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希望、羞辱与恐惧是如何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

——莫伊西的情感地缘政治学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6 次 更新时间:2015-07-06 11: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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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东  

  
 

   内容提要: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莫伊西给出了另一套地缘政治学方案,即情感地缘政治学。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中,莫伊西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希望、羞辱与恐惧等情感是如何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在情感地缘政治的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出各地区的情感倾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找出症结,及时作出调整和必要的改革,超越羞辱,克服恐惧,保持着希望与信心。这种情感政治学,能够为共建人类希望的空间,提供极为重要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希望;羞辱;恐惧;地缘政治学;情感政治学

    

   从举世闻名的《荷马史诗》中,我们悉知特洛伊之战的起因,不过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走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而已。更确切地讲,是二人私奔,并非出于帕里斯的诱逼,而是海伦自愿的——正是这种不伦之恋,严重地伤害了斯巴达王的尊严——一个男人,准确地说是国王与英雄的尊严,这是其治国领民的重要依据——绝对不允许他者占有自己的女人,绝对不允许他者抢走自己的爱人,绝对不允许他者挑战自己的权威。然而,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一个国王与另一个王国的王子之间,于是一场国际战争就酝酿了。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人类具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之一的,最为残酷的战争,竟然是爆发于一场“三角恋”的感情关系,实在是匪夷所思。

   由此可见一斑,或者是这一神话式的史诗昭示着:情感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与战争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现实利益和理性[①]固然相当重要,但是情感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科塔姆和迪茨-尤勒等人对政治人的心理与情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逐渐形成一些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中,正如布朗(1987)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研究暴力的严肃的学者认识到,天赋倾向(随个体不同而有变化)和情境条件多半是结合在一起的’”。[②]情景和政治人的情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通常,政治学在对冲突的解释中已经提出,心理因素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各种冲突中,心理因素的作用逐渐被发现,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例如,国家领导人正确或错误的知觉在避免或导致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已经在各种历史危机案例中得到了详尽的叙述。”[③]有时,这些看似无关重要的情感因素,其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还有人提出,在预防或导致冲突的过程中,政策制定群体本身的动力和构成扮演着重要角色。”[④]就连政策制定群体自身的动力、结构、知觉和情感都会对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最后,领导人的人格和特征也被一些人认为在引发或阻止冲突中起一定作用。”[⑤]作为个体的领导者,其人格和个性在冲突之中也有着无法预测的作用。

   情感、人格和心理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⑥]事实上,它们一直都对政治活动产生着或明或暗的极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中,努力构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希望、羞辱与恐惧等情感是如何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

   一、地缘政治中的情感问题

   当那些被以往政治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政治因素——德性、理性和利益,如洋葱片一般,被一层接一层剥去时,人们才开始将目光转向那最为平凡却又一直都在影响着政治的情感因素。“情感,无论是宗教情感,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甚至纯粹的个人情感,当然都很重要。纵观19世纪和20世纪,情感总是在政治的最前沿。”[⑦]不论是对个体自身,还是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情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因为遭受了不少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大师们的贬低、否定与打击,使得世人误以为情感是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以至于情感是人无法割裂的部分,都被视而不见。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人们对情感的忽视而变得简单、和谐与美好,反倒是血淋淋的战争和残酷的历史一再证明:世界的复杂性不会因为理论框架的简单明了,逻辑严密和自圆其说等诸种“科学性”与“合理性”而发生丝毫的改变。

   就连那被誉为理性时代过着“钟表式”生活的康德先生,也会因为情感而临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哲学家康德也被感动得停止了工作,是在1792年瓦尔密(Valmy)战役的那一天,法国革命大军击败了保卫旧政权的联军。只有两件事让康德打破了他极其严格的生活规律,这是其之一(据说另一件事是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出版)”。[⑧]此外,他还因为邻居的公鸡鸣叫扰乱自己的生活,而一气之下将之宰杀了。情感对人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是富有情感的意识形态运动。情感控制我们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控制情感的程度,如果我们不承认情感影响在其中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这段历史。”[⑨]貌似情感不过是人的组成部分,由人控制,但是不少时候是情感在掌控着人,左右着人的行为与决断。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情感失控而酿成的,或是因为害怕和恐惧,或是因为羞辱与尊严、或是因为仇恨与报复,或是因为狂热和希望而骤然发动战争、变革和政治运动。只有思及这一因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

   而当今的世界,在科技化、全球化、网络数字化的进程中,金融市场、民族国家与技术不可避免地达到一个前无先例的整合状态“使得个人、公司和国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远、更快、更深、更廉价”,[⑩]而与此同时,这样日趋复杂的现实,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经济侵略、恐怖主义、文化冲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身份认同等等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焦虑。因此“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用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的话来讲,全球化可能已经使世界“变平”了,但同时也使世界比之前更加情感化”。[11]

   随着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与交叉学科的兴起,学者们逐渐的意识到众多的历史、政治事件中那些看似平淡而隐晦的情感的重要性。其中莫伊西较为突出,专门研究了情感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作用与意义。在他看来“情感”将会带来一场地缘政治学的革命。这不仅是因为情感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而且根据情感的三种主要的类型,即希望、羞辱与恐惧,可以重新审视和区分这个世界,将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图景。

   而为什么是这三种类型的情感呢?对这一问题,莫伊西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恐惧、羞辱和希望,可以看作是人类的三个天然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血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12]因此三者就是缺一不可的,而且还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任何一者过多或者偏少,都将会对政治共同体产生不良影响。“毫无希望的人为的羞辱,则是毁灭性的,而过多的恐惧,过多的羞辱,以及希望不足,则对所有社会都构成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状况将导致极大的不稳定与局势紧张。”[13]并进一步影响世界的稳定“情感的平衡对于‘世界健康’的重要性,差不多相当于‘平衡的’血液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14]那么这三种情感将又如何对地缘政治学产生影响呢?

   二、地缘政治中的希望情感

   “希望则点燃并驱动着生命的发动机”。[15]希望是人生的动力燃料。它是人生存下去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若无这种希望,生犹如死。“希望就是自信。在西方世界,希望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在灵魂意义上的希望,通过对罪恶的救赎带来人性拯救的信仰。但也有世俗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就是对一个人的身份的信任,对一个人与世界积极互动能力的信任。”[16]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也是如此。

   而当今世界希望文化正在发生变化,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基督教区转向泛神论的地区。当然这种希望是世俗意义上的,带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就像希望这个词的精神含义也在物质满足中逐渐弱化一样”。[17]这是由共同体自身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等多方位的良性发展,而生发的信心。在21世纪,希望意味着“此时此地在这个世界中做得更好,而不是总想着有什么今世或来世更好的世界”,现世报比来世报更为人们所接受,而中国古代的“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三不朽”等儒家思想,不仅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入世,注重现世,而且还激发了人们的担当意识,敢为天下先。“尽管传统的人世轮回信仰在整个亚洲非常强大,但越来越多的亚洲人现在都从个体上和集体上趋向于认为,要在今世做得尽可能地好”。[18]这在某种意义上,与两三百年前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甚为相似——“天职”(calling)观念,表明勿须执着于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方式来获得上帝的感召,反而更应该在世俗中,积极努力地完成职业上的工作责任与义务。在节制物欲的同时,还要自愿、自觉地劳动,切勿虚度光阴“时间即金钱”。并在劳动中创造财富,无私奉献,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这才是应有的职责。正如韦伯所言:你要服从上帝的神诫,唯一的做法就是取得成就。你的信仰是否坚定的表现就在于现世成就的多少。信仰越坚定,成就越大。相反,成就越大说明信仰也越坚定。正是这种新教经济伦理思想,导致了一场对人类影响深远的资本主义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9]

   被莫伊西看成是当今世界希望文化的典型代表,无疑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希望主要是关于经济和社会活力,而希望的主要栖息地在东方。”亚洲就是这一头携带着希望,正在兴奋地奔跑与追赶的狮子。“而且,对于大多数亚洲人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们努力追赶西方,还在于他们很自信自己能够赶上,也确实将会赶上。”所怀有的信心,就是无限的希望,坚信将会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如果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希望’,那么亚洲世界正在稳步超越信仰,将他们的希望放在他们在周围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能够看到、感受到、听到、尝到、体验到的实实在在进步之中。”[20]更为可贵的是,在亚洲希望不仅仅是信念,而且已经在实践中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东西。

   在亚洲诸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这种希望情感兴盛的国度。以至于印度记者拉梅什(JairamRamesh)发明了一个新词“中印国”(Chindia),来指称这一气象,即两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亚洲人口大国。狭义而言,“中印国”指的是两国7亿的中产阶级人口,也就是“超过3.5亿中国新增的中产阶级人口,加上3.5亿印度新增的中产阶级人口,那就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巨人,是一个能够改造世界经济甚至改变战略秩序的超过7亿人口的实体”。[21]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印国’指代了两个差异极大的文明,它们各自都认为自己很强大,也很自信地向世界开放,将各自文化中的精华展示给对方”。[22]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对本共同体的道路、制度与文化都有着不凡的信心,对他者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古国深厚的底蕴,尽管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但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发展,中国模式[23]“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24]这些使得中国充满着活力与希望。但是这并不表明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希望地缘政治体,就没有了隐患与忧虑。资源不断枯竭匮乏、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口基数庞大、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艾滋病不断蔓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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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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