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从移植与融合到反思与重建: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2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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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1980年代中期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稀松化”的严重不足,但在其基本属性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欧美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尤其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一、缺失与移植:198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

   中国社会学虽然发端于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时期,但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是1920年代才开始的。从1920年代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从欧美留学并逐渐归国的社会学者虽然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从1952年到1979年间,中国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完全停滞状态。那些早年留学欧美的社会学者到1980年代仍然能够对恢复和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的已经微乎其微了。

   1979年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至此,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和重建。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又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费孝通教授任第一任所长。同年4月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设置社会学系,这是社会学在中国内地恢复和重建之后在大学中最早设置的一个社会学系。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

   然而,重建中国社会学却是一个艰难的创造过程。那些1949年以前回到中国并到1980年代初期仍然能够坚持工作的社会学者已屈指可数,但是,这些老一辈的社会学者仍然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各方奔走,培养人才,组建机构,做了大量开路和搭台的奠基工作。可以说,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建立和健全了社会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至199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成立了社会学会,部分大中城市也有了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社会科学院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等专业机构;有近50%的高等院校开设了有关社会学的课程,许多高等院校还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教研室。

   2.培养和训练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到1980年代末,中国已形成一支拥有1200多人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达200余人。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200名。[1] 这些社会学专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三大系统中,一是国家和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专业研究机构中;二是大学(包括党校系统和军事院校)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单位;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等实际工作部门的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部门。

   3.对国情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小城镇调查研究,雷洁琼指导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5城市家庭调查等,所获成果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在一些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调查中,也有许多社会学工作者参与,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实力。如从1988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百县市情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上千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工作者成为其中的主力或骨干。

   4.在引进并吸收欧美社会学先进方法和技术的同时,积极参考和借鉴欧美社会学理论,全面展开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学史和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时间不长,要逐步确立起自己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并与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不懈努力的过程。

   然而,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由于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十分有限,在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当时,中国社会学人普遍认为,我们向欧美社会学学习的主要是方法,至于理论没有什么好学的,因为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就足够用的了。[2] 即使仅有的所谓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多半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而展开的,其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既知之甚少,又不予涉足,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学界开始有意识引进并翻译出版了欧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著作,并对欧美社会学理论中的新思潮开始予以关注和介绍。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还正式创办了一个以专门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为主要目的的刊物——《国外社会学》(系由1983年创办的《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改名而来),这个刊物在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当代欧美社会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断27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迅速了解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此外,国内其他学术期刊也纷纷开辟社会学专栏,其中也发表了不少直接翻译过来的有关欧美社会学理论文章,尤其在介绍欧美分支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中,译文的数量已经超过一半,达到了55.3%。[3]

   同时,随着重建后从中国高等院校各社会学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士、硕士、博士为主干的新一代社会学者的诞生(他们目前正是中国内地社会学专业发展的新生中坚力量),到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不再满足于只停留在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简单介绍和学科教材的写作上了,而是开始试图以引进的欧美社会学理论为范本,做一些本土化的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阅读和理解,开始在中国的本土环境中做一些验证性工作,试图检视或验证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当然,这部分工作在1980年代末还十分有限,大部分研究本身也是在国外学者的帮助下才得以展开,这不能不说与整个中国社会学界十分有限的国际眼光有关。

   此外,在纯理论研究方面,受欧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启示,以专题研究和学术著作为突破口,中国社会学界开始了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例如,苏国勋的理论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新生的社会学者,在设计研究课题、组织理论研究、参与社会变革以及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与创新等方面都表现了长足的进展,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学理论界开始出现了一种反思的气氛,许多社会学者认识到,无论是从社会变革的需要,还是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切实提高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水平都成为当务之急。[4]

   当然,在198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被全面引进中国社会学界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1.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情况充斥于社会学界,大量缺乏社会学理论特征,类似于一般对策研究的成果的涌现,反映出学科观念的缺乏及研究者理论功底的不足,理论与实践事实上处于一种分割运行的状态。2.由于急功近利,加之片面理解欧美社会学的中国化,致使社会学理论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更缺乏深度。这一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偏离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一些自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实际上是缺乏社会学的学科根基的。3.把社会学当作万能标签的庸俗化倾向大量存在,[5] 似乎只要是涉及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就被包装成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检视就匆匆摆上了货价进行销售和批发。4.把社会学理论等同于社会理论,没有很好地为社会学理论划定大致的学科边界和理论范畴,其结果不仅给社会学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也给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困难。5.对许多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介绍或综述还缺乏系统性,尤其在翻译的论著上,由于缺乏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把握,产生了许多“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翻译,这在一个方面更加重了人们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理解上的困难。

  

   二、融合、反思与重建:199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原来恢复和重建初期的理论缺失和简单移植开始步入东西方融合、理论反思与重建的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使命直到现在也难以说完成了,但在对待欧美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确已明显不同于1980年代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对待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态度上多了更多的反思与重建的意味,即使同样是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文章,不仅在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较1980年代大为改观,而且在理论介绍的前沿性和动态性方面也比以前更能突出时代感了,吉登斯、福柯、布迪厄、鲍曼、亚历山大等一大批欧美社会学理论家被纷纷介绍到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1990年代以来,各种标有“主义”与“学说”的欧美社会学理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终结”与“转向”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狂欢化”的盛况,这种盛况不仅很快影响到了处于贫血状态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甚至令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眼花缭乱。但是这种局面到1990年代末就似乎越来越不那么令人乐观了。许多在1980年代对社会学理论的新观念趋之若鹜的人,已开始感到了厌倦。可以说,1990年代以后,作为新生的中坚力量,中国新一代社会学者的态度更趋理性。他们在时代和社会学自身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新的更高的理论追求,尤其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开始注重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强调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积累性和传承性,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兴趣不仅有回升的兆头,而且势头甚为强劲,有些学者甚至直接提出了重建欧美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呼声。还有一些学者还通过对欧美古典社会学家理论观点的考察,不断追问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学科定位和理论使命,期待以此来重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这是欧美社会学在传入中国10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界所做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思,也是中国社会学把自身放在社会学的整个学术发展链条中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应当说这是中国社会学经历重建后20年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6]

我们知道,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现代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深深打上了欧美社会与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在其基本概念、假设、范畴和命题上,还是在其知识体系、理论模式和操作方法上都带有浓厚的欧美理论的特色。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后来者”,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摆脱欧美160多年来建立起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和学科范畴,建构一种完全“另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如果这样就无法与属于同一学科的欧美社会学进行基本的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建立在欧美社会土壤上的欧美社会学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社会学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多样性本质与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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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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