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3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13

进入专题: 20世纪   帝国主义   地缘政治学  

汪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上篇共分三个部分: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条件展开分析之后,作者认为,“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后亚洲地区的新格局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探寻。

【关键词】 20世纪,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非均衡性,薄弱环节


如果从苏东解体、冷战在欧洲终结算起,20世纪落幕至今已近三十年。欧洲正在进入后冷战之后的危机时期,但亚洲的冷战阴霾仍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升沉,提示着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复杂纠葛。继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更加持久的增长,与美国、日本一起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鳌集于太平洋区域。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太平洋世纪在延续,但其中心正发生重要转移。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终止,市场关系的扩张和渗透仍然在持续,国家没有衰落,民族认同甚至比以往更为清晰,但革命已经蜕变为幽灵。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体制、政治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一个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让的叙述之中而难以构成思想对象的时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无所不在的世纪元素,却无法像对待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那样,或者像对待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那样,来思考20世纪。本文以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前言中提及的、在该书中未能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①为宗旨,两者研究对象和写作状态十分不同,但都致力于将中国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我们既是20世纪的产儿,又身处作为其否定物或对立物的时代,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人物或文本的处理,都无法摆脱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既是其产儿又是其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所造成的紧张。

本文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思想总是在对话中形成的,思想的对象不是僵死的客观性,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内在视野的对话者。因此,所谓将20世纪建构为思想的对象,首先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即不再只是将这一时代作为当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注释和附庸,而是通过对象的解放,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即一种不能自居于审判者的位置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也才能获得解放。


一、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又从哪些要素着手去探索或触摸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这里先从20世纪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谈起。如何界定20世纪?又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刻度,20世纪不可能恰好是1900年以降的100年,历史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尺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度量,例如长世纪与短世纪。本书未使用“漫长的20世纪”这一概念,但并不拒绝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一时代。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一书中,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综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有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的体系性危机溯源自14世纪以降约700年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资本控制和再生的现象,从而为观察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世纪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同时代大部分关注底层事件的研究不同,阿瑞基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构造,即金融-国家体系。“我们的调查本质上是有关积累的连续性的体系周期的比较研究,目的是界定(1)重复与进化的模式,这也正是在目前的体系性重构和金融扩张中再生的模式;(2)金融扩张的当下阶段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导致与过去的重复与进化模式的断裂。四个积累的体系性周期获得界定,其中每一个都在其资本积累的世界进程的主要代理者和结构面有基本的统一性:从15世纪至17世纪起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晚期至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世纪,以及从19世纪晚期直至目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这一约略和初步的分期意味着,积累的连续周期相互重叠,尽管它们在长度上渐渐变短,但它们都长于一个世纪:这就是采用‘长世纪’概念并将其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用于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分析。”②

类似的方式也被用于对现代中国的解释。在回应当代史学有关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含义的讨论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使用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概念,并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方法论的阐述置于这一范畴下考察。他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试图恢复理学的概念或视野,例如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并将其作为治理的模式与封建和郡县这一组概念重叠。“伴随这些分化和对立的是把历史看做既是一种时势同时也是一种理势”,进而“重建其探讨的‘对象’——帝制中国——并与社会科学关于帝国的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帝国这个概念通常只是通过它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即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来理解的。他的‘帝制中国’概念中的‘帝制’带着一些伤感:它既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其原型。如果它有一个目的的话,那是一个不同的东西。”③“这个帝国同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和帝国的因素,此外还具有其它许多因素。作为理性的官僚制国家,它在许多地方与民族国家相同,但它又与世袭君主制结合,在与其臣民互动中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合法性的策略,并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以同一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人民。”④正是为了把握中国理念的历史完整性而不是将它们归结为基本的文化要素,《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想把帝制中国还原为以民族国家为发展目的(的政治结构),它既不能被民族国家的反题来理解,也不能作为其原型来对待,虽然它可能具有其它非西方国家的特点”。⑤因此,“或许我们需要研究20世纪初在全球涌现出来的那些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国家,以把握它们早先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是如何整合到其现代形式中的。”⑥换句话说,即便探讨的不是阿瑞吉笔下的资本主义周期,而是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漫长的二十世纪”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从长时段视野观察中国及其现代演变的尝试。在讨论宋代思想时,我从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分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等源自宋儒的时势观和理势观等内在视野,探寻天理世界观的诞生;在讨论清代思想时,我从元、清王朝与宋、明王朝的区别出发,探讨王朝国家形态的变化和错综纠葛的关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形态与王朝史的关系。在有关西藏、西域、台湾、琉球及亚洲区域的探讨中,我在许多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历史分析,但本文试图将这些分析置于20世纪的时空框架内部,从多元与共时的时间关系中解释时势的变化。因此,两个合理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本文没有一以贯之地从儒学或中国历史文献中选择一个或一组时间概念描述刚刚过去的时代,却转而讨论并使用世纪这一“外在的”纪年概念?如何界定这个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第二,为什么没有沿用“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时间框架,而是采用了“短二十世纪”的概念?这一概念与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所界定的始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1991年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的“短二十世纪”有什么区别吗?⑦

首先,“世纪的降临”其实源自清末敏感的心灵对于时势的判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士大夫仍然在“公羊三世说”的历史意识和王朝纪年的框架下判断世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那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士大夫发觉自身用以观察世界变化的时空框架难以呈现和解释时世的变化,转而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述时势的特征。世纪这一概念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降临在中国思想人物的笔端,逐渐成为人们描述自身时代特质、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范畴。我没有着重强调两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的重叠,而是将世纪的诞生视为前一种世界观发生危机的后果来加以解释。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这些历史叙述和时间概念的置换正是不同力量争夺霸权的结果。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主要从漫长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视野勾勒现代中国的历史前提,但在最后一册围绕科学话语共同体及公理世界观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系统性断裂或置换。在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区域关系的分析中,规范内外关系的基本范畴不再是朝贡或藩属关系,而是主权与公民权的范畴了。如同杜赞奇所说:“现代中国已成为其一部分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建立在非常不同于汪(在讨论清代历史时)所描述的归属原则上的。民族的形式要求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同一均质和没有中介的关系,即使在确保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如此。在建立于精英统治结构之上的中国帝制原则和现代的主权概念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⑧对于我而言,这一转变的含义无法在一般规范或原则的区别中加以抽象界定,而必须置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秩序及其价值系统中加以观察。因此,世纪的诞生标志着历史的断裂,即再也无法在旧的时间序列中理解自身了;这一概念的普遍化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源自当下性的时势观将主导对于全部历史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将世纪或20世纪本身作为对象,既是将这一时势观建构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同时也是将其从普遍的和客观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努力。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1900年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世纪作为一种时间的标记也与其他纪年方式并行不悖。这一现象不独中国如此,欧洲的世纪概念同样包含对时代状态的把握。格里历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改革儒略历而制定的,1582年由罗马大公教会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PP. XIII)颁行,但真正作为普遍历法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在欧洲,20世纪是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氛围中诞生的。这一法文语词虽然包含新时代正在到来的含义,但更是关于旧时代正在终结的断言。这是一种处于文明溃败的末端时刻的氛围,一种新时代可能开启的预感。在时间上,“世纪末”通常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的文化氛围,其内核是对19世纪造成的历史断裂和文明危机的判断。⑨在文学、艺术等文化诸领域,“世纪末”概念代表着一种退化、颓废、唯美的氛围,一种因文明陷入危机而产生的厌烦、悲观、犬儒的情绪,一种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态度。除了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⑩、王尔德(Oscar Wilde)等世纪末文学的代表之外,这一时代影响深远的病理学是从进化论衍生而来的退化论,其代表是出生于维也纳、长期在巴黎活动的精神病学家莫雷尔(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11莫雷尔有感于19世纪犯罪、疾病和精神失常的显著上升,注意到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之间存在联系,认为心理紊乱和行为失常是由不正常体格造成的,进而发展出了退化论(degeneration theory)。退化论以正常状态或完美的人为假设起点,将由于环境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解释为退化。根据这一退化理论,失常现象虽然是后天的,却可以通过遗传,伴随着代际更替而愈加退化,例如从第一代的神经症退化为第二代的精神错乱,再至第三代的低能症和第四代的不育症。莫雷尔的退化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不仅在19世纪8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奠定了20世纪优生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既影响了左拉建立在环境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批判,12又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纳粹优生学)提供了思想资源。13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欧洲“世纪末”的退化论相互呼应,但章太炎、鲁迅都没有像莫雷尔那样假定绝对的完美状态。章太炎用“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理论反击进化和进步学说的目的论,他说:

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Hegel,即黑格尔——引者注)。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而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衰黎氏与之反对。赫氏持论,徒以世运日进,生齿日繁,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所以给其欲求者,既有不足,则相争相杀,必不可已,沾沾焉以贫乏失职为忧,而痛心于彗星之不能拂地,以扫万物而剿绝之。14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至1910年,他开始用“齐物平等”理论将平等的观念与每一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与世纪末的退化论划清了界限。15鲁迅将对进化论的目的论批判直接引申为对于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剖析和批判,在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之下,他的文学起点带有浓郁的欧洲“世纪末”文学、文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但不同于前者,他把悲观和虚无编织在对截然不同于19世纪的20世纪的召唤和反抗绝望的哲学之中。16“五四”以后,鲁迅对于优生学所内涵的种族主义的否定萌芽于对欧洲“世纪末”思想的扬弃。17

章太炎、鲁迅对于欧洲世纪末思想的回应和扬弃基于被压迫民族的思想者的政治直觉和理论思考,表达的是对“19世纪”政治经济方案的批判与否定。对于中国而言,无所谓19世纪,而只存在将欧洲19世纪作为楷模的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逻辑经常渗透在这些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内部,却因为是“我们的”方案和习惯而让人浑然不觉。在科技和政治领域,“世纪末”标志着一种作为帝国主义知识的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一种地球作为有限空间的时代的到来。“19世纪的落幕标志着欧洲扩张的‘哥伦布时代’的终结”,18也就是地球被瓜分完毕了。“世纪末”就是“20世纪的世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地球来理解的信念。汽船、公路、铁路和电报等等技术和全球交通使得未来世界成为一个‘较小的’地方,一个可以被作为单一体系进行阐释的地方。”19“地缘政治学这一由瑞典政治学家契伦(Rudolf Kjellen)创造的用语与19世纪晚期相伴而生。如同19世纪90年代诞生的许多语汇一样,‘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旨在传达其新颖性的混成表达。它被设想为一种为了一个新世纪而产生的、能够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民族-国家、它们的边界和领土能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的新研究领域。”20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有机体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地理空间,“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21因此,“他描绘了一个由流动边疆构成的世界。获得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领土兼并与并吞’的系统中将‘政治上有价值的地区’纳入囊中。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在任何时间点都只是‘本质上变化的有机体的一个静止过渡阶段’,直到文化发展的终点。”22这位“政治地理学之父”也是“生存空间”(the living space)这一20世纪地缘政治学概念的发明者。

因此,与“世纪末”文学和艺术的颓废氛围不同,在地缘政治领域,这是燃气、石油、电力替换工业革命时代的煤和铁的时代,采用福特主义工业生产的美国正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权。美国是一个坐拥两洋的大陆,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相对较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和由海洋链接起来的松散帝国。内陆的重要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他发现从小亚细亚至日本之间的中亚区域幸存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它们夹在俄国与英国之间,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而言具有显著的地缘重要性,进而赞成英国在这一区域抗衡俄国势力。23在他看来,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作扇形推进,“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堵住其出海口。”24与马汉的海权论不同,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这位海权王国的战略家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陆权争夺的时代。25他进而断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26

从1890年开始,欧洲殖民地收益在下降,欧洲国家间体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由英、俄的海陆两极斗争,到德、美崛起后的多极斗争,最终形成了由协约国与同盟国为两极的更为简明也更为危险的格局。27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武备快速增长。赫弗尔南(Michael Heffernan)将 19世纪90年代称之为“符号觉醒”(semiotic arousal)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一种即将到来的断裂或灾变的前奏。28世纪这一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在这一时刻突然具有某种界标的作用,提醒人们思考过去和瞻望未来。地缘政治学就是这一“世纪末心态”(Fin de siècle mentality)的一个侧面,它与旧世界秩序正在终结、一种由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少数大型邦联或帝国(如美国、亚洲、非洲或欧洲等)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取而代之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29

这一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恐慌”(geopolitical panic)与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放眼世界所见的不确定的未来相互呼应。这些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设想一种建立在清朝地基之上的、融汇几大族群和宗教的超大型立宪政治共同体,以介入这个正在为金融系统、大型工业组织和军事体系所控制的不确定未来。30因此,这一关于帝国的想象并不是对于传统王朝的回归,而是面向新世纪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对抗性构想,因为20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构想正是从边缘控制欧亚大陆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1943年的遗著《和平地理学》中将麦金德关于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名言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1略早于斯皮克曼的著作,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将中日战争中中国与苏联的地缘接近作为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他进而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本部”之外广阔边缘区域正是中国的生命线。在论“大块和小块”一节中,他说:“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32这一战略设想的前提不正是建立在晚清改革者与革命者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五族君宪”或“五族共和”的中国构想之上吗?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或更准确地说,一种时势意识,世纪正是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下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长或短,世纪或20世纪在其诞生时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分期方法,而是一种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33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


二、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


不同于阿瑞吉的“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框架,霍布斯邦的20世纪是短促的。他的“短二十世纪”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基本框架,同时又与十月革命所诞生的国家之长度相互重叠。用他的话说,“的确,这并不是偶然的,本书中所界定的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在时间上基本与诞生于十月革命的国家相始终”。34但20世纪的界标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两场革命,抑或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多重革命序列?霍布斯邦虽然指出了世纪与苏联的历史重叠,但他对于这一国家的历史内涵的追溯意兴阑珊。在他的笔下,战争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统一战线,西方与苏东体系的对立及冷战的终结,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兴衰,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基本内容。然而,如果要将在他的叙述中地位十分边缘的中国置于思考20世纪的中心位置的话,离开苏联或中国的现代历史形成的历史内涵,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一般界定的民族国家加以分析,无法把握20世纪的独特性。就苏联而言,它所以能够扮演与霍布斯邦笔下短二十世纪重叠的角色,不只因为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如同罗马、英国或美国这样的世界性霸权,更因为她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不同于16世纪以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并且这一国家不只是作为单个国家而存在,而且也代表着一种“世界体系”。若要从中国或中国革命的角度思考20世纪,则必然需要调整对20世纪的分期和界定。

从时间序列上说,两次世界战争规模巨大、技术先进、伤亡前所未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并不能使之与19世纪的众多战争真正区分开来。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英法联军入侵(1856—1860年)、中法战争(1883—1885年)、甲午战争(1894—1895年)、八国联军入侵(1900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年)、美国对国共内战的介入(1945—1949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对台湾海峡的封锁(1950年开始)、越南战争(1955—1975年)等等,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及朝鲜、越南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和占领的连续进程。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程不仅以经济掠夺为动力,而且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产生了与殖民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而且也产生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即毛泽东和许多近代史著作中提及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35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包含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革命的、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抵抗战争的内容。

从空间上说,霍布斯邦的“短二十世纪”主要是在欧洲的视野中形成的,没有考虑全球权力中心的移动对于全球及其不同地区的巨大影响。20世纪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但这种共时性是通过多重时间关系相互链接而产生的;同一事件存在着因语境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理解上的区别、对抗或交叉。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不仅源于对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而且也来自特定语境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感知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战略和策略。例如,在世纪之交,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触发了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对187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发展的追问。战争爆发时,霍布森恰好受雇于《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该报驻南非记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他指责英国矿业主罗德(Cecil Rhodes)为其矿业利润最大化而挑动了英国对德兰斯瓦尔的战争。这一观察成为他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政策之间进行区分的根据,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的。他发现大英帝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都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获得的,遂将1870年作为“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36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探究深受霍布森的影响,但其时已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对战争的性质及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直接观察影响了他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思考和判断。通过内部革命以逼迫俄国退出战争正是基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处境、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军事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断。“对帝国主义及其当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专制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的贸易变动的分析,显示帝国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37与霍布森幻想民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可以解决帝国主义问题不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触发的革命才是通往未来的唯一出口。

20世纪有关帝国主义的主要理论将重点放在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并探索改变这一帝国主义格局的政治路径。1900年前后正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席卷中国之际,这一时期开始的有关殖民和帝国主义的探究,也无一例外地指出1870年至1900年前后殖民地土地的急剧扩张。38但为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不是主要地分析列强对殖民地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扩张,而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中心位置?20世纪的主要理论家们大多认可19世纪70年代作为帝国主义阶段起点的观点,但对帝国主义起源存在不同解释。霍布森、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从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的角度解释积累危机,以此说明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动力;39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从流通领域研究银行作用的变化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他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研究,分析平均利润率在垄断条件下的新形态和金融资本及信用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为解释帝国主义提供了视角;40列宁以及拉法格(Paul Lafargue)批判地综合各种学说,探索生产集中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列宁称之为“最高阶段”)。这类研究将帝国主义区别于早期帝国,因为它不再仅仅以军事侵略和强权掠夺为标志,而是奠基于一定生产和消费体系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的世界体系,即帝国主义是一个囊括生产、流通、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地缘关系的世界形态。因此,资本家对于垄断组织的追求与政治家对于战争政策的鼓吹全部服从于其经济逻辑,用罗德的话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1正由于此,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时代的独特性的分析——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是自古而来的现象,但19世纪帝国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其与垄断组织、金融资本和社会形态的紧密联系。

帝国主义问题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既与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工业主义)有关,又与重新界定全球权力中心及其对自身社会的影响有关,从而分期问题必须兼顾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变。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1902年)、列宁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都认为帝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前后连贯,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帝国主义概念,但在分期上有所区别:对于霍布森和列宁等理论家而言, 19世纪70年代开始标志着一种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即帝国主义,或称新帝国主义。在霍布森看来,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不如视为旧帝国政策的产物。“直到19世纪末,英国都是以法国作为可怜的副手寻求贸易,用传教事业作为外衣来掩饰这种贸易政策,而这两者之间相对的真正重要性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严厉的考验。以制造业起家的德国和美国的参加,以及日本的欧化,加剧了商业竞争,使争夺远东市场成为国家工业政策的更明确的目标。”42在此过程中,西班牙退出了帝国主义竞争,荷兰拥有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广大属地,并局部地采取了帝国主义政策,“却是属于旧殖民主义:它并未参加新帝国主义的扩张。”43英帝国在短时期内的领土扩张激发了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例如俾斯麦时期对南洋和萨摩亚的殖民政策构成了对大英帝国殖民秩序的挑战。

然而,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毛泽东将1840年以降的历史直接纳入帝国主义干涉的进程。对他而言,有意义的区分不在帝国主义形态方面,而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不同阶段方面。例如,不是鸦片战争界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到来,而是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斗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一个不同以往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界定了世纪的诞生,而是五四运动标志着一种区别于1840年以降抵抗和变革运动的斗争新阶段。这一分期与列宁对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分明显不同。列宁认为:在1840—1860年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但到19世纪末,英国的风云人物如为布尔战争出谋划策的罗德和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却成为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政策的人物。“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44但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总是伴随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例外。19世纪40年代以降的殖民主义历史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始终是紧密的,帝国主义时代不过是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期,即殖民政策与金融资本产生超越以往的紧密联系的时期。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别不足以描述新帝国主义的性质。在经历了三十年殖民地土地和人口的急剧扩张(1876—1900年前后,六大殖民宗主国的殖民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比各宗主国的面积多一半,其中三个强国在1876年尚未有殖民地)之后,至1900年“世界分割‘完毕’了” 。45但在这一世界进程中,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列宁曾经引述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 46即便是立足于欧洲及其殖民地问题的霍布森也承认,正是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帝国主义的性质才得以充分呈现。这一帝国主义局势反过来也影响了殖民主义宗主国自身的局势。“在这种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