渔业权及入渔权之人”,渔业人可以是直接从事水产养殖和捕捞的渔民,也可以是渔业投资人,这部分拥有资本可以通过获得渔业权和入渔权,但是却不直接从事捕捞,即投资于业经营但是并不直接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人。根据《渔会法》,渔会会员可以是直接从事渔业生产的人,也可是渔业投资人和从事水产制造运输和保管各业人员。既包括渔业不同环节之从业者,也划分有渔民、鱼商、鱼贩和鱼行等不同类别。

  

   上海渔业捕捞多由渔业公司承担,渔获物多由外埠运来交易。故上海市渔会的会员来看,渔会之主体是渔业商人,商业性和资本性较强。据上海市渔会档案统计资料显示,抗战之后的上海渔会会员有68家,其中鱼行、渔业公司、水产公司类就有约60家,另上海渔市场、渔事管理所、鱼商业同业公会、鱼行职工会等也加入渔会之中作为团体会员。(13)拥有渔业资本的鱼行、渔业公司占有绝对优势,普通渔民和一般雇员在其中并无话语权。在上海郊区渔会中,则以有船渔民为主。在一些二线渔业城市,一般拥有渔船的渔民在渔会中所占比例较大,但单纯依赖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无产者渔民在渔会中极少。在江苏省宝应县渔会、东台县渔会、涟水县渔会、据档案资料显示宝应县渔会会员共158人,其中属于鱼行者13人,从事水产运输者2人,其余为拥有渔船的渔民。(14)东台县渔会共有会员59人,鱼商8人,渔船主42人,渔户8人,鱼行1人。(15)涟水县渔会共有会员51人,其中鱼行3人,渔夫3人。(16)当时之报评也批评说,“(渔会)把大多劳苦的真正的渔民推出渔会组织以外,相反的地把各种鱼行鱼店的老板以及拥有渔船的股东们请进来主持了渔会”。(17)此类情形在上海一类的都市型渔会中更为明显,会中由鱼行及渔业公司占据要津。如江苏各县之渔会,则以拥有渔船之有产渔民占据多数。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渔会系采理监事制度。渔会之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临时大会由会员三十人以上提议或理监事召集之$渔会设理事和监事,理事和监事由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然后由理事组织理事会,理事会是渔会的日常决策和执行机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商讨议决相关事务,对外代表渔会,处理并负责召集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极其执行其议决案。理事会组织常务理事会,作为理事会的常设机构,处理会内日常事务。监事会有渔会监事组成,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监事会议,负监察之责。以上海市渔会为例来看,抗战之后的《上海市渔会章程》第四章对于渔会的组织职权有着严格的规定。章程规定,“渔会的重要事项只有有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才能决定,如会章之变更;理监事及代表之选任、解任或停止被选举权;会员之除名;经费之筹集;预算决算之议决;共同事业之创办;基金之管理或处分;鱼会联合会之组织及加入或退出;本会之解散;清算人之选任及关于清算事项。”(18)上海渔会理事会下设四个组,负责处理相应事务。第一组,掌理本会文书、收发、保管、会计、庶务、报告及其他不属于各组事项;第二组,掌理教育,训练、登记、组织统计等事项;第三组,掌理渔业之改良、保护、救恤、调查、建议等事项;第四组,掌理合作、储蓄、卫生、保险、调解和其他福利事项。(19)“监事会负责审核本会簿记、账目,稽查事业进行状况,监察各职员职务。”(20)从组织设置上看,上海渔会符合渔会法的要求,构建起层次分明、权责明晰的治理结构,但选举、议事等实际运作则受会内人事、利益关系之影响极大。渔会职员包括理事长、常务理事、候补理事、监事、候补监事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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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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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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