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台湾政坛的“棒球情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5-07-15 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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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立 (进入专栏)  

  

   棒球在台湾,正如乒乓球在大陆一样,是广大人民引以为傲的体育项目,而且台湾人对棒球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大陆人对乒乓球的热爱。有人说:“台湾人对棒球的热爱,却超越所有运动”,“棒球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在历史上,棒球也确实为台湾争得了不少荣誉,所以有人把棒球说成是台湾的“国球”和“国魂”,把棒球高手称为“台湾之光”,给予极高的荣誉。

   棒球承载了台湾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棒球赛被看作是台湾人尊严的展现,重要的棒球比赛被视为体坛大事,一定有许多人观看。2008台北队进军奥运资格赛关键场次的与澳大利亚队之战,不只是现场挤进了14000名爆满观众,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守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紧盯球赛进展。以棒球为题材的电影《KANO》首映时,嘉义就有6万人参加,上映前已经有100场包场,超过3万人观看,预售票达到3000万台幣。万人空巷,封街游行,所谓“台湾人疯棒球”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民间如此,政界也十分关注,因为政治介入了棒球,棒球介入了政治。棒球联系着民意,关系到选票,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有人指出:“在台湾,如果说不上几场痛彻心扉的国际赛事或者大快人心的‘逆转胜’,你大可以怀疑这个人其实是观光客、或者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所以,可以说,棒球已经成为“台湾人认同”的一个标志,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标志之一,也是“爱台湾”与否的一个界限。因此,不论党派、不论蓝绿乃至各个政治人物,都对棒球给予高度的重视,也都对棒球怀有深藏的神秘的自发的心理状态,各种不同的“棒球情结”。

   棒球究竟对台湾政坛的过去、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问题。

  

   一、从《KANO》谈起:不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的棒球运动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电影《KANO》描写日据时期一支由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组成的嘉义农林棒球队(简称“嘉农”KANO),在日本教练指导下,1931年拿下全岛冠军,并且参加日本的“甲子园大会,以“奋战到底,不放弃任何一球”的精神,感动了场上55000名观众,以三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为台湾棒球史留下了光荣的一页。该片“除了少数场景夹杂着台语之外,几乎全用日语对白”。《KANO》2012年开始拍摄,2014年在台湾放映,引起全岛的轰动。

   对于《KANO》,有人认为它是“修复历史”“荣耀再现”,“找回台湾的美好年代”,显示日本人和台湾人共同缔造的美好记忆。有人认为这是“美化殖民”,反映了“怀旧媚日”的情结,彰显的是日本武士道棒球的荣光。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呢?那是因为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作出不同的评价。

   这里有一个事例,有人写道:“台湾电影《KANO》与《军中乐园》,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最常提到的两部电影,《KANO》承载了经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本省人,例如柯文哲家族的记忆,而《军中乐园》则反映出像姚立明这种外省人的哀愁”。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姚立明担任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他在竞选时,讲述了和柯文哲一起看《KANO》的感受。他说,全场电影一半都在讲日文,他听不懂,而柯文哲却很感动。因为柯想起他的祖父(“二二八”受难者),他哭了。而姚立明看了《军中乐园》中喊出“妈妈我想你”的呼号,就想起从小父母亲要他跪在祖父母照片拜年的情景,也会流泪。后来他和柯文哲交谈,“他问我你为什么会哭,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哭啊,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同的情结。

  

   二、国、民两党的棒球情结:不同的政治需求

   1968年台东红叶少棒队以7:0的成绩打败日本少棒冠军队。时任救国团主任的蒋经国接见全体队员,给予慰勉,希望他们要继续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他还赠送队员每人一套特制的球衣,并且答应将来要到台东红叶村去看他们。从此,棒球运动开始受到台湾社会的重视。

   1969年8月台湾金龙少棒队前往美国威廉波特参加比赛前,蒋经国又勉励队员“将爱国家,守纪律、有生气、肯上进的中国少年良好精神,带到国际去”。比赛结果,金龙少棒队获得世界冠军,整个台湾轰动了。9月7日成千上万人涌向松山机场,迎接金龙队的凯旋。队员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市区游行,台北市万人空巷,人人争睹。1970年七虎少棒队前往美国卫冕世界冠军失败,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小队员,勉励他们不要气馁。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蒋经国为小队员打伞的照片。1971年蒋经国还曾经去看望少棒队员,并且检查棒球鞋的质量。80年代台湾成人棒球也取得傲人的成绩,棒球高手吴俊良还先后获得蒋经国、李登辉的接见。后来另一位高手王贞治也先后受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任领导人的表彰。

   台湾国民党当局重视棒球是和台湾的政治处境有关的。对此,台湾媒体提供了如下解读:

   “1971年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台湾的国际处境日益艰难,唯有透过这些少年们的球棒,才能找回国家与民族自信心。因此,每一位棒球选手,都被媒体以‘棒打洋人’的‘民族英雄’视之”。

   “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并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后,棒球场上的胜利让台湾人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将台湾球员刻苦打败强国球队的事迹,转化成台湾人在国际压迫下的胜利,使棒球的胜负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借此安抚颓丧的民心”。

   “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到1979年美台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场域遭遇中国大陆全面打压而日益孤立,但经济正在起飞的它持续称霸世界青少年棒球赛,多少为台湾民众的国族自信打了强心针”。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那时)台湾不被国际社会接纳,所以利用各种方式曝光,棒球还算满有效,所以棒球也被国族主义围绕。”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们有五种(或六种)不同的需求,其中的“尊重需求”指的是,对内要显示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对外,要显示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当年国民党当局处在困境下,对内既有维护自信的需求,对外又有受到尊重的需求,而棒球场上的胜利,成为一剂提高自尊和自信的激励台湾社会的强心针。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尊重需求,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棒球情结之所在。

   民进党上台以后,也十分重视棒球的作用。当时台湾经济萧条,失业率高,民进党虽然执政,却是一个少数党,在国际上处境也十分艰难。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举办大型的棒球赛事,一方面“满足民众对棒球热情的需求”,另一方面“达到他所渴望的政治领导权,进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及选票,并且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增进国际外交,以及建构台湾认同等效益”。

   2001年由台湾举办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陈水扁宣告“2001年是台湾棒球年”,11月6日比赛在台北天母球场开幕,民进党当局的首脑陈水扁、张俊雄等人参加了典礼。2007年又举办了一次世棒赛,有人指出:“举办2001年与2007 年两届世棒赛皆带给台湾政府及社会许多正面效益”,“世棒赛带给台湾政府最重要的效益在于非经济面向,包括了政府的外交拓展与台湾的国家认同感”。[1]

   那时棒球高手王建民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台湾当局通过各种媒体大量传播王建民参加比赛的新闻。他们把出王建民说成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子”“台湾人的骄傲”,有关王建民的报道,都与国族认同联结。《自由时报》写道:“建仔发光,台湾沾光”“全世界都看到台湾”,是他“使得不受国际社会承认的台湾得以在‘国际上’露脸”。有人指出:“王建民透过棒球,使台湾地图与台湾形象深植全世界爱好棒球的人心。因为王建民的伸卡球,台湾再度站上国际体坛,2006 年台湾最佳代言人非王建民莫属”。[2]

   显然民进党人关心棒球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例如,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时,强调台湾棒球选手发挥了“台湾精神”,而民进党的台北市候选人谢长廷、高雄市候选人陈菊都是“台湾价值”“台湾精神”的代表。有人指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球队去美国比赛时,就有些侨胞是带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过去,但有些民进党人士是带民进党旗子去的。都是为同一群孩子加油,他们都是为台湾在比赛,可是大人就是各自表述。”

   民进党的棒球情结,如果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应当是属于“社交需求”层次,强调的是“归属感”。他们极力建构“台湾认同”,表明只有自己才是“爱台湾”,才是“正港的台湾人”,以此建构“我群”,而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列为“他群”。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政治需求,从而体现了民进党的棒球情结。

  

   三、政治人物与棒球:不同的情结

   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论蓝绿大多数都与棒球结下不解之缘。这里只提出当今几位主要政治人物加以介绍。

   马英九:他对棒球的重视,可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2009年他把棒球称为“国球”,表示“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棒球的发展”[3]。同时还专门召开“棒球国是会议”(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提出振兴棒球方案,[4] 并且“保证4年内将投入12亿6000万设立成棒队”,[5] 他和他的夫人在五年时间内“观赏职业棒球赛超过60场比赛”。

   马英九为什么如此重视棒球呢?恐怕不能用个人喜好来解释,还应当从政治角度来考察。人们都说,马英九在台湾有“外省人的原罪感”。他要摆脱这种“原罪”,就需要不断地显示自己忠于台湾、认同本土。所以他极力表白自己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是在台湾长大、一岁就来台湾,从小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我将来一定也会死在台湾、葬在台湾,烧成灰都是台湾人,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台湾的安全,但我也要用我的智慧,来开创台湾的未来”。我曾经指出:这显然是出自获取“群体资格”的迫切需要。[6] 如果人们不承认他是台湾人,他就不可能获得台湾这个群体成员的资格,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个人不希望被孤立的倾向极深也极强”,[7] 马英九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倾向,他必须把棒球这个“台湾人认同”的标志,牢牢地贴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8] 所以,力争加入“台湾人棒球队”,获取群体资格,这就是马英九的棒球情结。

王金平:他曾经担任台湾职棒大联盟会长。他不仅在世界棒球比赛时极力为中华队加油,而且曾经在美国为棒球赛开球,“他把球直接扔进大都会教练阿洛玛的手套中,赢得现场观众的满堂彩,王金平随即挥手向全场球迷致意”。王金平善于调和,政党之间的争执他都能“乔”的过来,所以人们说他“只有朋友,没有敌人”。民进党人柯建铭说他是“整合者”,也是“资源分配者”。正因为如此,他能“蓝绿通吃”,成为台湾政坛的“万年院长”和不倒翁。在棒球方面也是这样,除了对外比赛,他没有不支持的球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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