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周濂:为现代生活辩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7 次 更新时间:2015-07-09 16: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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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聊天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那些细细密密的道理就在琐琐碎碎的对话中,依循着生活的地势和历史的脉络次第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陈嘉映从不承诺“道理”必然会变得晶莹透明、森然有序,他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探路者,引领着我们“纵横交错地向四面八方穿越一个辽阔的思想领域”。他会尝试告诉我们哪条道路是死路,哪条道路是活路,哪片风景值得驻足,哪座森林暗藏杀机,但是他绝不会代替你做出最后的判断,因为归根结底,哲学是一个动词,而真正的哲学家不是使人免于思考,而是激发人们思考。

  

   需要不断辩护的现代生活

   周濂:您在《价值的理由》一书中谈到“虚假观念”时说:“事事都要显得合乎或明或暗的意义才是当代生活的重大疾病。我们倾向于把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动机欲望上升为观念。”这是您所观察到的当代生活的一个重大病症,这背后关联到什么是良善生活的整体图景,能不能对此稍做一些解释?

   陈嘉映:一时也不知道从哪解释起,咱们这样先说着。这跟我的那种观察连在一起,就是前人的生活总的说起来比较直接。他碗里吃着饭他知道是从哪来的,他手里用的工具是他自己做的,或者他看着邻居给他做的。一样一样东西,他从头到尾大致见着是怎么回事。现在的人,基本上所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是终端产品。我从这个角度讲过现代人特有的风险感。实际上要是从终端产品来说,我们的生活比以前要安全得多,各方面都安全得多,但是现在的风险感却比以前重很多。我个人当然只是从一个方面解释,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知道它的来历,除了终端摆在你面前,其他的都在你的感知范围之外,所以你老觉得不确定。你在感知中找不到确定性,你就倾向于到观念那里去找确定性。观念的分量越来越重,这大概是一个原因吧。

   另外一个原因,人人都知道,就是现在观念传播特别快,可供你选择的观念特别多,你很容易找到与你的感觉接近的观念。你接受什么观念,由很多因素决定,但是比较明显的,你会选跟你自己的感觉比较接近的。现在,可供你选择的观念那么多,你不难选到你比较中意的那个观念。

   当然,更大的背景是,现代是一个高度反思的社会。

   周濂:对,是一个全面反思的社会。

   陈嘉映:对,是个反思无所不在的社会。这意味着,无论你做什么,人们都要问你道理何在。以前,我们就这么做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现在就得说得出个一二三来。有益处也有害处,益处大家说得比较多,害处值得特别说一说。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不陷入过度反思,这是当代生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常对学生说起这个——因为我正好教哲学、教反思——我会跟学生说,他们要尽可能地去做实际的事。这实际的事什么都包括,包括生产劳动、养孩子、踢足球或打篮球。要靠比较厚重一点的生活把反思托起来,否则,反思会飘起来,我们会飘在反思里。我跟童世骏不止一次交换过一种忧虑,就是我们教哲学教得起劲,到底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自己还没明白呢。

   周濂: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您刚才的话。一开始您谈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跟现代人的区别,能不能这么说,古代人的生活更多是直接的经验,而非间接的经验,所以他们对于生活的其来有自了然于胸,脉络感非常清晰,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状态会更加简单并且扎实。当然除了直接经验这个元素,我们也知道,在古代社会,无论东西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是被包裹在所谓的整全性观念之中。这种观念不仅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紧密结合,而且赋予生活以整体感。日常生活的全部——从吃喝拉撒睡的生活细节一直到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全被包裹在一个融贯一致的体系当中。这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区别。

   陈嘉映:对,谈这种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撇开自己的好恶,我只是想能把这个好恶表达得清楚一点,并且不是太强加于人。总的说起来,我觉得前文字时代,也就是上古时候,生活是质直的。但对我们来说,至少对我来说,过于质直了,一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他是什么就是什么。

   周濂:他不需要选择,选择这个观念还没进入他的意识当中?

   陈嘉映:对。然后在文字时代,你看,我这就说到自己的好恶了。我觉得那时的人有一个好处,一方面,他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他也有比较和鉴别。文字把古代的东西传下来。这传法与口传传统不一样,口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版本,是不是?就是传到他那里的最终版本。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没有传统的,没有从前版本与当前版本的区别。只有有了文字之后,我们才真正有传统,比如说我们既知道今天的新新儒家说些什么,又知道宋朝的新儒学以及原始儒家的文本。它们之间的一贯性,尤其是其间的种种差异,构成了一个传统。既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又有反思的空间,所以比较均衡。这是个好处。当然我不是说当代生活总体上不如那时候。我在这种事上总这么想:多去谈当代生活是好还是不好,这没有太大意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只是想,用我朋友周展的一句话来说,当一切都朝一个方向进行时,最好朝相反的方向深深地看一眼。我只说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困境。同时,你看到以往时代里有些东西挺好的,有些可能性会在这种眼光下浮现出来,让过去的时代来帮助我们。是批判性的,是怀旧的,但不是单纯批判的眼光或怀旧的情绪,这里有某种建设性的因素。

   周濂:当然可能问题在于,我们一方面看到古代生活的某些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使得一些好的东西,它只是博物馆里的好,而不再可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好。

   陈嘉映:那当然,一般说起来,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如此。而且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华它是精华,你觉得好得不得了……

   周濂:但就是无法得到它。

   陈嘉映:对,它过去了,它不会再回来。天下那么多好东西,有几样能落到我们自己头上?但我也不是说我们只能远远观赏,或者说,学会欣赏好东西这本身就是提升当下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我们别弄到见月伤心见花落泪就好。我们不能过于直线地理解继承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法有点儿太干脆了吧。整个复古就更不靠谱了。现在有些新新儒家,穿唐装,谒孔庙,作为个人的修养和爱好,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至少,生活更丰富多彩。鼓励下一代多读点儿古书,我个人很赞成,很多好东西呀,放在那里没人读太可惜了。但要全盘复古,我觉得完全不靠谱,别说全社会,就是一个人自己也做不到。再说,复到哪里算复古?古代不也一直在变吗?

   周濂:对,这点我也特别同意您,我觉得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表述,作为个体的心性修养、生活取向我觉得完全无可厚非,甚至作为一个小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也无可厚非。但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社会框架,就显得有些时代错乱了。

   陈嘉映:对。而且你还得表明古代的那些好东西不同时生产出那些任性残暴的君王,那种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那种对女性的压制欺凌。古代生活可并不只是产生几个温良恭俭让的读书人。

   周濂: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陈嘉映:对。刚才只是一个设问,其实大家都明白,古代生活中包括那些我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东西。比如,那时有忠君观念,臣僚坚守这种信念,单看其中的忠诚,挺让人佩服的,挺感动人的。但是这种忠诚生长在其中的那种制度,皇帝一高兴把我九族都杀了,那种忠诚再让人佩服,这种制度我要是躲得开我还是躲着。

   周濂: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您认为当代生活倾向于把平常琐碎的动机和欲望上升为观念。在我看来,在这个全面反思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不断受到来自不同观念的挑战和质疑。所以个人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做辩护,必须要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个理由,解释生活的合法性。我们能说这是现代人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吗?

   陈嘉映:对,我同意这是现代人特别强的一个特征。当代人广泛地受到教育,一种狭义的教育,智识的教育。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跟这一点有联系。当代人喜欢“文明生活”,这当然跟教育有关系。讲文明,讲道理,跟受过教育连在一起,不文明,不讲道理,就说:没受过教育啊你。什么都可能会做过头,讲道理,可能变得太喜欢为自己辩护或者要求别人做出辩护了。

   周濂:但您身边经常围绕着一些——我用一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是边缘人,一方面他们生活急需得到辩护,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从您跟他们的交往,包括您平常的一些写作思考来看,您又觉得他们无须辩护,好像有这个意思?

   陈嘉映:你说到的这个话题也有意思。我觉得边缘人有时自我辩护的冲动如此之强,辩护的做法如此之普遍,即使他们需要某种辩护,那也都过了。没有谁的生活需要那么多的辩护,这在“边缘人”那里尤其突出。你的辩护太成功了,就丧失了“边缘”的一部分意义。

   周濂:明白您的意思,最理想的边缘状态应该是自足的,而不是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缺损,并且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形象出现。

   陈嘉映:边缘人的种种内涵里有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不跟你玩,但这辩护就是在跟你玩。

   周濂:换言之,我还是接受了你的游戏规则,我还是要以你作为一个坐标,然后来判定我的价值。

   陈嘉映:对。

   周濂:那就是另起炉灶了,各玩各的游戏。

   陈嘉映:对,这点的确是跟那个以前的cynical——我叫做嘲世派,不太喜欢“犬儒”这个词——我觉得跟嘲世派行动者比,这点……

   周濂:差了好远。

   陈嘉映:是的。

   周濂:这种影响的焦虑对他们来说深入骨髓。

   陈嘉映:我们为自己辩护的冲动已经过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更容易有过强的辩护冲动,因为咱们随大流的人毕竟辩护起来比较容易嘛。总之,像阿坚那样的朋友,抵制主流生活方式,抵制常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朋友一定会让你换个角度来思考生活。有这样的朋友,对拓宽思考的视野是件幸事。

   周濂:我读您跟向京的访谈,您曾经对比过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认为您有一个很好的观察,那些接受了现代社会游戏规则的主流写作者,恰恰因为这种外在的约束和要求,反而能够让他成就作品,做出有价值的东西;相反,那些完全脱离了这种外在约束和压力的人,恰恰可能处在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状态。

   陈嘉映:是啊,对位法是一种束缚还是给了作曲家一个舞台?格律呢?这很难说。打破格律,产生出新型的诗歌,但格律诗的那种美妙就没有了。当然,要创作出好东西,某种约束总是在的。“边缘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矩。

   周濂:您还有一个表述与我们今天的谈话相关。您谈到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与美国人无法交流托尔斯泰的作品,因为他们很难理解托尔斯泰作品里复杂的、深刻的情感。您说这是因为现代化让生活变得简单了、容易了、轻松了。于是就存在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有些深刻的东西好像就跟那些坏事连在一起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联系到你的那些边缘人物朋友,如果他们真的另起炉灶了,某种意义上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和容易了。这是不是就让他们与产生出好作品的复杂的、沉重的、压力性的东西脱钩了?

陈嘉映:单单这个话题我觉得就够我们谈好几个小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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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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