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林茂:知识分子: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 —— 基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话语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0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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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进入专栏)   林茂  

摘  要:人文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剖析自我,对“镜中我”以及人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在既有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活动以及群体内部系统不断批判与反思,从微观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变迁在知识再生产领域的投影。从方法论上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定义总是存在着价值预设,且这一预设所带来的自我评价总存在误区。在人类社会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不断发展,其自我命名的具体含义也有所改变。在同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次级群体。群体内部的自我命名所指涉的含义仍有所不同。

关键词:知识分子 话语权 现代性 知识再生产

作者文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 200241);林茂,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联合培养双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苏无锡 214122)。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七期。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代名词盛行于法国19世纪“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e Dreyfus)。为此引发的思想大论战促使雷蒙·阿隆写出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从来源上看,认为德雷福斯无罪的作家、思想家、记者、律师等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不能因德雷福斯的犹太出身而认定其有罪。持相反意见的思想家群体,则从理想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反击,认为德雷福斯的判决符合法国国情。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和分类都与“哪一人群被允许参加制定知识分子的定义密切相关”。

在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则是从阶级和阶层的角度出发,运用政治学的视角,将知识分子群体与国家权力相联系。作为一种权力的知识,其背后的权力往往以话语和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是二元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在知识领域,这一权力网络内部的分层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在知识领域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权力网络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第二,知识权力在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角色。这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公共性与专业性的冲突和融合导致其身份认同发生转变,如从“专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学者内部的科层体制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知识场域内部,“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越具有独立性,越倾向于维持和增加场域内资本。而那些愿意并能够将自己的知识产出投向社会化大市场的生产者,则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传媒等)合作,并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但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污名化现象来看,“污名化所揭示的正是公众意识的觉醒及其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作价值冲突的判断,其本质原因在于将知识分子群体从普通民众中剥离出来进行审视,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考模式,无异于知识分子自造的囚笼。

实际上,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问题暂时搁置,这看似冲突的两种人格普遍存在于各个群体中。知识分子群体“出世”和“入世”的选择冲突更为激烈的原因在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从知识分子所处的中间位置出发,其在向上和向下的取向上也存在着理性的选择。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不仅具有选择理论所揭露的计算和衡量特征,还存在情感性的、文化性的价值取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文化资本内部,仍然存在分化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即使读书人建构了学术社会,但其在现代社会所处的位置依然是一个‘依附性阶层’,其通过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只是打通了通往上层的管道,而代价却是其沟通社会的桥梁被根本瓦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层,作为整体社会分层的一部分,反映了社会分层内部存在的矛盾,即古典权力政治理论中让渡权力建构权威的矛盾。知识赋予知识分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领域的“依附性”有所改观。这一改变,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阶层脱离于普通民众,另一方面也为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阶层提供了条件。这一观点在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体现,傅斯年在比较了中欧知识分子群体后认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独立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存在于不同的职业当中,与中国的“士”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士”人精神本身的依附性人格,无论在向上或向下的道路上,都表现突出。

“犬儒主义”或许是布迪厄所提倡的文化资本积累的典范,然而持批判“话语”改变世界的布迪厄并未清楚地解释从“学术场”到“新闻场”的转变对知识分子本身角色的影响。知识分子角色的批判性与公共性,是否政治动员中“意见领袖”的必备特征,是否构成了“没有权利的、沉默的大多数”对特权阶层的挑战,实际上,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对维护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角色却具有先天的缺陷。且不说批判性话语权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危机,就“公共知识分子神话”本身来说,“其最大危害在于刻意强化了知识精英公共言说者形象,这一精英意识,从根基处削弱了公共性”。这一问题深入权力关系研究的核心,不仅是知识圈层内部的权力关系,更涉及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学术领域到互联网空间,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许单从归纳法的角度加以研究已经不够。而用分析社会学的框架研究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作为结果(因变量),而不是原因(自变量)来定义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或许是对这一群体进行角色研究的新路径。


二、“知识分子”的产生:话语与被割裂的历史


“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来源于思想运动,兴盛于社会运动。自法国启蒙运动开始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术界和社会公共领域大量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主要指涉与知识、真理等人类理性思维活动产物有关的思想者与行动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对这一术语的描述更多地集中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知识分子研究思潮与社会学理论研究重心与美国回归欧洲紧密相关,实际上欧洲大陆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一直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者重要的情感支撑。知识分子更像一面旗帜,号召知识界回归经典传统。这一创造本身就注定了从成员构成上说,知识分子群体是“模糊而不确定的群体,具有结构松散的特征”。

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义涉及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与思想论战。对自称“真理继承人”和“社会良心”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认定,在知识界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则充满争斗与矛盾。“虽然‘知识分子’一词被广泛当作思想家或文学的共同体来使用,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也早已散布于各自独立的专业领域中,但其承载了启蒙运动以来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集体记忆与传统,体现了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的三者统一。”

(一)词源学的意义:技术与人文的碰撞

在欧洲大陆及英国等拉丁语、日耳曼语为基础的国家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根intellect,主要是指智力与才华。智力可以是总体性意义上所具有的系统知识的综合,也可以指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具有碎片化的优于一般的经验与信息。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指思考形而上哲学问题的人,也指那些从事形而下具体自然科学和专业技能的人。在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传统中,现行较常用的2个英文单词皆可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第一,intelligentsia;第二,intellectual。其中intelligentsia来自东欧,以俄国和波兰为主。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

intelligentsia最早是俄国作家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指向特定的在19世纪初期留学西欧的俄国青年。这一群体特征在于,来自社会上层贵族阶级,且对当时社会反思和批判。在人数构成上,由有专业知识的人群(如教师、律师等)构成。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追随上层贵族的喜乐,但在社会变迁的动力上,号召乡村青年革命。 intelligentsia常见的其他来源是波兰,在19世纪中叶被用来描绘具有一致文化认同的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独有的教育体系,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都与众不同。这一阶层成员主要由城市贵族所构成,但这一部分贵族仍然拥有土地,不同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对这一群体的定义,欧洲知识界内部充满争议。20世纪90年代末,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法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来自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多位学者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与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不具备可比性,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法文中的intellectuel“专指在专业理论领域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intelligentsia与intellectuals这两个词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在现代英语中,intellectual所对应的是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用来指代知识阶层”。

针对知识分子的两个来源,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Alvin Gouldner)曾分析指出,俄国出现的“知识分子”应该来自单词intelligenty,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接受过优质的学校教育;二是自我人格完整,具有批判精神。Intelligentsia侧重于形容技术领域,intellectual侧重于人文领域,而intelligenty则是知识精英的统称。对目前欧洲大陆而言,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把intellectuel指代具有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因此,“绝大部分当代法国学者都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广泛使用应归因于德雷福斯派”。

可见,“知识分子”起源于欧洲大陆,经俄国传入日本。但由于俄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具备强烈的政治色彩与阶级色彩,传入日本后,在日语中用“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指代。由日本传入中国以后,与同为日文借词的“分子”相结合,指代某一群体中的个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广下,在中共文献中第一次发现对应的中文翻译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文“分子”一词本身,在党派发展中尤为重要,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经过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知识阶级分子”逐渐删减为“知识分子”。在统计学意义上,知识分子作为统计术语,则是指“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脑力劳动者”。因此,中国学术界对“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

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综观对知识分子的研究都逐渐摒弃知识分子的阶级含义。较少有人采用“知识阶级” (intelligentsia),而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从“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到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不仅仅是学术界为研究所需的主动选择,更隐含了知识分子领域权力支配关系出现重大的改变:一是其代指的仍是“群体”,保留了知识者的阶级属性,具有集体主义和总体化力量的特征;二是其指称“个体”,使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利用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社会角色对个体进行分类。

全球化趋势中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倾向于去除意识形态色彩,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战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从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出发,运用惯常的二分法原则,常将这一群体分为“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放置于横向的社会现实与纵向的历史发展中来比较,知识分子在中国不构成阶级,因此不适合用知识阶级进行分析。在考察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或知识分子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上,知识分子从主观上来说排斥阶级的规训,但从客观上来说知识分子要实现自身价值却不得不与阶级联盟。个体的知识分子与阶级联盟,在社会变迁中可能成为推动性力量。知识分子融入阶级当中,成为“有瑕疵的同一阶级(flawed universal class),但无论他们宣称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他们同时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

(二)知识分子研究的分野:主体性特征与客体特征的对立

定义“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横向的国际视野出发,也非常有必要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出发。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所有与知识、经验相联系的社会群体,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影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劳动分工的细化,知识分子的主体由不同生产、生活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工程师、医生、艺术家、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理论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有以下三种范式:“本质论、阶层论与场域论。”知识分子研究经历了“本质论”转向“阶层论”再到“场域论”,三者并存的局面作为过渡阶段常可在知识分子既有研究中发现。首先,以文化社会学代表,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与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都将阶级作为分析这一群体的工具;其次,以布迪厄为首的场域论将知识分子研究从宏观的社会系统(阶级)转向中观的系统内部(场域)。最后,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排除典型的劳资阶级矛盾,去除阶级视角改从职业角色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由单一角色转向职业角色集的探究。

““知识分子”一词,从定义的方法来看,是知识群体的自我命名与自我定义。此种定义的特点在于,具有某种自我精英化的诉求与自我认知期待。从具体的社会事实出发,这一期待掩盖了利益关系与权力诉求,仅仅只表现为群体对所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社会身份的具体化。这一定义存在着“致命的自负”,知识分子通过命名将自我看作是社会总体性价值的代言人与社会精英。以此为前提,“精英主义论”典型的特征在于创造自我与他者对立和区隔的空间,界限内部表明了我是谁,界限以外则划分谁不属于“我”。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核心就在于宣告自身区别于其他群体而存在。定义本身源自对理想化的特定身份的确立,内涵的确定性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这种定义方式仅表现为“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期望的社会地位或既定社会结构的强化”。实际上,在共同的社会身份条件下,其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不同于其他以利益关系或权力关系为主体的结构系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以一种柔性的、情感性的有机团结的方式组成共同体。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基于某种一致的行动目标呈现统一性,与专业领域中各自的差异性,对立统一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上述研究范式最主要特征在于采用质性研究的逻辑给予定性和分类。从人本主义出发,将“公共性”“创造性”以及“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感”等主体性特征作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依据。从群体特性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研究范式,仍然集中于强调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义属性,具体表现为从社会空间与公共性的角度认为知识分子是 “社会的良心与真理的追随者”,是“自由的漂浮者”。在逐渐摒弃阶级观的思潮中,反复追问知识分子与阶级的关系,提倡“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在现代性思潮中,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出发的定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语境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并没有明显的分野,依据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现代性)的重视程度,知识分子的自我命名与定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源自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传统,将真理、道德和时代趣味的争论作为定义知识分子的关键。第二,“现代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依据其实践活动空间的不同落实到不同场域。从场域内部的分化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的或历史的任意性的产物”。第三,“非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限制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聚焦知识分子角色“存在于他们的专业化而不是普遍意识之中”,否认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强调。

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史,有别于西方对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关系的认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定义与古代“士人”群体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有学者提出西方知识分子的外在超越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内向型超越的理论,认为传统中国士人群体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程度不同。“学而优则仕,所带来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员的角色冲突,依附皇权与保持自我独立一直以来是中国读书人的难以解开的结。”因此,从西方与中国传统思想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直缺少独立性。

其次,除侧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现代性/公共性)以外,从知识分子与其实践活动作用客体的关系出发分析知识分子现象,另辟蹊径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实践客体,通常意义下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知识的载体——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具备抽象性和象征意义,依据知识分子对符号系统的运用能力的高低,将知识分子分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与“狭义的知识分子”。其中“狭义的知识分子”又二分为技术专家和圣贤。前者为实用知识的创造者,后者为非实用宏观文化秩序提供指导。更为具体的分析来看,符号系统本身具有不同的类型,从而揭示狭义知识分子内部进一步分为使用特殊符号系统的知识分子。如文学家、计算机专家、化学家等,构成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化与再定义

综合上述理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面对转型期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能从单一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出发,而是应当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将行动的背景、意义与行动者本身相联系。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公共性主体特征,其实践行动客体的特征(符号系统的抽象性),以及实践行动的背景(场域)都应当成为分析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文中所述“知识分子是在知识场域,具备使用抽象符号系统能力,并以话语权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对人类社会总体命运抱有强烈关怀与热情的一群人”。

这一定义具备两个维度:第一,知识分子群体的行动目标与人类总体价值(真理、美德)等高度相关,并使用其独特的话语权“发声”;第二,知识分子个体在职业分工上分属于不同专业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不具备正式的结构化管理运行的规则。但知识分子群体在对知识的创造和人类理性的发现上,具备强烈的创造力与独立性,并运用抽象符号系统及其象征意义将知识为实际生活所用。依据知识分子与其作用的符号系统的关系,笔者对知识分子内部进行分类:创造性知识分子、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

针对知识分子与其实践活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绵延至今,经历了数次社会变迁。依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可以看到,从原始社会到当代社会,在知识的掌握和传承过程中,具体的符号载体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符号语言不断被创制出来,知识分子群体分属不同的专业领域也具备日益完备的专业技能等级体系,符号系统的传播工具,也从最初的龟甲、兽皮,纸墨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各种软件系统。面对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场域内部也经历了结构重组与流动。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符号系统的关系,笔者提炼出知识分子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如图1所示:第一,创造性知识分子居于同心圆的核心,以专业领域内的专家、教授为主;第二,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居于同心圆的中间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储备上有所下降,以编辑、记者等行业分工人员为主;第三,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以一般行政人员与脑力工作者为主。


三、知识分子的存在:符号、话语与话语权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这一抽象定义,基于知识分子本身与符号系统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直接的话语权表现。知识分子的发声表明其思想,从而体现其所拥有的社会角色。话语,不再是静态的书面记录。话语呈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互动,在这一动态的实践活动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被塑造和改变,折射出宏观层面社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发展与变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是解蔽真理的通道”。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所暗含的知识权力。话语符号在知识分子社会实践中行驶其背后所拥有的象征权力,并与其他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成为转型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助推力。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本身来说,话语权的实现却是一把双刃剑。话语权与知识分子思想存在已久,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却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牺牲品。批判性的话语权,宣告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诞生。但知识分子话语权与其他力量的斗争,却是现代性的危机的重要表征,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消亡。这一互相依附的矛盾关系体现在社会现实中则是“知识分子批判市场的存在,但知识分子却以市场的逻辑分析自身场域的知识再生产;知识分子反对权力,却以权力结构为框架分析自身场域的等级制度。这一矛盾表明知识领域本身独有运作逻辑与规则已被打破,知识分子角色的独立性受到破坏,远不如古德纳所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对比历史,要理解知识分子的产生以及内部权力结构分层,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批判性,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通过《我控诉》一文,用文字这一符号系统,解蔽真理,使其外显。但话语权既是强调其存在的工具也是剥夺其存在的工具。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所行使的话语权,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与强制性权力的碰撞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流动,都促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左拉成为了知识分子圈的“局外人”。话语权的实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知识的力量”(the power of knowledge);第二,“言说这一实践行动所产生的力量”(the power of discourse);第三,在应然性的层面,“言说的权利”(the right of speaking)。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实现,就在于同时作用于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利,由此而产生话语的实际效力方可称之为话语权的实现。话语权作用于知识场域的结构分层,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分类的依据。

知识分子共同体通常自发形成,由核心知识分子引导,以同心圆的方式,从内到外扩展形成一个网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左拉为首的创造性知识分子为核心,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发表文章的方式,实现知识分子独有的话语权。传播中的话语,吸引更多领域的智识者自发组成松散的联合体。群体内部高度的异质性与知识产品的抽象性,使得知识分子领域难以具备明确的系统规则用以维系和管理这一共同体。场域内,各圈层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权力结构分层的特征。以核心知识分子与中间圈层知识分子之间对文化资本的争夺为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不同知识分子次级群体对话语权的应用不同,且知识分子角色也分化为不同的角色集。就前面笔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看,三种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一)创造性知识分子的主导型角色的强化与消解

“创造性知识分子”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在场域内发挥引导角色,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与控制。但就话语权的实现来看,创造性知识分子通常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话语霸权),从而获得场域内绝对权威,并以此压制其他知识分子,加剧其垄断和独霸的地位。但相对于场域外,创造性知识分子利用场域内资源进行资本扩张,配合其在公共空间(场域外)话语权的行驶,通常情况下将对场域内文化资本的积累带来干扰,降低专业认同,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因此,话语权的实现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损害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还可能违背知识场域内部专业性的要求,成为阻碍场域内知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因素之一。

以左拉为代表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创制了文章《我控诉》,为德雷福斯辩护,创造性知识分子的受众主要为场域内部或社会上层系统,以左拉与国会副议长的关联为例;但创造性知识分子通过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的帮助,也在社会公共领域收获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但其在文学场域的专业性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却不断减少。由于其对德雷福斯事件的重视,导致左拉专业作家的身份为人所质疑。如反对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认为,左拉作为作家对待道德立场的方式是道德主义的,而不是历史学或心理学的。正是因为创造性知识分子的争论从知识领域迁移到公共问题领域,知识分子角色才成为社会中心议题在法国历史上占据一席,引导整个社会思考政治忠诚与政治秩序。创造性知识分子内部也面临不断分化,成为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除上述所分析,流动进入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群体,面向公共空间进行言说以外,这类知识分子本身对人类总体性价值的认定存在差异,导致同心圆内部分裂成不同的核心。在这一部分人当中,其情形正如雅各比所说,“公共知识分子已死,剩下的是日渐分化的专家集团与媒体人”。

(二)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的附庸角色与超越

“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相对于创造性知识分子,其场域内文化资本较少,来自内源性的对获取话语权的支持不足。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实施,主要依赖于创造性知识分子的协调与交换。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在知识再生产方面的先天不足,难以摆脱对创造性知识分子半依附半独立的状态。同时,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因受社会其他力量的牵引,较易转向社会公共空间,从而复制场域内权力逻辑,试图获取公共空间话语权。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将行动目标与话语权的争夺转向社会公共空间,面向普通民众。德雷福斯派中左拉的追随者,与左拉相比,“拥有较少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但在传播左拉关于真理与正义的思想方面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知识分子个体来说,“创造性知识分子”与“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在权力结构中,“文化的创造者”(the creators of culture)占据知识分子场域内统治地位,但在社会公共领域常常处于从属地位,与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相比,后者成为“文化的掌控者”(the curators of culture)。“掌控”一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这一群体在社会公共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创造性知识分子”与“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不仅仅是简单的涉及场域内或场域外话语权的争夺,还涉及场域内与场域外话语权的转换。正因如此,“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才可能实现对自身场域内角色的超越。在多数情况下,文化的创造者与掌管者相互独立,分属于场域内不同的圈层,对资本的争夺使得二者之间角色隔离。左拉是文化的创造者,相对于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由于其处于知识场域的最里层,较难获得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因此创造性知识分子通常依附传播性知识分子,通过与传播性知识分子的互动和权力转换获得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在方向和时间先后顺序上,知识分子领域通常发生的是由内向外进行角色兼并。即左拉专业作家的角色融合公共知识分子,集两种社会身份于一身。

(三)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的追随角色与消失

“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处于知识场域与社会公共场域的边界地带,这一位置结构通过外向型发展,有利于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抢占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但这一群体受制于有限的文化资本与符号使用能力,相比于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向内发展,获取场域内部话语权成为创造性知识分子的可能性较小。以德雷福斯派的拉扎尔与克列孟梭为例,相比于知识分子,大众接纳程度更高的是他们的职业身份——记者与报社编辑。这一现象,即使在当代知识分子场域内,仍然难以产生“经由相同的教育经历与生产资本的共同关系所形成的新阶级”。尽管他们具有相似的批判性的话语体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一人文知识分子场域内,也没有产生这样的新阶级。这一群体始终追随创造性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总体价值的认定,但由于其与社会公共领域的紧密联系,且距离创造性知识分子的核心圈层较远,也导致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容易被抛出知识分子场域以外。这一部分群体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行动主体本身,同时这一群体也以媒体受众的身份出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提供社会关注;专业话语包含的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结合,促成这一类知识分子由内向外流动。

因此,话语权塑造知识分子角色,不仅包含正向的强化,也包含副向的削弱。分析这一群体的社会角色,应当考虑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景模式,分为知识场域内与知识场域外(社会公共领域)两个部分。在方向上,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由内向外。创造性知识分子角色兼并融合传播性知识分子角色,实现社会公共空间话语权;第二,由外向内。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转变为创造性知识分子。在强度上,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在转换的频度上最高和数量上最大。从位置结构来看,中间圈层处于内外圈层的过渡的必经之路,场域外(社会公共领域)入口是自由和开放的,进入成本较低,主要在于对“话语权利”的运用。知识场域对“话语权力”要求较高,门槛设置难度增大,因此难以进入。笔者在此文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摆脱了传统的单一性、平面化特征,强调知识分子立体的角色集(包含两种以上的角色),由支配角色和从属角色组成。

知识分子角色的理想模型,存在于话语的成功转换所带来的角色集的转化过程中。但社会事实中,话语的转换失败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消解与污名化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失败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看,首先表现为话语权不能突破场域内界限,无法扩大到社会领域影响公众;其次,社会公共领域权力斗争,使知识分子丧失对真理的绝对权威,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当代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偏离知识分子传统,不再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与社会良知。


四、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未来


“知识分子”的定义与社会角色的建构,在社会转型的整体意义上,不仅面临与其他社会群体相似的现代性危机,还面临知识分子基于“理想模型”的自我精英化命名而产生的“那西瑟斯”(Narcissus)情结所导致的自我认知的危机。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实证研究集中于知识分子角色消失的研究。此类研究受现代性思潮与后现代思潮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影响,植根于现代性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对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面对被现代化和专业化不断解构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的怀疑不断增长。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群体衰落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学界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多样性及其分化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本文撰写的目的,不仅在于阐述某一领域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或“公共性的知识分子”抑或“批判性的特殊知识分子”,而是致力于宏观的系统分析框架,从知识分子与话语权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以话语为载体,对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类型的次级角色类型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一角色集内部的分化与异质性。遗憾的是,虽然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公共性衰落趋势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达到了顶峰,知识界强烈渴求知识分子公共精神的复归,却无法系统地对这一群体本身进行定义和分类。

这种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渴求,与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对人性及人本主义的讨论与复归期待有关。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学界对自我本身(知识分子)研究与宏观的社会现代性紧密相联。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来临,促使欧美二战以后知识界对前现代文明的渴求与复归。作为一种镜像与追求的标杆,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探寻,对社会发展的辩论和思考,几乎从诞生之初就成了知识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前,知识分子研究在数量上不断增长,而笔者只是从话语这一符号系统出发来考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话语权的使用情况,从而达成对知识分子类型的重新划分和再定义。

就人文学科而言,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话语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的实现,话语所蕴含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社会的抽象性,决定了专业性越强的话语越难以进行日常化演绎和传播。场域内的创造性增加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价值,但在特定情况下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实现,另一方面,场域内话语权“转换”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后,其话语所具有的权力不断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冲击。

在古典“哲学王”时代,这一转换过程是不存在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春秋时期的孔子直接面对民众且述而不作。笔者所指的场域划分,以及话语权的“转换”都是现代化的后果,话语权从学术场域走向社会公共空间,再回归学术场域。即使有些学者自身知识体系实现了顺利转换,但在面对社会公共空间时却必须承受更大的挑战,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国家权力与全球化等各种势力都将成为竞争者抢夺民众的关注力。在博弈过程中,部分民众改变或者放弃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知识分子受众的消失是否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失语甚至消亡?新世纪以降,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建立创造性的话语权?对此,米尔斯曾提出,“所有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只有从行动和实践出发,不断去驳斥、‘揭穿’(unmasking)或使用‘另类版本’(alternative versions)才能尝试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和保持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特性”。而究竟应该怎样利用创造性的话语权去维护知识分子角色,在德雷福斯事件后的一百年中,米尔斯和布迪厄都没有给出答案。未来,传统“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这个时代还需要“知识分子”吗?这些问题都可能充满着争议。

〔本文为2017年度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201701070005E0004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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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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