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家珍:论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及讽刺特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4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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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家珍  

    

   内容提要:庄子散文有着显著的愤世倾向,但这种愤世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与他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变迁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包含着价值评判,也意味着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庄子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及理性精神的体现。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还影响着其对抗性语言的表达方式——讽刺的选择与运用。庄子善用“反讽”的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使得思想的表达更为婉转与深刻,能够引发读者的深湛之思。

    

   庄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众所周知,庄子散文有着显著的愤世倾向,然而对此种倾向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涵等问题,学界却鲜有专门、深入的研讨。笔者认为,庄子的愤世倾向是与他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变迁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是其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及理性精神的体现;庄子散文的讽刺特色也与其愤世倾向有着内在的联系。兹不揣谫陋,具体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翻开《庄子》[①],迎面扑来的是一股郁懑不平之气: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②]

   甚矣夫好知(智)之乱天下也!(《胠箧》)

   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徐无鬼》)

   意(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

   这些话语颇有震撼力,至今仍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唐成玄英亦谓“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③];程千帆先生说庄子“说理之文参以抒情之体,虽故为谬悠,实深于哀乐,其内心之矛盾,大类屈原”[④],都指出了庄子散文的抒情特征及显著的愤世倾向。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其时属于社会制度的转型期,且战乱频仍。面对混乱的现实,儒家学派的孟子四处奔走,宣传其政治主张,希望借助君主的权威来实现他理想中的“仁政”。庄子也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然而,与儒家学派不同的是,他十分藐视那种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调和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而且认为儒家宣扬的“仁”、“义”、“忠”、“信”等并不能改变强权通吃、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在庄子看来,君主专制统治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乐教化,恰恰是造成民众悲惨处境的根源,而儒家学派的救世就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人间世》),水益深而火益热。所以他不愿象他们那样思考与行动,不愿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而成为压迫、剥夺百姓的工具或帮凶。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庄子也不可能设想出更先进的制度以取代君主专制,也不大可能开辟出一条与儒家不同的、更具积极意义的、切实可行的救世路线。

   大概正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及对其他学派救世行为的省察,庄子才提出了他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理论的。保身全性,实质上也就是不与统治者合作。《逍遥遊》里讲的“无己”、“无功”、“无名”,并非庄子故作清高或自我安慰[⑤],而应该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因为,庄子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清醒而自觉的,他选择了远离政事[⑥],随之也选择了与之相应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单纯的贫穷并没有消蚀、减损庄子的精神气度,《山木》篇记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问道:“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纠正他说:“贫也,非惫也。”意思是说,我只是贫穷罢了,穿得虽破烂,精神并不萎顿。他宁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也不肯为了利禄而受世俗礼法的束缚与扭曲,失去精神自由及人格尊严。《让王》篇里塑造了一个道家式的曾子形象: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这种贫困中的坚守,深为庄子所称赏。

   庄子曾说:“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缮性》)他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对那些追名逐利的奸巧之徒,他是极为鄙视的。《淮南子·齐俗训》记“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⑦]——庄子以其“行为艺术”表明他用不着多余的东西,也含有对惠子煊赫气派的不屑之意。《人间世》篇中他借“支离疏”的故事发议道:“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⑧]“支离其形”,是生理、体能上不为统治者所用;“支离其德”,则是心智、精神上不为统治者所用,不愿为之劳神焦思。庄子还曾打比方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旺),不善也”(《养生主》)。“樊笼”里虽不愁温饱,但却失去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在被掌控、被玩弄、悖离天性的压抑状态下活得并不好——因此庄子才会把梁国的相位比作“腐鼠”(《秋水》);楚王使大夫往聘庄子,他“持竿不顾”(《秋水》),眼睛都不转过去。庄子在穷闾阨巷里“织屦”谋生,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最大限度地摆脱物质方面对他人的依赖,以获得生活上、精神上的独立。

   应当看到,在庄子那里,寻求清净独立的“避世”与因关怀世事而来的“愤世”是并存的。庄子有时也讲“无情”,讲“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德充符》),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不过,总是有意识地调节身心,希望自己“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或许恰恰表明了庄子正处于忧世伤时的焦虑不安当中。庄子还曾说过“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的话,然而,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这些话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主流的是非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消解,而非明召大号的庄语正言。

   不管怎么说,庄子毕竟没有完全隐遁,没有销声匿迹,因为他有所牵挂,正所谓“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天运》)。清人王先谦根据庄子的交遊情况及《庄子》中的相关内容,指出庄子意犹存乎救世:“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是故君德天杀,轻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谀,严于亲而尊于君,愤浊世也[⑨]。”

   今天看来,王先谦所说的“意犹存乎求世”也好,“愤浊世”也罢,应当说都是传统士人的忧世之心和救世情怀在庄子身上的具体体现。庄子“蒿目而忧世之患”(《骈拇》),执着于其“独志”(《天地》),骨子里还是相当认真的。清人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⑩];鲁迅先生说“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11]李泽厚也说庄子“道是无情却有情,外表上讲了许多超越、冷酷的话,实际里却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恋和爱护”,“他似乎看透了生死,但终于没有舍弃和否定它”[12],都是知人之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庄子者,蒙人也”,唐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13]宋人乃殷商后裔,周武王分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宋,使管叔、蔡叔傅相之,以续殷祀。宋人的遗民意识和历史境遇,春秋战国理性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加之受到老子以及史官文化传统中反省精神的影响,使得庄子思想有着较为显著的“异端色彩”[14]。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便与这种异端色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周人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及伦理道德的怀疑与否定上。

   近人王国维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5]。殷商是一个以商部落为中心的方国联盟,商王并不是天下之主,他只是诸方国之长;至周,周天子则朝诸侯,分职授政,“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16],呈现出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周王完全拥有并牢牢控制天下的土地所有权,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关市、泽梁山林等都要征税。上自公侯大臣下至普通小吏,都把利禄视为周天子的赏赐。

   从文化形态上看,殷商时期巫文化盛行,统治者的行政很大程度上受到神意的支配,带有神治的色彩,“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统治者则“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18],以尊尊亲亲为特色的宗法伦理文化跃居主导地位,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到某种隶属关系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19],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名分、地位和角色,并有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形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等级制度与高效管制手段的社会[20]。春秋战国时代,底层民众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曾有过许多大规模的抗争,使得贵族领主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新兴的地主豪强倡言变革,他们用经济或政治的手段笼络人心,攫取了统治权力。尽管生产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并未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平等、安宁与富足的生活,讲究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仍然渗透于新的制度里,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等都未从根本上受到否定或重新估价,政权之更迭不过是以暴易暴,新的统治者还是那样的刚愎、顽固、冷酷、蛮横,士农工商在统治者眼中的意义仅在于“有用”[21],而非有尊严的“人”。郭沫若先生在论及庄子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说:“韩、赵、魏、齐都是新兴的国家,是由奴隶王国蜕化出来了的,然而毕竟怎样呢?新的法令成立了,私有权确实是神化了,而受了保障的只是新的统治阶级。……而下层的人民呢?在新的重重束缚里面,依然还是奴隶,而且是奴隶的奴隶。这种经过动荡之后的反省和失望,就是醅酿出庄子的厌世乃至愤世倾向的酵母。”[22]所言甚是。

   庄子主要生活在宋王偃的统治之下[23],自谓“处昏上乱相之间”(《山木》),《列御寇》篇里也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的话。庄子耳闻目睹了种种血腥、残暴、悲惨的景象,他说自己就好比“遊于羿之彀中”(《德充符》),即活动在羿的射程之内,随时都有性命之虞。他幻想能像“神人”“至人”那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而且“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逍遥遊》),“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这些当是庄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不能免于恐惧与匮乏的心理投射,他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种不怕震荡、淡定自若的人格。不过,庄子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而非神人,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社会历史及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

庄子认为“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一而不党”,指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尚未分化出不同的利益团体,也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天放”,指符合自然之道的身心自由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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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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